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日本NHK推出了一部名为《三和 人材市場～中国・日給1500円の若者たち～》（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的纪录片。纪录片瞄准的，就是鼎鼎大名的“三和大神”。之前在网络和杂志上零零碎碎看见过一些介绍“三和大神”的文章，但几乎都是碎片化的描述，很多都将“三和大神”塑造成了一种现代人文视野下的“奇观”。这其中，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刊载于《读库》17年第4期，杨中依写的《三和大神》，带有一点田野调查的味道。而NHK的这部纪录片，应该是首部针对“三和大神”的纪录片，不仅深入进“三和大神”们的生活，更抛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陷入这样的境地？
三和人才市场位于深圳郊外的龙华新区，距离市中心十公里。深圳有700万打工者，每年流入的青年打工者也有将近一百万人，三和人才市场事实上就是为这些打工者所服务的。或许不应该称之为服务，三和人才市场更像是打工者的集散地，这里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中转站，他们来到这里，经过简单的手续之后，让大巴把他们送往一个又一个工厂。每天，有将近七千人被送往位于龙华、宝安、龙岗，乃至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 在这些打工者中，有些人不堪工厂繁重的劳动，选择驻扎在三和人才市场附近，专门找那种工资日结的工作，“干一天玩三天”，不去想明天。吃饭吃4、5块钱的“挂逼面”，喝水喝1.5升2块钱的清蓝“大水”，这样就能满足一整天的生存需求。至于睡觉，大多选择在网吧上10块钱的通宵，或者去睡15块钱的通铺，实在没钱就睡大街。这样的人，在三和人才市场，有将近几万人，他们被统称为“三和大神”。
“三和大神”被广为人知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网络媒体的发达让“三和大神”们出现在了网友的视线中，就如前文所言，他们或许是有意无意地被塑造成了一种“奇观”，一种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边缘生存状态。可在被网络和媒体曝光之前，他们就不存在吗？当然不是，至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人大部分都将是现已废除的“收容遣散制度”的目标群体。现在的“三和大神”，至少不用担心在露宿街头之时因为没有证件而强制遣返甚至不明不白地失去生命。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形成围绕“三和人才市场”的无业无证人员集聚地。“三和大神”以90后为主力，几乎都是第二代打工者，他们的父母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追寻着父辈的轨迹来到大城市，却不知道前方究竟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深圳，100平米新建公寓的市场价约为500万元人民币，单间公寓的租金在3000元以上，即便在相对廉价的三和附近，租金也要1500以上。这些看起来规整的阿拉伯数字，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位来此寻梦的年轻人的双眼。“来了就是深圳人”，一句看起来十分温暖而又响亮的口号，钢铁丛林下原来暗藏着温情脉脉。可在深圳打拼了十八年的陈用发可能并不会这样想，在纪录片中，他对着镜头，斩钉截铁地说道：“深圳是别人的城市，不是我们的城市”。
陈用发在三和开了一间早餐店，开了八年。他的生活与“三和大神”们不一样，他是生活井然有序的底层务工者。尽管早些时候在工厂打工时因事故而失去右臂，但他仍然在深圳三和这个地方，扎下了不大不小的根。娶妻、生子，一切仿佛朝着预设的轨迹那样走着。但女儿的上学问题却让他瞬间明白，他扎下的根，脆弱地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将女儿留在深圳上学，意味着作为“第六类”人的他，很可能等不到女儿的义务教育学位，若如此，就要将女儿送到要价昂贵的私立学校。而将女儿送回老家上学，意味着几乎是在今后的人生中，他与妻子不能陪伴女儿长大，担心会在女儿心中留下创伤。但若放弃一切举家回乡，却也实在不能保证能够获得更好的谋生本领。这一切，让陈用发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
陈用发代表着那一类勤恳工作的普通人，只想守护家庭的一方风雨。深圳于他而言，并不相干，只是刨食之地。他自己也说，我就是过客。在与朋友交谈时，几乎从不讨论做不做深圳人的问题，对于“留下来”没有概念。即便是有，也是为了下一代。“为了孩子，可能想做深圳人”。
那么“三和大神”们，他们是如何定义自己的？或者说，深圳于他们而言，又是什么呢？
27岁的宋春江是一位新晋“大神”，来三和的时间并不长，可能只有一年多。但是在这个如同沼泽一般的环境中，宋春江陷落得非常快。据他介绍，他12年前就出来打工，毕业于一所技术中专，一毕业学校就把他们丢到了工厂。后来去了富士康，每天往苹果手机上打三千个螺丝，十几个小时都重复着机械的工作。在经过一波又一波的跳槽之后，终于在三和找到了归宿。“我去年还有一点斗志，今年是完全没有了，也没什么梦想了。”如宋春江所言，他打了十来年的工，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能干，充满着没来由的激情和渴望，但是在年复一年的工作中，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换来的都是原地踏步，怎么办，打一辈子螺丝吗？
