首先应该感谢拍商业片出身，顺着时代东风功成名就的导演，没有用一个“好人终有好报”的套路，作虚假善意的包装，关怀那些在社会变迁中失意落寞，逐渐失掉话语权的人。
以及原著作者兼此片的编剧严歌苓，没有丢失水准，造出一堆在道德上是非对错昭然若揭的扁平人物。
这部电影里展示的人性，亦没有大善大恶。
如果一定要按世俗标准的三六九等，评判每个角色“混得怎么样”，确实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秉持精致利己信念的人，会更庆幸自己的精心算计，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家长，会动情地写下《孩子，我真的不要你太乖》……
我在观影时，身后的老阿姨就在教育晚辈：“你看，所以说选择很重要。”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特殊时代的尾声，西南某文工团。
男主角刘峰，是文工团大红人：“学雷锋标兵”：他愿意揽下别人不愿意干的活，耐心热情地帮所有人。
在那个习惯用集体意志，去打压个体诉求的年代，拥有这样的名头是极大的荣耀。
他的好，无私且平等，还可以仗义地挺身而出，挽救何小萍被集体公开践踏的尊严。
这种我们现在所不能理解，觉得“可笑虚伪”的老好人，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他们压抑内心需求，强迫自己内心纯粹，响应时代“伟光大”的要求。
从另一个角度看，迎合讨好所有人、极度认真地遵循所有规则、也是底层出身，没有背景的刘峰们，找到自己在群体、在时代位置的一种方式。
女主之一何小萍，生父成分不好，被发配到边疆劳改，这导致她对自己出身自卑。
跟着母亲改嫁后，她又在新家庭的夹缝中艰难成长。加入文工团之初，她以为这是光辉自主人生的新开端，充满希望又兴奋。
何小萍这种因为熬了很长久，而对未来过度期待，又不会像林丁丁一样“不动声色地掩饰向往”的女孩，在别人看来，有着不合群的怪异、可笑。
入文工团第一天，她就因为表现得“用力过猛”、因为身上汗味重，被当成集体的笑话，被排挤。
而大家看到的可笑，却是她拼尽全力为自己争取的未来。
因为出身成分不好、因成长环境、她习惯性地隐忍集体的对她的态度。
原著中说何小萍进文工团的复试，是铁了心拼了命去通过的：
“她一个前空翻没站稳，后脑勺直接砸在地上，疼得歪了脸站起来对着招生老师笑。”
集体会通过共同欺压一个弱者，展现出在别的活动中难以看到的凝聚力。
在集体主义至高无上的年代，这种零成本个人付出付出，又可以联络个体和集体感情的行为，把人性的一些天然劣质，发酵得淋漓尽致。
越战后截了一只手臂的刘峰，去精神病院看望何小萍，一个上过残酷战场生死都看轻的大男人，忍不住侧过脸垂泪。
那一刻刘峰的悲痛，是为何小萍的命运惋惜？还是经历生死无常和时代变迁后，开始感知到他们这样的人在历史，在时代洪流中，不过是卑微可怜的沧海一粟？
片中有悲剧色彩的画面太多。
何小萍内心一片情义深重的爱慕，只能对着一位将死的十六岁小战士倾诉。
她一直努力想跳正面人物A角，但最华彩的绽放，却是身穿病号服，在精神病院的草地上的独舞。
最被触动的，是在蒙自边境小车站的一幕：相约越战牺牲士兵扫完墓后，两人并排而坐。
人到中年的何小萍淡然地说出压抑在心里十几年的渴求，问刘峰：“你可以抱抱我吗？”
讽刺的是，年轻时的刘峰，正是因为一时冲动，拥抱了他爱慕已久的女独唱林丁丁，而彻底颠覆了自己命运。
同样的行为，有人视若珍宝，小心翼翼深藏许久，不敢轻易说出口。有人弃之如敝屐。
更讽刺的是，两个生活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一个曾经是群体中“人见人爱”的英雄，一个是群体中大家都公然歧视嘲笑的人，在群体中，实际都是孤独的，被排斥的。
大家认可好人，是因为他的好，成全了每个人的私心。
而好人刚展现出自己的一点私心，世界就给他最冷漠难看的脸色。
在某个气氛正好的晚上，刘峰表白爱慕已久的独唱演员林丁丁，并抱了她。
为了能和她在一起，刘峰曾经拱手把去军校进修升迁的机会让给别人，心甘情愿留在文工团当一个无足轻重的舞台后勤。
这种“笨拙淳良”，既不利于个人前途，又不能讨巧地作用在爱情上。这在世俗看来，叫做“痴情”、“傻”。
