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目光从2000多年前的中国老子，400多年前的英国霍布斯收回来，就会发现，无论是老子还是霍布斯，他们都深谙“天人合一”的理念，试图从自然规律中来发现社会规律。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为统治阶级献策，而霍布斯则从伽利略的物理学发现受到启发，写出了政治学著作《利维坦》。可见，从自然规律推导社会规律是人类认知的一个特征。
当历史的车轮缓缓碾过，时间来到了19世纪。古老的政治研究，逐渐发现避不开一个话题，人类这个群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知道，研究政治，一定要研究人际团体互动的规律。那么，人类这个群里到底有什么规律？社会学开始悄然兴起。
社会学的创始人
社会学是19世纪在法国诞生的，创始人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这里有个名词，实证主义。简单的说，实证主义就是原始的科学精神，即要用科学的方法，而不是玄学的方法来来认识万事万物。至今，科学方法认识事物已经成立我们主流的认知方法（附注1），这个名词的提出可真是意义重大。孔德把全宇宙的现象分为五类：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前四者在19世纪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只剩下社会学。孔德对这个新学科一开始命名为”社会物理学“，顾名思义，研究社会就像研究物理一样，探索现象背后的规律，后来才改名为社会学。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在孔德看来，社会学和生物学高度一致。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生物个体，比如一只猫，一只狗。这是整体性研究，并不会把一棵树，一只狗割裂开来。社会很像是一个生物体，所以社会学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孔德还给社会学划分了两个板块，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前者研究社会秩序，后者研究社会发展。
社会学的发展
还记得人类的认知模式吗？从自然规律推导社会规律。孔德以”社会物理学“为学科命名，也暗示着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相通的。社会学的兴起同样离不开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推动。孔德既然说社会像生物体，那么生物学的研究势必对社会学产生影响。确实，19世纪有一項重大的生物学研究成果，直接刺激了社会学研究，是什么呢？
你或许已经猜到了，对，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提到进化论，很多人会想到达尔文。其实，达尔文并不是最早提出”进化“这个概念的人。在他之前，拉马克也提出了进化论。详细内容不阐释了，只谈他们的核心分歧，生物到底是“进化”还是“演化”？拉马克认为生物进化是有定向的，即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达尔文则不这么看，他认为生物发展无定向，可能更高级，也可能更低级，如果基因突变适应自然，就会生存下来，反之就会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
我们发现拉马克的观点不难理解，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低智商动物到高智商的人类智人，可不就是从低级到高级吗？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人类出现之前的历史，就会发现达尔文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在恐龙的时代，恐龙肯定是进化的比较高级的动物了。但是自然之手没有青睐它，一次气候大变迁，所有的恐龙都绝种了。自然选择了那些能够适应气候的低级物种，开始生息繁衍。没有恐龙的绝种，恐怕人类也不能称霸地球了。但是，谁又知道，千万亿年后，自然之手又会如何选择？人类会不会也像恐龙一样消失在地球上，蜗牛开始称霸？
当时的知识大咖们对此是各有各的观点，其中，有一位学者更喜欢拉马克的说法，并将此观点引申到社会学研究上，他就是赫伯特·斯宾塞。
斯宾塞与《社会静力学》
斯宾塞认为，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社会也是个活物，也遵循生物界的进化论，即社会不断的从低级到高级进化，他还写了一本书《社会静力学》。是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发扬的就是孔德的学说。斯宾塞有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这个活物，不断生长发育、开花结果，走向文明进步，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不能人为的去干涉，否则就是阻碍进化。斯宾塞对社会的理解，或许能引得老子的点头称许，“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嘛。但与他同时期的其它学者，对他的观点存在很多分歧。斯宾塞有位好友，赫胥黎，就是其中一位。
赫胥黎与《进化论与伦理学》
