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差，最终被迫迁都洛阳，中国历史进入到东周，东周又分成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末日之路的由来，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就是战争逻辑变了。春秋之前的战争，其实不是以砍死人为目的的，战争的礼仪性大于实用性。但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变成以砍死人为目的了。也正是由于这个战争逻辑的变化，才把中国引向了大一统。那么，为什么战争逻辑会变化呢？原因在于春秋末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技术发展，它带来了新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打破了过去的社会均衡，封建社会当中的贵族秩序崩塌了。
周朝贵族之间的礼仪战
无论中外，贵族最初都是军事征服者。周朝取代商朝之后，给一群亲戚和近臣分封了领地，他们带着家人、亲兵来到封建地进行军事殖民，就成为了贵族，分地上的土著居民则是平民。贵族们是征服者，觉得要把自己跟平民区分开，才能显出自己的高大上，所以他们都有特别强烈的等级、秩序意识。这种意识也延续到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他们认为战争是个很高贵的事情，《左传》里有句话，叫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就是说只有祭祀和战争才是国家的大事。这么高贵的事情，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参加，平民没资格。第二，贵族打仗，比的是谁更符合“礼”的标准，这里所谓的“礼”是礼仪的“礼”，但它绝不仅仅是礼仪，而是代表着一整套秩序，能够给所有人都规定出上下尊卑的恰当位置。换句话说，贵族们打仗是有规矩的，规矩就是按照“礼”来打，而战争的目的就是恢复“礼”的秩序，如果不依照“礼”来打，赢了也没面子，因为你更加破坏了秩序。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贵族们打仗比的不是谁能砍死更多的人，比的是谁的正步踢得更好。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把正步踢好，贵族就有了个贵族的样子，平民一看，觉得贵族确实有贵族范儿，也就会接受贵族制的等级结构，这样天下就太平了。这样一来，贵族间的战争，其礼仪性远远大于实用性。由于只有贵族能参战，战争的规模也不会太大，相对于后世，封建社会早期的战争就是几百个大小贵族踢着正步打群架。所以这会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也不大容易导致谁灭掉谁。
战争从礼仪性走向实用性
问题是，这样一种战争的打法，有个前提，就是大家都认同“礼”这套规矩很重要。万一碰上个根本不懂这套规矩、不按套路出牌的人，不踢正步而是直接抡刀砍人，那战争的打法就变了。春秋时代的楚国，就是这么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楚国人耍无赖，而是因为它就不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本来就不大懂中原的那一套。楚国是个土生政权，崛起在今天的湖北、河南南部这一带，它的文化和中原有很大的区别，也不太在乎中原的礼仪之类的东西，在当时的中原诸侯看来它就是个蛮夷之邦。
出身中原的宋国国君宋襄公，血统高贵，是商朝王族的后裔，正步踢得非常有水准，一时间他也曾号令过一些诸侯，被列入春秋五霸。结果他就想多了，看到出国不大守规矩，就想去提高一下出国的正步水平，没想到和楚王打仗的时候，楚君直接抡刀，宋襄公被打得打败。不按套路打，这种事情是有传染力的，只要有一家改换打法，别家不改就肯定吃大亏。楚国一带头，各国的底线越降越低，战争的实用性开始超越于礼仪性之上。贵族范儿开始丢失，所以孟子会说“春秋无义战”，就是没有正义的战争。
封建社会是如何终结的？
虽然底线变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战争的规模还是不会特别大。为什么？因为这个时期的战争，还是只有贵族才能参加，平民还没有被发动参与到战争里来。你肯定觉得奇怪，贵族们都已经撕破脸互砍了，他们肯定是恨不得自己人越多越好，为什么不把平民拉到战争里来呢？这就跟各个诸侯国内部的结构有关了。最初周天子向下分封诸侯，诸侯到了领地上会建立一个城。随着人口的膨胀，一个城可能住不下了，诸侯领地上就会建设新的城，诸侯再分封自己的一个亲戚或者近臣去管理那个城，这就有了次级诸侯，封建社会形成了多级分封的结构。时间长了，周天子渐渐管不了手下的诸侯们，诸侯成为主角。但是时间再长一些，诸侯们也不大管得了手下的次级诸侯了，有些次级诸侯发展得比他的领主还要强大，也就不大尊重领主了，就像领主当年不尊重周天子一样。这样，诸侯们实际上能发动起来参加战争的人，就是自己这个城里的人，别的人是动员不起来的，所以战争规模不会大。西周的周厉王发现管不了诸侯了，就尝试在自己能控制的底盘上进行改革，强化内部权力，然后再去对付那些诸侯。现在诸侯发现搞不定自己封出去的次级诸侯，也像周厉王一样，琢磨着怎么样强化自己的权力，然后收拾这些次级诸侯。
