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椅上的人生，明清帝王的碎影流年，这注定是本惆怅之书，也是纠结之书。
首先，它讲述帝王的雄心，以及雄心背后的惆怅与局限。
以朱元璋为例。洪武七年（1374 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帝朱元璋完成了一项本应该由学者完成的工作：注解《道德经》。没有人知道，朱元璋在此时打开的是他的梦想之门。
他心中有一个梦想，朱元璋的乌托邦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人人以《道德经》为行动指南的理想国。没有叛逆和杀戮，有的只是顺从和安居乐业。在朱元璋心目中，《道德经》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所以注解《道德经》的工作非他莫属。这是治国之经，立国之本，是进入朱元璋乌托邦的通行证或者说敲门砖。
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对贪官污吏的愤恨、惩罚和对农民的亲近是相辅相成的。
农民可以用绸、纱、绢、布四种衣料，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并且商人在考学、从政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限制。
另外为了进一步抬升农民的地位，朱元璋身体力行，亲自在皇宫大院里种植蔬菜，他甚至将“御花园”改名为“御菜园”，可以说朱元璋的乌托邦就是个静态的大庄园，一切自给自足，唾弃商品经济，而在言行举止上，强调用一种思想、一种信仰来规范全体民众的意志和行动，从而让帝国呈现出知足常乐、和谐有序的气质来。
洪武末年，朱元璋的帝国基本上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见祝允明《野前言记》），似乎回到了周朝礼仪尊严、民风淳朴的时期，相对于元朝后期礼崩乐坏的状况，朱元璋打造的乌托邦令人刮目相看。
此外，朱元璋还热衷于做一件事：修城墙。都城的城墙要修，长城的城墙更要修。
朱元璋的雄心由此可见一斑。但惆怅相伴雄心而来，因为龙椅中人朱元璋这样的所作所为类似于农民修院墙，表面上看着气派，实际上挡住的却是一个帝国的视野、雄心和开拓意识。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禁通外番。
他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十月二十七日诏令户部严申交通外番之禁，帝国向外的大门就此紧闭，外贸的屏蔽最终导致了视野的屏蔽，乌托邦中的人在四书五经中近亲繁殖着祖先的思维，帝国的思想被统一到几本枯燥的经书里头，不可能再有什么创新了。
说到底，由于朱元璋观念的局限性，更准确地说是因为龙椅中人普遍存在的闭合思维，导致了东方封闭的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和西方开放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的路径之别。
朱元璋不知道，从他的新朝元年出发，他以及由他的子孙承继的帝国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愈行愈远。1381 年，朱元璋下令修建山海关，进一步封闭帝国疆界，当这个乌托邦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已长达6000 多公里时，英国颁布了最早的航海条例，东西方视野之别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
朱元璋之后，他的子孙们诏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并于1417 年颁行，定为生员必读书时，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叫达·芬奇的意大利艺术家画出了《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作品。而当隆庆、万历年间帝国意淫小说《金瓶梅》问世之时，莎士比亚的人性作品《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问世了。
东西方的思想之别也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1581 年，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
此前一年，意大利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在财税改革的路径上较大明帝国遥遥领先。
由于朱元璋等龙椅中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大明王朝注定不可能天长地久。
1644 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身死，明亡。此前四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此前两年，法国B. 帕斯卡发明利用齿轮转动进行加减法的计算机。
此前一年，意大利科学家E. 托里拆利和V. 维维亚尼发明了水银气压计。与此同时，那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牛顿出生，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进入了倒计时——东西方文明或者说竞争力之别至此已如天堑鸿沟，不再是任何人力可以阻挡或扭转的。
而从这样的时刻回溯，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已经死去二百多年，他在世时对帝国气质、视野、思维的框定终于在此时得到报应，所有的因果轮回屡试不爽，逃无可逃。
总之，在一切皇帝负责制的时代，皇帝由于个人能力、识见的缘故，往往掌控不了全局。可作为历史中枢神经的核心部位，皇帝又不能无所作为，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一个不够称职的董事长带领公司全体员工试图走进新时代，结果往往差强人意。