宋春江肯定是焦虑的，如果不焦虑的话，他也就不会频繁跳槽。焦虑是不可能被打败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焦虑，或许，完全地放弃自己是战胜焦虑的偏方。他卖掉了自己的身份证，欠了几万网贷，比一无所有还要更加彻底，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最低限度地活着。
22岁的东东没有像宋春江沦陷得这么彻底，16岁来出来打工，一年前来的三和，一张笑嘻嘻的脸上似乎对什么都浑不在意。东东最开始也是在富士康打工，此后也是辗转多个工厂一路来到了三和。东东在借贷平台上借了几笔小额贷款，很多都花在了游戏上面。偶尔会做一下日结的工作，贯彻“干一天玩三天”的思想，一步步往“三和大神”的称号靠近。
东东与宋春江一样，都是留守儿童出身，在成长历程中，父母逐渐化为了一个符号，代表着远方，代表着城市。一方面，父母的缺位使得他们与父母之间并没有紧密的感情交往，家庭的概念是模糊的、残缺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无限渴望能去到父母那里，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让自己和父母分开。但是在长大之后，当自己终于能够无限接近父母所在地的时候，才发现，失去的就是永远失去了，上天不会再给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而且好像，这座城市，生活比想象中的要更加艰难。于是，他们背上行囊，去寻觅属于自己的未来。
25岁的陈勇并不是主动来到三和的，来自贵州山区的他，本来是一名在校大学生。陈勇就读的是一所位于贵阳的大专院校，一年学费要6000块钱。即便在第一年已经办理过助学贷款，但家境贫寒的他还是在大一的暑假来到深圳打工。据陈勇说，由于自己在外面打工，晚了一个月回学校，学校就把他的学籍开除了。陈勇家中还有三个姊妹，不想再浪费一年的时间重新考，于是就干脆回到深圳，继续打工。来没多久，陈勇的行囊就被盗走，流落到了三和。还没从失学的困境中爬出来，就掉进失业的泥潭，陈勇的运气，似乎太坏了点。
但这一切真的只与运气相关吗？或许是的。和菜头前些天在他的《写给小朋友：开学第一课》写道：“为什么要去上学？那是因为你足够幸运。即便你看到周围的家家户户都在送孩子上学，但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孩子并没有这种运气。他们会因为疾病，因为家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进入学校，有的人甚至因此终身都是文盲。所以，上学并不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也不是任何人到了7岁就可以去做的事情。”
说句非常不正确的话，以陈勇的条件，或许早就该失学了。可能是全家人尽力在撑，才将他撑到了大学，但是最终还是因为贫穷失学。与此同时，我们对留学生的各种奖助学金进一步提高，对亚非拉国家来华留学名额进一步开放。或许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国家大计与升斗小民怎么能一样同日而语呢？我不知道。正如我不知道陈勇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会作何表现，愤怒？错愕？不甘？迷茫？最终是不是会归于平静，从而理解万岁？我不知道。
陈勇在纪录片中耍了两套双节棍，硬腰硬马，非常扎实。youtube视频下有人评论说，他应该去横店，而不是待在深圳。是啊，陈勇确实有一副好身手，可以去做群演、做武替。但这一切，你知道，我知道，他可能不知道，没人跟他这么说过。但也有可能，他知道，但由于种种原因，去不了。也可能仅仅因为，他不想去。当然，这些都是猜测。陈勇是纪录片里这几个人中唯一坚定地表现出不想沉沦的人，可他只能提醒自己不要沉沦，更多的规划，他也无法再作出来。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可以预见将会愈演愈烈。在珠三角的工厂，几乎随时都在招工。比起第一代打工者而言，第二代打工者更加崇尚个人的自由，受不了日复一日的加班，受不了严苛的管理制度。因此，工厂里工人的流动性越来越来越强，这也致使工厂在有限的劳动力面前尽可能多地压榨其剩余价值。延长工时是一方面，还有很多简单粗暴的手段，例如拖欠工资、扭曲合同等，其实三和里很多“大神”都经历过类似的事件，但几乎都无从对抗，一边哀叹社会不公一边放逐自我。工厂之外，更有“黑中介”从中牟利，签订虚假的劳务合同，与资本方一起坑害打工者。而这，在三和人才市场也已经是屡见不鲜。
但是，“三和大神”之所以沦落到“三和大神”的地步，其自身也存在着问题。人性大多都是懒惰的，大部分人其实都想着不劳而获。“三和大神”也不外如是，只是他们想得更彻底一点。他们大都债务缠身，通过各种网络借贷平台得到的金钱迅速挥霍一空，有的拿来赌博，有的拿来充游戏。他们是一群真正“活在当下”的人，哪怕明天洪水滔天，只要我今天还在呼吸就行，任何“丧文化”在他们面前都称不上“丧”。
