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
术
家
王岳川： 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论室主任，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担任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八年助手。
出版著作50余部，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在世界40多个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从八十年代以来多次获全国书法大奖，并带团到世界各地举办书法展。
1981年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优秀奖；1983年参加国家教委书法绘画艺术展获一等奖；1998年在日本金泽大学举办书法展。
2002年3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作品展”（参展者有：季羡林、启功、张中行、文怀沙、徐邦达、任继愈、周汝昌、史树青、冯其庸、欧阳中石、沈鹏、王岳川等）；10月在澳门举办《王岳川书法展》。2004年到日本大东大学举办“中日国际书法展”。
2005年2月1日在中国美术馆参加“新春美术大展暨首都高校书法专业师生新春楹联展”；5月到韩国汉城参加“国际书法家协会成立大会和作品展”，并当选为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2010年四月接受美国十几所大学的邀请赴美进行学术讲演和书法展出，分别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哥伦比亚、亚特兰大、圣路易斯、卡拉妈祖、明尼苏达、芝加哥、丹佛、旧金山等地的乔治梅森大学、马里兰大学、南卡罗莱州立大学、南卡普莱斯比大学、肯尼索州立大学、乔治亚州书法协会、亚特兰大孔子学院、亚特兰大爱默蕾大学、韦伯斯特大学、韦斯特密西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讲座展出。
2015年4月23日，参加“书画名家进北大”大型书画精品展。书法参展人员：申万胜、言恭达、吴善璋、张改琴、王岳川、李一、叶培贵；7月18-28日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
2018年4月在长沙举办《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王岳川、何继善、李皓书法展》；5月在深圳艺博会举办《北京大学王岳川师生书法展》
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文明之旅》中主讲书法和美学《书法与人生》、《书法的人文情怀》、《兰亭序解密》、《神秘的中国色》、《苏东坡与寒食帖》等，担任《书法五千年》策划和讲演专家，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讲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中华文明之光》主持文化栏目：《王羲之》、《唐代书法》、《宋元绘画》、《印文化与文人印》。书法入选多种书法集，作品被海内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传略载多种国内外辞书。
文化书法：王岳川的“文”与“化”
文/文东
2015年7月18日，都城北京上空，虽白云遮蔽不见蓝天，但清爽而温润。当日，中国美术馆迎来了由中国书法家主办、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开幕之时，各路英贤齐聚，四方宾朋云集，书坛及其他文化界的多名重量级人物出场助兴，加上央视名主持朱军的加入，美术馆正门大厅、侧廊、楼道甚至在主持台左右方，都挤满了观众，现场可谓人满为患。此次展览也吸引了数十家各级媒体争相报道，笔者发现，在这些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文化书法”一词，笔者有意识在展览前与展览后对这一关键词的显示量进行比较，发现该展展出后，与此次展览相关“文化书法”的搜索目标词，增加了15万多条，“文化书法”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笔者重新将“文化书法”提出来进行一番讨论，无疑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其核心思想作为具有时代特质的文化理念对当前中国所倡导的大国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舆论导向意义与文化战略价值；二是盘点此前出现的“现代派书法”、“学院派书法”及其“流行书风”在当下的境遇，由此观照“文化书法”的实现路径及其国际化视野的前瞻意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对“文化书法”的批评须将其置身于一个纵横交错的书法艺术阵营这个象限内，并找出其潜在的坐标点，这样才具有比较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书法艺术的“大爆炸时代”，而其表征，一是数以亿计书法爱好者的涌入，以及由此支撑的展览的层出不穷，二是书法教育专业设立和书法流派、风格概念化的提出，前者是基础，后者结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中国书坛出现了“现代派书法”、“学院派书法”及“流行书风”三大现象，这三大现象，除“流行书风”属于风格类的概念化整合外，其他两类则是以学院为支撑、以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概念化及体系化的双重展示。