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技术变迁，让诸侯力量的扩大有了可能。正是因为这两次技术变革，打破了君王和封臣之间的力量均衡，周厉王当初搞不定自己下级的事，现在诸侯可以做到了，也就是诸侯能够搞定这些次级诸侯了。这两个技术变迁，一个是铁器和牛耕的农业生产技术，一个是竹简这种知识传播技术。铁器与牛耕的出现，提升了平民劳动效率。过去，他们的耕种效率很低，只能在贵族控制的公田、又叫井田上种地，没有能力再去开垦自己的私田了。但是铁器和牛耕让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了，平民有余力去开垦自己的私田，甚至索性就从贵族控制的井田上跑路了。此时君主、贵族、平民三者之间的一种复杂博弈关系就出现了。这里所说的君主，指的就是周天子封的诸侯，贵族指的就是诸侯所封的次级诸侯。对贵族来说，平民逃离井田，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所以要控制他们，而对君主来说，只要能帮助自己削弱贵族封臣，那就是值得拉拢的盟友。于是君主与平民之间就逐渐形成一种结盟关系，君主向耕种私田的平民提供保护，平民向君主交税。平民从井田上越跑越多，贵族所控制的井田制就逐渐瓦解了，贵族的力量也逐渐虚弱了，君主开始获得相对贵族的优势。
但这还不够，君主要想真正碾压贵族封臣，还得有依附于自己私人的人事班底，而不能由着贵族们来处理政治事务。问题是，如果不能在贵族之外找到有文化的人，这私人人事班底就建立不起来。文化的载体是文字，在周朝前期，文字是祭祀专用的，通过铸鼎的方式向外分发，除了大贵族们，没几个人有机会接触到文字，有文化的人就只能是大贵族，大贵族是不会帮助君主对付自己的。这就轮到竹简技术显身手的时候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开始被刻在一片片竹简上，这可比铜鼎要轻巧得多，不仅仅是便于携带，复制的成本急剧下降，一般的贵族子弟，甚至运气好的普通百姓，都有机会学习文字获得知识了。
由于多年的人口膨胀，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有文化、却无法获得一块封地的贵族子弟，他们就变成游士，到处寻找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的机会。君主们早就想养一群可控的自己人了，什么样的人最好用呢？第一，他们要在本国没有根基，没资本对抗君主；第二，他们的地位尊荣都取决于君主的赏赐，就有动力与君主相配合。从别国跑来的游士完全符合这两点要求，君主与游士一拍即合，游士成为依附于君主的私人人事班底，这个人事班底，后来就发展成为了官僚制。官僚和贵族的区别在于，本质上来说，官僚没有独立性，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其地位取决于君主的意志，贵族有独立性，他们是准合伙人，君主有大事必须和他们商量着来。游士的出现，终于让君主们可以全方位碾压贵族封臣，诸侯国也就从君主与贵族共治的结构，转向君主说了算的官僚制结构。
这个过程在历史上被叫做什么呢？变法！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等，就是这样展开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士，成了各诸侯国的新贵，他们压制住所在国的大贵族，把君主的意志贯彻下去。随着各种变法的展开，中国历史就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对君主来说，有办法把平民动员起来了，他们虽然不是贵族血统，但可以立军功。只要有办法从战场上拎回更多的人头，就有机会上升到比贵族更高的地位。这种激励可不得了，战争的规模和频次急剧上升，大规模的灭国之战很容易就爆发了。灭国之战都到什么量级了呢？比如很多人推崇的战神白起，一场战役就会坑杀赵国的40万降兵，这都在变法之后成为了可能。变法这个事情也有传染性，谁最先变法，谁的战争效率就大幅上升，其他国家如果不跟上，就只能等着挨打。随着各国陆续编发，各诸侯国内部的旧贵族阶层被一扫而空。变法之后，君主能决定竣工的标准，也就能决定官僚新贵们的地位高低，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力就变得更强，再没有能够约束君主的力量，分封割据的封建社会也就逐渐走上了终结之日。战争逻辑的变化，影响还不止于此，当战争规模扩大到了诸侯国承受不起的时候，中国也就开始走向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