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区》:黑暗毁灭的力量在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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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部片，我有种没来由的喜爱。无垠的荒漠并不适合人类生存，这里的生命，哪怕只是匆匆经过也会留下顽强的印迹，同时，其脆弱性也展露无遗，一起被展示的还有脆弱的人际关系，所谓的社会性在此变得极为淡薄。这样的环境好似一个拥有魔力的放大镜，现实不断被扭曲、放大，恬淡化为精彩、舒缓趋于紧张、平和中毁灭的力量在膨胀。宁浩的电影《无人区》讲诉了一个荒漠中发生的故事，故事从一个辩护律师的工作开始说起。

詹姆斯.米尔斯曾这样描绘一个辩护律师的工作：“他自己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为有罪者工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工作，这一制度的基础是一项有效而又矛盾的原则：为了保护无辜者，必须放掉有罪人。”徐峥扮演的律师在出场时即是为罪犯多布杰辩护，他是一位出色的律师，在工作中时刻与委托人站在一起是他所信守的最基本准则，大律师马丁.厄德曼早就理直气壮的指出：“我的工作与正义无关。”打赢了官司的律师名利双收不算稀奇的事情，它的急速膨胀外化为徐峥的飞扬跋扈，空旷宁静的蓝天黄沙之间塞满滚滚而来的名利欲望。这固然让人反感，却也无可厚非，因为法治社会原本就是鼓励人们追逐利欲的。各种传统文化，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对于人的利欲，主要采取抑制的态度。纯粹的精神领域也好，世俗的治理层面也罢，各种各样的禁锢与压制层出不穷。矛盾由此而生，渴望自由是人的天性，自由本质上是权利，可以说自由就是权利、权利就是自由，有权利做某事其实就是有自由做某事。衍生开来看，如果权力于人而言是自由，那么于物而言则是财产权，而财产权往往是以自由守护者的角色出现的，如果追逐自由是人的天性，追逐过程中外在的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谋取一定的财产权，由此不难理解，追求权利实际上是由人的利欲驱动的。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被鼓励追逐利欲（追不追逐是个人选择），矛盾和冲突必然层出不穷，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都会存在，法律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存在的治理手段。追逐利欲推动社会进步，而法治让人的欲望找到了可靠的边界，社会得以在稳定的秩序中运行。但是进入无人区以后，特别是徐峥准备焚尸开始，法律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文明也基本不存在，欲望失去了所有的约束。在欲望丝毫不加控制的世界里，秩序荡然无存，混乱不可避免，持续的混乱只能带来毁灭。所以，传闻中最初的版本让所有人都死掉只是按照正常逻辑走下去的结果，而为了公映补拍的结尾则极其糟糕。余男饰演的舞女一出场就表现出了较强的生存能力（虽然不少略显古怪的场景在暗示她的单纯），善于察言观色、富有应变之能，先是以为徐峥需要特殊服务而让他加钱，接着又以为他是警察而编造故事，随后她又编造了各种谎言。她熟稔各种规则，她精于生存之道。如果其他人都死了，唯独她活着，则与影片整体叙事的逻辑构成了潜在的剧烈冲突，法治与每个人都有关，在系统性的毁灭面前，无人可以幸免，没有人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无论你有多么熟悉规则。特别是有徐峥骑马去救她这样个人英雄主义的场景，更应该让她死掉，孤胆英雄在系统性的毁灭面前其实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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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无人区是法律的真空地带，而这里又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强者完全可以另起炉灶，自己建构出一套规则，以一些发乎内心的朴素观点作为规则运行的基础，是否能维持秩序的稳定呢？影片饶有兴致的探讨了这个问题。黄渤苏醒之后凭借握有手枪这样的武力优势，展开了一场针对自己故意伤害案的审理，他愤怒的质问发出了正义的呐喊，撞到人了为什么不抢救？不报警？却在生死未判的情况下拖入沙漠焚烧毁迹？身为律师的徐峥基本没得到什么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审判很快便有了结果，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处火烧立即执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没什么不合理。然而，凭借一些简单的愿望和方法无法达成正义，现实法律制度的运作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在司法判决的过程中，有三个要素是最为重要的：即规则、法官、事实。完善的法律规则是法治的首要条件，是经过各种利益充分博弈后妥协的结果，这个规则应该具有普适性，适用于任何一个人，而非对我有利就用，对我不利就不用。规则本身没有生命力，需要经过法官解释并在具体案件中运用方有存在的意义。最终法官根据规则来判断事实是否违法，为了保证这个程序是公正的，法官需要中立，即法官与控辩双方都不应该有利益关系并保证控辩双方获得平等而充分的对抗。唯有这些要素齐备方能保证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转，正义的冲动无法代替完善的法治，这个私人法庭与影片开头的法庭（即便有不规范之处）有云泥之别。简单的比较告诉我们，法治可能会放走坏人，但是没有法治，每个人都无法真正有效的保护自己。黄渤后来在仍然握有手枪的情况下，在转瞬疏忽之间即被傻子用锤子砸死，傻子自己很快又被多布杰用车撞死。

多布杰饰演的角色，因其利欲无限膨胀进而呈现出极端残暴、冷酷的骇人面目。这个人物的性格设计略显单薄，虽然在逻辑上没有大的问题--失控的欲望的确会让人变得疯狂，但这种变化应该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过程，对其内心的嬗变应有合理的展现。更何况，他的行为已经很难简单用为求财而犯罪来解释，求财至于为五十块钱就杀人吗？杀人的方法有很多，非要开车把人撞飞吗？这些行为已经呈现出一定的反社会特质，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往往用奇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看待世界，而支撑这套价值体系的是其独有的逻辑方式。换言之，如果一个罪犯总是以非常的方式犯罪，那么我们不得不以显示他独特逻辑的方法来感知他的深层的精神病态。这样的人物对社会的稳定永远是巨大的威胁，在法治社会或许对他还有一些约束，但这种约束有多大效果谁都不敢保证（袭击警车还是被判无罪），而在无人区，他剧烈的破坏性得到了最充分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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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的电影，自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安东尼奥尼提出的“不强调意义，同时也不取消意义”的辩证法在《无人区》中得到贯彻，由此影片得以脱离导演而获得能够独立与观众对话的生命力。因为故事的架构乃至电影艺术本身的限制，影片无法如卡夫卡的《审判》那般更深入的探讨法律制度内在的困境，对此，我们不应过度苛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