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名词耳熟能详。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可以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与挟持者荣辱与共”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那么，本案这些被囚禁的女孩怎么一步步地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有四个关键条件，这在本案中一一匹配：
1.人质必须真正感到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李浩对这些女孩的控制极为严密。除了连续七道铁门外，为了防止女孩们有力气外逃，李浩在最初，两天多时间才给被囚禁的女孩们送饭一次，虽然后来让女孩们自己做饭，但是送原料的频率也很慢。当然，李浩做得最残酷的是，为了杀一儆百，将一名不听话的女孩活活打死后埋在地窖。
2.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感到绝望。
整整七重铁门，复杂的地窖结构，再加上因为吃不饱饭而没有任何力气，这些都足以让女孩们对逃脱绝望。在随时随地都觉得有生命危险又感到不能逃脱这个地方的时候，女孩们就只有想办法来迎合李浩，为求活命。
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这些女孩虽然能够用电脑，但是电脑上不了网，她们无法和外界联系。在一个信息不流通的封闭空间中，加害者能够对受害者进行洗脑，强行灌输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李浩可以反复地给女孩们强调这个地窖是如何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外面的世界如何险恶之类的思想。谎话说一千遍，说谎者自己都会相信，何况天天只能听谎话的人呢。而思考可以教人辨别善恶、学会反抗，所以强权者不会让弱者思考，这些女孩也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4.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李浩给女孩们配备了电脑，让她们可以玩电脑解闷。女孩们甚至觉得在被囚禁期间李浩对她们“照顾有加”。时间一久，对于女孩们而言，自己能够活命完全都是李浩的施舍，李浩再给一点小恩小惠，她们就忘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是李浩造成的，反而感激李浩，对他充满了感情。
一般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成因有二，一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为了保命不得不迎合加害者，对加害者谄媚；二为人性中对强权的屈服和膜拜。以上的四个形成条件正是这两大成因的演化。这其实也和专制社会的形成有很强的共通之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对强权者的奴性。当这种奴性在人们身上共同存在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案件，而是一种事关历史、社会、人性的命题了，《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有句很经典的台词，“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的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仅仅是个心理学现象，也是个历史学和社会学现象就在此——它很好地诠释了人如何在强权和专制之下一步步地走向体制化，变成体制的一部分，甘心做奴才，并以此为乐，失去了个性和人格，变成了符号。
关在地窖中的女孩们处于一个封闭而独立的王国，这个王国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国王和强权代表——李浩。经历了恐惧和害怕之后，为了生存下去，她们必须去讨好李浩，而到后来，她们一步步被体制化，认为李浩就是她们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时候她们不单单是为了生存而讨好他，还带着一种崇拜强者和依赖亲人的复杂情感。所以，这些女孩互相之间会争风吃醋，甚至为此发生打斗，互相残杀。这恰如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的写照，强者用暴力机器和思想洗脑牢牢的占据上层建筑，弱者之间互相揭发、互相举报、互相迫害；同样面对强者的绝对控制，弱者不相互合作、不反抗，反倒对强者充满了感情，甚至是崇拜。强者用各种分化手腕，牢牢地把握住弱者，让弱者逃脱不了。一旦有个别清醒的弱者试图反抗，被强者精神控制的弱者们反而疯了一样扑下清醒者，这种奴性，极为可怕！
李浩在女孩之间为了争风吃醋而发生纠纷的时候，协助一方杀死了另一方。这样就把女孩从受害者也变为了加害者。让她们都犯罪，手上都沾满了鲜血，这样就更不愁她们不听自己的话，也更不用担心她们想要逃跑。这又几乎快达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最高级阶段，加害者将受害者培养成了自己的“接班人”，在李浩创造的这个小社会和体制中，施舍一点好处，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就会感激涕零，忠心耿耿的协助“主人”管理其余受害者。全然忘了自己所谓的权利来自于一个本身不应该存在的“主人”。而这个“主人”的存在正是一切灾难的源头。除了个别姑娘还有所清醒而外，所有人都入戏太深，为自己深深打上了体制的烙印，像极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高度浓缩化的演绎。
所有对绑架者的同情，首先源自对自我权利的放逐与背叛！强烈的道德感、坚定的信念和一种扪心自问的反思, 可以降低或弱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这并不是说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理性地选择保命，毕竟真会去实践“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最高”的人凤毛麟角。但是，在保命之余，如何坚持自我的人格，不被洗脑，去掉奴才心态则尤为可贵。而底线是，就算要谄媚，也不能由受害者变为加害者，和加害者一起去伤害自己的同伴，这就是在作恶了。还有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底线是，即使真的作恶了，过后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认为自己是被体制所迫，甚至在被解救后仍然认为自己没错，怀念旧体制，甚至为强权者歌功颂德。
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回到人间，偶尔过上一点人间的“好日子”，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这其中人的心理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藉此度过难关。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幽默、升华等等。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体现更多的则是合理化。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五毛们大多就是这种狐狸心态。
洛阳性奴案背后有着深刻的人性之殇。加害者的人格形成和受害者的心态构成值得反复地探索和分析。我们需要在性奴案里反思我们自身的问题。而在一个大的看不到边的地下室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加害者或者受害者，我们却对此恍然不觉，甚至引以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