像三和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很容易滋生犯罪。确实，这个地方偷盗行为盛行，可能在外面睡一觉，身上的衣服都被人给扒了。但是在混乱的环境下面，却有着一股内在的秩序。这种秩序是那些对生活毫无奢望、对生存需求极低的“三和大神”们带来的。很多时候，犯罪是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但当一个人对利益的欲望降至冰点的时候，犯罪也就无从谈起了。由此看来，“三和大神”们很多还是老实人，看得出来他们对于直接触犯法律的事情还是很谨慎。只求一个人自由地得过且过，对他们而言，活着无非就是活着。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三和大神”就完全是“好人”，他们是复杂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复杂的人，简单的二元划分只能得出模糊的结果，且在大多数时候处处都存在着矛盾。他们是某种形式上的“游民无产者”，但并不纯粹，且可能极易转化成为“流氓无产者”。在此前，他们都是“工人阶级”，但也不纯粹，毋论说是“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结合体，也就是所谓的“农民工”。虽然现今再提阶级是过时了，但从“农民”到“工人”再到“三和大神”，其身份确实是经历过一定的转化的。他们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甚至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但这种身份的转向背后肯定蕴含着某种深层次的逻辑，等陷入到“三和大神”这个身份之后，这种逻辑是否还在发挥着作用我不知道，就像我也不知道他们明天究竟会是在哪里。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无论是在文章报道还是在纪录片中，“三和大神”总是以男性的面貌出现的，女性角色并不存在于“三和大神”的序列当中。这是否意味着，在同样的工作环境下，比如在单调沉闷的工厂中，女性比男性有着更强的忍受力，能够忍受资本的压榨和仅凭工作所能预见到的无望未来。所以才不至于频繁跳槽，到最后沦落到三和的地步。由此看来，女性打工者和男性打工者可能遵循着不同的工作思路和价值取向，女性更加倾向于稳定的工作环境和薪资水平，男性倾向于不断追求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和更高的工资回报，当条件一次又一次得不到满足时，男性打工者在靠近三和的过程中被同化吸收，至少能够做自己身体的主宰，哪怕“干一天玩三天”。
因此，女性在“三和大神”中的“缺位”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
“三和大神”群体是一种自发形成的亚文化群体，只有的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才能形成这样规模的人群，他们享有同一套行为模式和生存理念。“三和大神”这么一种带有强烈边缘性与实验性的人群，在以前没有出现，在以后可能也很难再现。其背后埋藏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呼应，是二代打工者的当代困境，是资本力量的傲慢，是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凸显。在早些年间，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是个热点，在研究中，大家都注意到了留守儿童的存在，也对留守儿童的未来表示隐隐的担心。现在的“三和大神”，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的留守儿童，这也是对当时研究的回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逐渐相信“穷是原罪”，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把“穷”归结于不够努力，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认为尊严只属于上层阶级。资本把一切都变作它想要的样子，社会观念被改造到资本最为有利的角度。《我不是药神》里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或许在 某种层面上“穷”是一种病，但它绝对不是“原罪”。即便是“病”，也需要尊严。尊严不分穷人富人，尊严只在乎人。
深圳三和，深圳只有一个三和，这里就像是一个漩涡，无数的年轻人靠近这里，被这里吸收、转化。他们或许曾经怀揣着梦想，燃烧着激情，但不知为何就掉落在这里，艰难地在里头打滚，难以爬出。中国很大，或许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三和，每个地方都有“三和大神”，他们尚还保留着一丝作为人的尊严，而把其他的东西抛诸脑后，如此旁若无人地活着。我们每个人或许心里也都有一个“三和”，稍有不慎就会滑落进去，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三和大神”。
最后，想用何勇24年前的一首《垃圾场》来结尾：
我们生活的世界
就象一个垃圾场
人们就象虫子一样
在这里边你争我抢
吃的都是良心
拉的全是思想
你能看到你不知道
你能看到你不知道
我们生活的世界
就象一个垃圾场
只要你活着
你就不能停止幻想
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
饿死没粮饿死没粮
饿死没粮饿死没粮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