可是他暗恋的姑娘，是个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为求自保，主动告发他，让他从万众瞩目的高度，跌落成“流氓”。
林丁丁这种女孩，存在于每一个时代。她们对世事变更有着敏锐的感知力，会使出浑身解数和砝码，为自己盘算出最好的出路。
片中对林丁丁的很多细节，跟原著有出入。但于细节处，总是微妙地显示出，她有着主动拥抱新时代的精明与虚荣。
特殊时期，她相处的对象曾经是“张医生”、“吴干事”之类好出身，有技术的人。改革开放后，她的相亲对象是一个可以让她出国的华侨。她是片中第一个穿上鲜艳半透的乔其纱衬衫的女兵。她是一群女生中，第一个烫起头发的。在国外换新车后，会特地寄照片给旧友。
原著中这样写她：
“她和很多那时的女兵一样，梦想是和首长的儿子结婚……”
“选择男人，丁丁比我们所有女兵都成熟世故：她看他本人的本事，不看他老子的本事。那些做副司令副政委的老子们，即便有打天下的本事，儿子们大多也是华而不实的公子哥儿。”
刘峰被处分，下放到边境，离开文工团那天，只有何小萍来送别。
好人当久了，大家不仅享受他带来的好处，享受得心安理得，甚至理所当然地剥夺了他合理的个体需求。
因为出身平台限制、因为年轻而对人性判断不准确、因为特殊时期在他身上硬生生催长出的善良纯粹、让刘峰们变成时代剧变中，后知后觉的那一类人。
看这部电影，需要对特定的历史有一定认知，更需要敏感地对人性，曾经有过深入一些的思考和怀疑。
“一个从来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能珍惜善良。”
这是原著和电影中的“观察思考着”萧穗子的旁白。她是作者严歌苓本人的代入角色。她也是“和集体一起嘲笑弱者个体”的参与者。
严歌苓和冯小刚都生于1958年，成长于被禁锢的特殊年代，共同的文工团生活经历促成了他们的这次合作。
严歌苓亲身经历过中国社会三十年间，在物质、意识上的剧变。她早年和莫言、余华、迟子建曾是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同学。
九十年代初，严歌苓出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写作。她属于中国极少数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专业写作者。特殊的背景和文字能力，也让她被主流认可，是好莱坞编剧中少有的华人。
写《芳华》之初，严歌苓就表示，自己更愿意探究人性：“我一直在想，人群里对一个弱者的破坏欲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弱点，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现象，导致了四个女兵不同的命运。”
很多青春，都付出过，也被辜负过：萧穗子在知道陈灿车祸后，需要黄金做牙托，贡献出自己的金链子给他。这也没有改变军区副司令的儿子陈灿，最终还是选择和门当户对的，空军首长的女儿郝淑雯在一起。
陈灿最终没再吹小号。背景深厚、资源便捷的他，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
郝淑雯的出身，让她坦然承认自己的势利，在明知道萧穗子喜欢陈灿的情况下，有底气大方得体地告知闺蜜萧穗子，说：“我和陈灿在一起了，我们两家门当户对。”
《芳华》没拍周全的地方很多。
也许是因为男性视角，也许是因为篇幅限制，两个小时多的电影里，除了大致地慨叹大历史背景、社会变迁、个体人生轨迹、还是浪费了很多严歌苓文字中最擅长的，对人性、对感情体谅而细微的描绘。
如果你曾经看过严歌苓的作品，你就能感觉到电影中对人性的讲述，相比文字是多么浅表仓促，意犹未尽。
结尾因为真实，也多少是让人心酸的。错过机遇，还不小心犯过错的刘峰，需要一步步小心辛苦地在生存中挣扎维持温饱。
他终于笨拙地学会向时代妥协，送礼给扣押他货车的联防队长，低声下气地请求归还。
何小萍用自己一生的落寞，来回应刘峰的失意。比轰轰烈烈更触动人心的是：两个人在错过芳华后，能淡然知足地依偎相守着。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