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06

2019年5月6日,是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诞辰163周年,谨以本文纪念精神分析诞生之初的危险江湖和刀光剑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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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危险方法》中的三位主人公;荣格、萨宾娜、弗洛伊德(从左至右)

如果你是一位普通的读者或观众,我并不推荐你去看《危险方法》(A Dangerous Method,2011)女主角歇斯底里式的表演,夸张的面部表情,让人总是担心她的下巴会掉下来;流水账式的历史事件,场景像幻灯片一样突兀地切换,让人感觉好像是在听课而不是看电影;影片中几位角色之间的对话,时而带着浓厚的精神分析色彩,更让人觉得整个影片有点难以理解。也许片中有个别镜头让人眼前一亮(如果你看的是未删减的版本),而这恐怕也只是导演大卫·柯南伯格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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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影星凯拉·奈特莉饰演的萨宾娜·斯皮勒林

但是,我知道既然你看完了上面一段话,你一定不是一位普通的读者或观众——你是一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或者你是一位心理学的“死忠粉”,所以我建议你一定要看看这部“教科书式的”影片。要知道,这部影片的女主角是萨宾娜·斯皮勒林(Sabina Spielrein)——好吧,也许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不过,另外两位男主角的名字对于学心理学的同学们来说一定是如雷贯耳了,他们一个是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另一个是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

那么,这两男一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里的“危险方法”到底是指什么方法呢?虽然这部影片叫《危险方法》,但整部影片的表现手法还是略显平淡。正如英国《卫报》所评论的,这部影片“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整部电影中,根本没有表现出来什么叫做‘危险方法’;在关键时刻,危险总是先走一步,烟消云散”。因此,也有评论者说,这部电影是一次“柯南伯格的不危险尝试”。不过稍作留意,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见心理学的刀光剑影,嗅出其中暗藏的杀机。

02

1904年8月,苏黎世著名的布勒霍尔兹利精神病院接收了一位年轻的俄国女病人。她芳名萨宾娜,年纪十八九,症状不一般。萨宾娜的病例报告上写着:“她老是想着排便的事情;看到父亲的手就会性兴奋;受到指责时,会吐舌头或者发出怪笑、哭喊,摆出各种恐怖的姿势;她想象父亲用双手惩罚她,伴随着性兴奋,迅速转换成手淫。”提供这份报告的正是她的主治医生——年轻的荣格,他后来竟然爱上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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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萨宾娜被抬进布勒霍尔兹利精神病院

就在这一年12月,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医师协会做了一次演讲,他声称自己感到非常惊讶:有一名年轻的助理从他上司那里得到了一个命令,就对一名癔症患者施行了“精神分析”。实际上,这名年轻的助理就是暗指荣格(Jung),因为在德语中“年轻的”即是“jung”;而他上司指的是院长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先生。弗洛伊德的话语中透露出对别人随意使用他的技术感到些许不爽——此时,他与年轻的荣格还未曾谋面。

等荣格服兵役回来,萨宾娜正式成为他的“试验病例”,采用的方法正是弗洛伊德首创的谈话疗法。简单地说,就是搬一把椅子,坐在病人的身后,每隔一天花上一两个小时,跟病人谈话。这种疗法对萨宾娜来说似乎是有效的。翌年4月,她就注册成为苏黎世大学医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但她幼稚地将自己的地址写成精神病院,直到院长布洛伊勒写信证明她的资格才了事。6月,萨宾娜离开了医院,但她与荣格仍保持着私人的联系

1908年的夏天,荣格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决定向萨宾娜敞开心扉。双方在信件中相谈甚欢,交换着各自对心理学的见解,并且很快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然而,这终究是一场医生和病人、有妇之夫和无知少女之间的不伦之恋。业界关于丑闻的传言,荣格家出生的第一个男孩,萨宾娜母亲收到的匿名信,这些都让荣格医生不得不提早收场。可问题在于,荣格想要全身而退,萨宾娜已是真情难收。于是,萨宾娜不仅动了刀子攻击荣格,还动用了弗洛伊德,想让这位前辈来评评理。