另外，作为汉人的最后一个王朝，明朝的“问题皇帝”和“试图解决问题的皇帝”都很多，也很有代表性。比如无为而治的万历皇帝和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
在历史大困局面前，他们的表现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只能看到面前的问题却看不到背后的实质，只知怨天尤人不懂悲天悯人，这样的皇帝往往会沦为历史的奴隶，被绑架着往前走，何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至于清朝的皇帝更是不易，在“满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最终再走向决裂的历史轮回中，清朝的统治活生生就是一个起承转合的历史，清朝的皇帝更是有着起承转合的人生，包括权力，也包括个人情感。特别是道光以降，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多悲情皇帝。他们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屁股下面的龙椅也是摇摇欲坠的。
问题层出不穷，情感无所寄托，而囚徒天子光绪，被囚住的不仅是身体，更有自由、思想以及他的爱情。在这些基点上看皇帝，他们玩的不仅仅是权力博弈，也是人生和命运。是抓手，也是被抓手。他们实在是历史的那些冲突点、转折点、铺展点和萎缩点。
不妨以康熙九子夺嫡为例，看看龙椅中人不得不面临的权力与人性的变异。
一个皇位，相伴多少牺牲品。不争是争，争也白争。不管争与不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叫你生在帝王家呢？
如果从“局杀”的角度看清代龙椅中人继承的选择手段、养成制度、更换程序以及危机处理方式等，真可谓龙椅中人都是试验品，没有谁的命运是可以自主的。所以才有顺治出家的传说，康熙选择太子的心力交瘁以及雍正难与人言的无情杀伐。
是龙椅中人错了吗？也许是制度之错。总之这是个“局”。设局者或许早已离开，局中人却厮杀正酣。设局、入局、局杀。就是个游戏而已，愿赌服输。
在康熙帝国，储权之所以可以挑战君权，是因为里头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或者说设计。康熙为了培养胤礽的太子意识，特令礼部为其制定相应的皇太子礼节。
但胤礽得陇望蜀，对太子权益做出过度追求。比如他当着康熙的面辱骂殴打平郡王纳尔苏、贝勒海善、公普奇等王公大臣，康熙出于维护储权的需要，对此毫不吭声。
太子胤礽之所以在挑战君权的路上越走越远，应当跟康熙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关。太子的储权如此之大，自然会对皇帝的权威造成挑战。康熙规定，自己外出期间，在京大臣除去按例将各部院重要政务向他奏报之外，还必须同时禀报值守皇太子。
另外康熙在亲征时，经常随带包括太子胤礽在内的6 位年长皇子加以历练，令其知兵事。他在太子养成计划中的如是培养，既给了太子问政的能力，又滋长其野心，诚属不当。
通观历史，大明王朝的太子养成教育制度堪称完备，可从“促织（蟋蟀）皇帝”宣宗到“木匠皇帝”熹宗，嫡长子继承制下产生出来的“问题接班人”层出不穷，令大明帝国日益走向崩盘的境况。
胤礽的情况也相类似，在成年后他暴露了人格缺陷，开始表现出对权力欲的特殊嗜好，以至于铤而走险挑战皇帝的权威，大清帝国的稳定性为此大受影响。
总之对此类龙椅接班人模式的错位理解，导致了康熙帝国长达三十多年的无所作为，帝国付出惨重代价。
康熙四十七（1708年）九月，大清皇帝康熙宣布胤礽乃不孝不仁之人，列祖列宗“与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胤礽的皇太子称号被废除，康熙将其幽禁在咸安宫。
皇帝康熙无力左右局面，既未能将皇帝权威良性传导，又不能使能力出众的龙椅接班人选们得到信任，双方陷入互疑状态，而那些接班人的潜在人选们以内讧、内斗为能事，帝国再付代价。
皇长子胤禔因争储位，谋害太子，被康熙革王爵，监禁，雍正十二年卒；皇二子胤礽二立二废，受禁锢，雍正二年卒；皇三子胤祉因参与太子结党，降为贝勒；皇八子原封廉亲王胤禩因争储位被夺贝勒，并受拘禁；皇十子胤因参与太子结党，父子反目；皇十四子胤禵因参与太子结党，父子反目……
权力与人性的变异悲歌在龙椅内外一再奏响，令人不忍卒听。
事实上，明清两朝，龙椅中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永琰上位为嘉庆皇帝后，性格过于仁慈和谨小慎微，治国不力，以至于帝国上下贪污腐败层出不穷，他也不能大胆推出改革措施，在帝国亟待转型的时刻坐失良机，诚为憾事。
道光和咸丰这两位龙椅中人的成绩也乏善可陈。
道光重用“多磕头，少说话”的大学士曹振镛治国，虽以节俭名世，财政状况却每况愈下。
道光二十八年，帝国的户部仅存库银十二万三千九百余两，而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大清户部库银“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最主要的是作为一个大国的皇帝，道光的素质和视野很成问题。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却很好奇“该女主（英国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
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很显然这个皇帝在开拓意识和知识储备上是不称职和极其欠缺的。咸丰的情况更是糟糕。首先一点他器量狭小，不肯重用颇有能力的奕和曾国藩，使得帝国危机四伏，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惶惶不可终日。
另外和前任道光一样，他作为一个大国的皇帝，素质和视野也很成问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下文要各参战部队“参酌施行”詹事府詹事殷兆镛提供的棉被御敌法以及其他匪夷所思的破夷之策，比如鱼网御炮法，成为中外军事史上的笑柄。
如此低能的治理能力导致大清帝国危机四伏，咸丰最后未能收拾残局，只得匆匆逃到避暑山庄去避难……
历史不堪回首，明与清，近三十个皇帝，他们的光荣与惆怅，他们那些难与人言或者不为人所知的人生况味，直至今日仍令人掩卷长叹，唏嘘不已。
文 / 范军
摘自《坐龙椅：明清帝王的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