赫胥黎与斯宾塞虽然私交不错，但他是断然不支持斯宾塞的学术观点的。他认为，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生物的进化规律，完全不是一回事。生物的进化是充满战斗性的，大的吃小的，强的吃弱的，但是，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要反其道而行。1893年，赫胥黎在牛津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就是“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为什么要提这篇演讲稿呢？因为，它跟我们中国曾经很流行的一本书很有关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就在赫胥黎发表这篇演讲的第二年，远隔重洋的中国，正在爆发甲午战争，一位叫严复的学者，很快看到了这篇演讲稿，决定翻译出来，这就是当时火遍全国的《天演论》。
严复与《天演论》
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到过，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革命才能生存，这样的思想种子吹进了无数爱国志士的心里，生根发芽。思想意识指导实际行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那么，”落后就要挨打，革命才能生存”这样的思想意识，仅仅是来源于惨痛的战争现实吗？不不不。当人们在现实中惊醒过来，发现天朝大国的旧梦已成往昔，他们亟待寻找另一种思想来解释现实。此时，严复的《天演论》给人们指明了方向。“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过去的制度已经不适应现实，革命才能图存。《天演论》无疑为当时的国人提供一剂良药。
但是，如果我们仅从学术上看，《天演论》就是《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译作，严复的翻译其实加入了很多个人的发挥，虽然为国人的思想提供了精神指引，但并没有忠实于原文，也影响了人们对进化论的理解。
比如，其中有很明显的一处，严复在译作中加入了“强者后亡，弱者先绝”“自存种族”这些字眼，给人的错觉就是，只有强者才能适应自然，完成更高级的进化。确实，这很契合当时国人的民族情绪。但是，这可不是赫胥黎的本意。赫胥黎原文提到的只是“最适应环境的物种会生存下来“。 最适应环境的物种是什么样的？不好说，但是绝对没说强者才是最适应环境的物种，想想前文提到的恐龙吧。还有，赫胥黎提到的进化，时间维度是以万年计算的，但是《天演论》中的进化，却加入了自己的发挥，“经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想想也是，毕竟几万年哪，国人可等不了那么久。
因为严复的个人发挥，所以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多少受到影响，人们并不了解赫胥黎的社会学说，他所宣扬的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不同于自然规律，甚至要反其道而行，干脆就被忽略了。
而在俄国，一个同样热衷革命的人，叫克鲁泡特金，就写了一本革命理论书，很认真的对这个“最适应环境的物种”给出修正，结果推导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学说----无政府主义。这本书叫《互助论》。
克鲁泡特金与《互助论》
没错，不同于赫胥黎和斯宾塞，克鲁泡特金认为，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并不是单靠白热化的竞争，种族内的合群互助才是最有力的武器。而人类社会，也是需要互助。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回头看看人类历史，克鲁泡特金讲的确实有依据。回顾原始社会，人类没有尖利的爪牙，没有强大的速度，怎么在原始社会生存下来的？历史课教给我们，分工与协作。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宣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需要一个专制者才能维持团体稳定的局面。克鲁泡特金会说，霍布斯的时代，还没有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不然，他会发现，在原始社会，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和部落的生活看作是一致的，谁也不愿意亲手杀死自己休戚与共，沾亲带故的同胞，不然在危机四伏的原始社会，大家都活不下去。人的自我意识，是文明社会的产物。
思考：我们今天觉得习以为常的知识，实际上是过往几千年人类文明的积累，我们是真正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从老子到霍布斯，足足有一千多年。而从政治学到社会学，只有两百多年，人类文明的脚步越来越快了。当我们纵向去看待历史，就会发现，从已知推导未知的演绎法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手段，比如，把自然规律演绎到人类社会规律，尽管今天我们明白这样推导的结论并不一定准确。
从社会学的兴起来看，学科之间是相互影响带动的。斯宾塞不仅是位社会学家，还是位教育家，后来出版了很多教育著作，他早年做过将近十年的工程师，这是否也对他后来的教育思想产生影响呢？恐怕也是有些关联的。
附注：
1. 今天我们常常标榜这是科学，那是科学，好像科学发现的都是真理。但是，有些事物是暂时没办法用科学方法来认知的，这并不代表它们就不存在，也不代表它们就是真实的，只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对我而言，还是对世界保留一些敬畏，承认自己所知实在有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