对了,我们来看看荣格和弗洛伊德发展到了哪一步了

03

1907年3月,荣格携其夫人爱玛来到维也纳,他们拜访了弗洛伊德。荣格和弗洛伊德之前靠鸿雁传书,现在他们一见如故,尤其是荣格滔滔不绝。他们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里谈,在弗洛伊德家的餐桌上谈,在书房里边抽雪茄边喝咖啡边谈,一直谈了13个小时。不过,当晚荣格就梦见他和弗洛伊德一起散步,在梦中弗洛伊德看上去老态龙钟,身患病痛。弗洛伊德说,这是荣格无意识中想要罢黜他的愿望。尽管如此,伟大的友谊还是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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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和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大街上散步  

回到家后,荣格三周还没有去信,弗洛伊德已经坐立不安,担心自己给荣格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对荣格的依恋不断增长,不仅是思想上和职业上的,还包括情感上的。可以说,没有与荣格的灵魂交流,弗洛伊德的生活简直索然无味。同样,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敬仰也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他写道:“我每天都为你的思想财富欢欣鼓舞,依靠从你丰盛的餐桌上落下的面包屑过活。”荣格对弗洛伊德说一直想要他的一张照片,弗洛伊德当然答应了,然后他也向荣格索要了一张。

两人友谊的高潮出现在1908年2月,有一天弗洛伊德一改往日的称呼“同事”,而称他为“亲爱的朋友”。荣格欣喜若狂:“衷心感谢你用这样的称谓表达对我的信任。你给我的友情是我不配得到的礼物,收到这份礼物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高潮。任何溢美之词都无法表达我此时的感觉。让我以儿子对父亲的身份,而不是平等的身份,享有这份友情吧。保持这样的距离我觉得恰当而又自然。”于是,一个人找到了儿子和继承人,另一人找到了父亲——可父亲不是那么好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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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双方的年龄来看,这张照片是假的

话说1909年6月,绝望中的萨宾娜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道出了她和荣格之间的情感纠葛。可想而知,她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弗洛伊德立即向荣格询问:“这个人是谁?一个好事之人?一个喋喋不休者?还是一个妄想狂?”而荣格的回答更为精彩:“她是我的试验病例,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她有着知恩图报之心,怀有一种特别的情感……直到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友谊正在发生偏转,因此我和她决裂了。当然,她施展各种手段想要诱惑我,但我认为此举不合时宜。”

弗洛伊德被朋友的纯真所征服了。他回信安慰荣格,说他理解荣格受到的委屈,他还说自己也曾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几乎每次都是九死一生”。他深知荣格遇到的问题正是源于他所使用的精神分析疗法,反移情“将是我们精神分析师面临的永恒问题……而这些女人试图以各种可以想象到的完美心灵来迷惑我们,她们的诡计之多称得上是这个世界上的奇迹”。弗洛伊德早就对荣格说过:“这种事情早晚会发生,这就是我们的职业风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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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一开始给萨宾娜的回信让她伤心欲绝

事实证明,弗洛伊德才是最单纯的人。萨宾娜没那么容易放过荣格,她坚持让荣格向弗洛伊德说出真相。她手上有荣格的把柄——不仅是她和荣格之间的关系,还包括荣格对于神秘现象的嗜好。最后,荣格不得不照做。他写信告诉弗洛伊德:“对我来说,您就像我的父亲一般,我很不情愿向您坦白自己的不当行为。”同时,他还请求弗洛伊德给萨宾娜和她母亲写信道歉,这位“父亲”慷慨地答应了。他还告诉荣格,会在写给萨宾娜母亲的信中承认“比你更大的错误,可能是我一直都太偏你了吧”。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

事实上,在弗洛伊德与荣格决裂之后,萨宾娜仍然与荣格保持着联系,至少是专业上的交流。1913年5月,弗洛伊德在给萨宾娜的信中说道:“你之所以仍然深爱着荣格医生,是因为你没有表达出对他怀有的他应得的恨意。”

04

不过,弗洛伊德和荣格这对“父子”的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荣格从来消除他对性欲处于神经症中心地位的疑虑,而弗洛伊德也一直对荣格的神秘主义倾向耿耿于怀。

1907年3月初次拜访弗洛伊德,荣格的内心独白其实是这样的:“他的性理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他的言论并不能消除我的疑虑和怀疑。有时我试着提出我的异议,但每次他都会认为这是我缺少经验的缘故……我知道,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哲学角度,他的性理论对他自己都是极其重要的。”*

或许,弗洛伊德对性的关注正是他自己性压抑(或性障碍)的反作用——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在41岁就停止了性生活。

