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采访的一件“打黑”大案

  今年以来，“打黑”算是热度很高的关键词，我想起了曾经采访过的一件“打黑”大案，当然这件个案并不能说明其他“打黑”案件和其类似，也无意否定现在各地“打黑”，只想讲一个故事，或许能提供某种思维的角度。
　　 大约是七年前的初秋，我还在某中央媒体做记者。某全国人大代表辗转找到我，这代表是辽宁丹东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是全国优秀的“人民调解员”，其主要成绩是安置帮教工作做得好。-----所谓“安置帮教”，就是帮助那些“两劳释放人员”（劳改、劳教）就业，减少他们再次犯罪的可能。因为我以前在主管安置帮教的某国家部委当过几年小吏，认识了这位老太太。此人找到我，乃是为当地一位姓程的老板鸣冤，程老板被当地政法系统打成了“黑社会”。
　　 全国人大代表利用自己的身份给自己办私事，谋私利，也不算什么出奇，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毕竟这只是她一家之言，我答复是“看看材料再说”吧，那时候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民营企业家有黑道背景也很正常。不久，一审判决了，程某家属在北京找了位大律师，判决结果还不错，丹东中院一审判决程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而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强迫交易罪”判了20年。-----原来传出的风声是要判死刑的。这下，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有意思，因为在老太太此前寄给我的材料显示，一审开庭前，丹东公安部门是将此案作为侦破“建国以来当地最大的一起打黑案”渲染的，连续几个月当地的电视台、电台、报纸密集报道此案侦破“惊心动魄”的过程，欢呼“打黑”的伟大胜利，而且该案是公安部挂牌督办，为此当地警方受到公安部嘉奖。-----凭我的经验，事情到这个地步，若有一分“黑社会”的性质，也决不可能草草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决，一定背后大有文章。
　　 于是，我和另一位记者去了丹东采访，那是我第一次去辽宁，采访过程惊心动魄，处处遭遇盯梢、恐吓、莫名的骚扰，而我采访到的资料显示，如此将一个人以“黑社会”治罪，真是太可怕的。据了解，根本原因是这位程老板开矿和当地某重要官员的弟弟-----同样是一个矿老板发生冲突。而当地警方和警方指控程老板“黑社会性质”犯罪主要依据有两点：
　　 一、纠集一帮“两劳”释放人员如何如何。-----这是媒体在“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报道中常用的语句，也是那位全国人大代表为程老板鸣冤的最重要原因，因为成就老太太“安置帮教先进”大名的，就是靠这位程老板。在老太太的推荐下，连续多年程老板的企业接纳了数十位“两劳”释放人员。这些员工中，大多数安分守己，当然也有打架斗殴者------即使没有“劳改劳教”经历的员工也不乏这类人。那位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老太太很是不平：为什么没事的时候，程老板接受两劳释放人员就业，是为政府解忧？而一旦要找他麻烦，就是“纠集两劳释放人员”？
　　 二、以暴力威胁相邻矿主将矿井低价转让他。-----这一条是构成“黑社会性质犯罪”最重要的情节，谁知道是个“乌龙球”。一审开庭，律师神通广大，排除各种阻力，总算把那个被“暴力威胁”的关键证人找到庭上当庭质证。------证人出庭这本是一个法治社会正常现象，但在中国却很奢侈。这个证人当庭推翻以前的书证。说他本钱小，这个矿经营不下去，而和程老板的矿相邻，卖给程老板，合并经营就好多了。所以他老婆建议他找程老板商量，看他能不能接手，程老板答应了，给的价钱也公道。可程老板被抓后，他被警方弄到公安局，要求他承认是程某威逼，否则扣人扣车。当时他担心怕事，就糊里糊涂地签字了，回来后他老婆骂他，说你怎么能干这样昧良心的事情呢？这回大庭广众下，他若不把这事说清楚良心不安。
　　 由于关键的证据被推翻，“黑社会性质”犯罪就无法构成，只能就程老板所开的加油站曾出售掺杂质的汽油的情节，判他“销售伪劣产品罪”成立，好歹让他获罪，如果无罪释放，情何以堪呀！
　　 我采访那位当庭推翻书证的关键证人管某时，这位管先生还十分激动，说“太黑了，这样‘打黑’太黑了！”。
　　 我们也和主持“打黑”的当地公安局高层人士通电话，因为我在丹东时，每次打车都问司机，知道程老板么？回答是：“知道，那是去年打掉的黑社会！”----可见宣传力度之大。我问那位警官，现在一审没有认定程某黑社会性质犯罪，检察院也没有抗诉，显然，程某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犯罪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警方通过地方媒体，那样密集、高调宣扬自己“打黑”成就，让广大市民认定程某就是个“黑社会”，是不是构成对程某的名誉侵权？警方是否考虑以同样的方式澄清事实，消除影响？那位警官说：这个，和警方就没关系了。警方通过媒体宣称侦破某案，是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