1909年3月,荣格第二次拜访弗洛伊德,当他们讨论到预言和超自然现象时,弗洛伊德认为这些问题毫无意义,而荣格完全无法控制住自己不进行尖锐的反驳。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荣格的横膈膜开始变得炙热,此时旁边的书柜发出一声爆响,荣格说:“瞧,这就是所谓催化的外显现象。”弗洛伊德认为这纯粹是胡扯八道,而荣格回答道:“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现在预言:过一会儿还会有一声爆响!”他话音刚落,书柜就又发出一声爆响。弗洛伊德完全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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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对于神秘现象的兴趣和研究,是他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分歧点之一。弗洛伊德认为荣格的神秘学不如他的性理论科学

两人关系的转折点出现在1909年夏美国之行的途中,这期间他们的矛盾更为戏剧化。8月20日,他们在德国的不来梅港口汇合(还有桑多尔·费伦齐),准备次日搭乘“乔治·华盛顿”号前往美国。用餐时,他们讨论起德国北部地区挖掘出来的史前遗迹。可是,一说起尸体,荣格就没完没了。这部分要归功于弗洛伊德,因为他怂恿荣格喝了一杯红酒。弗洛伊德认为荣格执迷于尸体,是因为无意识中希望他死去(这不是第一次了);而荣格当即予以否定,认为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只能做出这样的解释。弗洛伊德气坏了,一股热血冲上脑门,晕倒在地。*

1912年11月,在慕尼黑举办的小型精神分析会议上,弗洛伊德再次因为一场关于“弑父”的争论而晕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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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荣格、弗洛伊德一行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演讲,中间是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出现在归途中。长路漫漫,相当无聊。聊天之余,三个人就在甲板上分析各自的梦境。然而,弗洛伊德没有很好地遵守游戏规则,他说出了自己的一个梦,却拒绝对它进行自由联想,因为他觉得“不能拿自己的权威冒险”。荣格后来说道:“正是在那一刻,他真正失去了他的权威。那句话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它预示着我们的友谊开始走向终结。因为弗洛伊德将个人权威置于真理之上。”尽管他们乘坐的大船仍然平稳地航行在大海上,但是两人友谊的小船此刻在荣格的心头已经倾覆。*

在这次旅途中,荣格也做了一个关键的梦。他梦见一个带有地下室的两层楼房,地下室即象征着他后来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关于这个梦的自由联想,荣格也没有对弗洛伊德说出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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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相信荣格晚年所说的话,弗洛伊德的这个梦涉及了他和妻子以及小姨子之间的三角恋

美国之行归来,荣格对弗洛伊德不知不觉冷淡了许多。弗洛伊德没过几天就写信给荣格,说:“无论走到哪里,你的样子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可荣格过了将近一个月才回了信,他说:“有时我会涌起一阵对你的强烈思念,但也仅仅是有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两人的关系时好时坏。弗洛伊德继续将荣格当作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和接班人,极力推举他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首任主席(1910年上任);而荣格却决心要开辟一个新领域(包括了玄学和占星学),他援引尼采的话说:“如果一个人总是做一名学生,那将是对老师最坏的回报。”*

1911年5月,荣格写信告诉弗洛伊德不要为他担心,“我在这片无垠之地漫步,将满载人类心灵的知识而归。我必须让自己沉浸其中,以探究潜藏在无意识深渊之中的秘密。”

到1912年12月,荣格和弗洛伊德的通信已经充满了火药味。弗洛伊德谈到自己在慕尼黑会议上的昏厥,说“那是一种小小的神经症”。同时,弗洛伊德对荣格的情结进行了讽刺,说他已经“揭开了所有神秘问题的谜底”。荣格被刺伤了,他告诉弗洛伊德:“与您交往的过程中,我深受这点神经症的折磨……如果您能将遮蔽眼睛的屏障移除,我相信,您看待我作品的方式将会完全不同。”对,荣格的意思是,正因为弗洛伊德患有神经症,所以才无法欣赏他的作品。

此时,荣格也意识到他们正在防御性地“滥用”精神分析,使原本单纯的理论成了含沙射影的工具。事实上,威廉·詹姆斯三年前就评论过:精神分析对“象征主义”的依赖在方法论上是非常“危险的”。荣格指出了这种做法的不当。作为回应,弗洛伊德也提议“让我们每个人都尽量多关注自己身上而不是邻居身上的神经症”。然而,好景不长。荣格为了向弗洛伊德表达忠心,他想说:“即使是阿德勒的同路人,也不会将我看作他们的自己人。”* 可是,荣格将“他们的”(ihrigen)写成了“你们的”(Ihrigen)。

1911年,在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决裂后,弗洛伊德更加寄希望于荣格,期望这个瑞士人能够继承他的衣钵。

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尽管这是一个极为常见的笔误,弗洛伊德还是忍不住指出了它的存在:“您能毫无怒气地带着足够的‘客观性’看待这个笔误吗?”当然不能,荣格的回信简直充满了怒气:“您四处嗅着周围人们那些症状化的行为,以此迫使每个人的身份都降低到儿子和女儿的水平,让他们都面红耳赤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您仍高高在上,坐在父亲的宝座之上。”当初荣格心甘情愿做儿子,可如今,他已经无法忍受这位父亲了。

十余天之后,1913年1月3日,弗洛伊德进行了回击并做出了决定:“不需要因为自己有一点神经症就感到羞愧,这是我们精神分析师的一条惯例。但是,有的人自己行为表现很不正常,却一直大喊自己如何正常,这让我们怀疑他对自己的疾病缺乏认识。因此,我建议我们彻底断绝相互之间的私人关系吧。

荣格也下定了决心:“我同意您的建议,让我们断绝私人之间的关系吧。”他还引用了《汉姆雷特》中的一句话:“唯余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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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结尾,与弗洛伊德决裂、与萨宾娜分别之后,荣格坐在一张藤椅上,镜头由远及近,荣格看似进入了一种迷惘与沉思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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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荣格的内心并没有沉默,等待他的是一场腥风血雨,更确切地说是一次心灵危机。

荣格在自传中写道:“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之感。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失去了方向。我感到完全被悬在了半空中,原因是我此时尚未找到立足点。”1913年的秋天,一个可怕的幻象反复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在这个幻象中,他看见整个北欧被一片血海所淹没。1914年的春夏,他又做了一系列的梦,在这些梦中,他看见整个欧洲被一股北极的寒流所冻住。

荣格决定对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幽暗深处一探究竟。“川流不息的各种幻象蜂拥而至,我尽力保持冷静和不慌乱,并竭力寻找理解这些奇怪的事情的某种方法。”荣格探索无意识的方法后来被他称为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但当初也许是全凭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为了紧紧把握住这些幻觉,我经常想象是在走一段陡峻的下坡路。我甚至做过好几次努力,企图弄个水落石出。比如说,第一次探究到达了约1000英尺的深度,第二次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底深渊的边缘。”

所幸的是,荣格把这场灾难视为在自己身上进行的一项科学实验:一位精神病学家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崩溃,由此正好提供了可供研究的宝贵机会——他能够以第一手资料来研究这一完整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荣格像是一位孤胆英雄,他只身遁入心灵的冥府,却保持着完全的意识,记下所发生的一切——先是记在一本“黑皮书”中,后又转记在“红皮书”(即《红书》)中。荣格将他与潜意识交锋的那几年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在这些年中所有基本的东西都被决定了。”也就是说,后来他所做的只是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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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亨利·艾伦伯格(Henry Ellenberger)把1913年至1919年这段过渡期称作荣格的“创造性疾病”阶段。这种疾病倾向于在一段时间的强烈智识活动(比如寻求某种真理)之后发作,类似于一种神经症,或者在严重的情况下,类似于一种精神病。患病期间,个体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外界的力量,而更深刻地转向他自身。但疾病康复时,一个带着全新想法的全新个体就会腾空而出。* 换句话说,在经历这场危机之后,一个全新的荣格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学科——分析心理学也酝酿而成。荣格对自己的心灵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其目的或许正如他所言: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好人。

* 同样,弗洛伊德也经历过“创造性疾病”的阶段(1984—1900)。1897年他曾告诉弗利斯:“让我一直忙个不停的病人,其实就是我自己。”1900年《梦的解析》出版时,他在书的开头写道:“倘使我不能迫使天堂服从,至少我可以掀翻整个地狱。”

武侠电影里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后来学心理学时,老师们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学。闯荡心理学的江湖,你准备好了吗?

(本文节选自郑世彦著《看电影学心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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