以何应辉、王镛、石开、沃兴华为代表的书法家提出“流行书风”后，推出了推行这一观念的“口号”，即“植根传统，面向当代，张扬个性，引领时风”，而承载这种口号的基本是以王镛先生为代表所提出的三种观点：民间书法也是传统、“整个书法史，就是一部变形史”、“书法史基本上一部流行书风史”，据此，以他们为代表的书风被定义为当下的流行书风范式。这种“口号”与作品呈现的形式，遭到了以周俊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书家的反对，并由此揭开了书法界关于“美”与“丑”的书法大讨论，这种讨论的实质，集中体现在书法符号在线条表现上的经典与非经典上，在反对者看来，“流行书风”的所谓观念式表达是基于对六朝时期民间碑版的继承、是将线条进行肢解、夸张及丑化的艺术行为，是非经典的。两大阵营口诛笔伐，反对者占据着上风。二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笔者以为，“流行书风”提出的“口号”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根植传统、张扬个性”的内涵表述与现实表现不相统一，概念内涵模糊化而外延扩大化，给自身设置了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无法在传统区块内找到一个合适而又让人信服的支点，最终，“流行书风”口号与实践的脱节使其被书坛符号化、标识化，这种枷锁的套牢与代表人物的默认，导致“流行书风”常常被置身于异类的行列。当我们反思这种艺术现象时，毋宁说它是一种流派，不如说它是一种思潮，是当代中国在反传统与守传统两种观念的一次剧烈碰撞。理论体系的不严谨与现实表述的晦暗不明，注定“流行书风”沦落为一种世俗化的“流行现象”。于是，当一届届的“流行书风展”中不同风格作品被纳入时，又使我们感觉“流行书风”的边界在一步步模糊化，渐渐失去了其作为“个性张扬”的艺术表达范式。
而与“流行书风”所倡导的草根路线所不同的是，“现代派书法”和“学院派书法”则在借助学院这个平台进行探索和研究，两者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相同点在于：首先，他们立足于国内最顶级的专业院校，在一流的平台上发声，有助于增强书法的话语权。其次，他们都为流派的创作与研究加以体系化、程式化，从而告诉人们一个清晰的轮廓：什么是现代派？什么是学院派？再次，他们的思想通过入室弟子或再传弟子得以推广，使其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声和流传。两者所不同的是，现代派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及日本现代书法、前卫书法的营养，把空间上的现代性与时间上的现代性有机结合起来，以邱振中为代表，他为现代书法构勒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线条重组和形式架构是其两大亮点，如在线条重组上，他着意于把文字的线条技法进行归纳与概括，对线条从点和面进行空间切割和分组；在形式架构上，对传统的纵式书写改为横式书写，而且书写内容着眼于现代诗、词语及待考文字等几个范畴，追求艺术表达与即时情感的相对应，把书法艺术变为心理矩阵或墨象图画。学院派则谋求植根于传统，在此基础上，对传统书法进行一种主题上的嫁接与拼凑、视觉色块上的运用与展陈、语言符号上的拆解与组装，提出了创作“主题先行、形式至上、技术本位”的三个原则，由此制造情境上的经典性、视觉上的丰富性及主题上的先验性。
上述两种流派的最大局限在于，尽管他们在观念的创新方面给书坛带来一种新的观感和理念，但问题是，现代派书法与西方抽象画结合后、学院派在继承传统之后的变异，离汉字作为书法艺术在“有意味的书写”中渐行渐远，失却了大众的参与，终成为阳春白雪而致“曲高和寡”。两者本质上与流行书风一样，在对传统的反叛与改造中，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在创作方式、创新形式的拓展之路上，“现代派”与“学院派”的跟随群体越来越少、创作空间越来越狭窄、语言铺陈越来越贫乏，由此造成了近年来陈述乏力、后劲不足，甚至自己都难以坚持下去。
如果说，流行书风、现代派书法和学院派书法所立足的是书法本体的实践和探索的话，那“文化书法”的提出，即是在总结这些现象的成败得失基础上，着眼于书法本体与主体的双重考量，“文化书法”作为一种流派也好，作为一种风格取向也罢，它没有对书法技法和创作形式进行微观层面的界定，也不具体指认哪一类属于“文化书法”的范畴，而是对创作者在书法艺术传承和创作上给予一个界定，即“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尔后“守正创新”，最终达至“正大气象”。“正大气象”显然是王岳川对“文化书法”的一种本质要求。
王岳川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在提出“文化书法”概念之初，并并没有从现代人的书法艺术品去界定、直接给人展示什么是“文化书法”，而是他把它既作为一种实践的过程去探索和研究，又作为一种目标去打造，故而也没有像其他三类流派或思潮遭致如此多的诟病。在他看来，书法不仅仅是艺术，一头联系着承载中华五千年文明信息的古老汉字，另一头连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编码，代表着中国的一种身份和基因，必然成为中国文化崛起的大国形象和国家精神。因此，他强调书法的文化性和人文性，要求书法具有文化意蕴，书法家具有深厚的文化和文学底蕴，这样的书法才能代表东方艺术语言体系的终极形象。没有建立在具体实践基础之上的理念及口号，必将滑入先验论的误区。因为先验的即是主观的，主观性即带来片面性，片面性是学术研究的大忌。王岳川先生深深懂得这一点，当他提出“文化书法”概念时，他将它设定为是一种理念、一种目标，既而精心营造一种磁场，让人们从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感悟中，去理解“文化书法”的现实必要性和文化战略性。
为此，他立足于北大这个百年教育圣殿，对“文化书法”进行蓝图式的构建。他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朱光潜、宗白华、季羡林等北大学术泰斗的学术精神，从国内国际立场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勤于著书立说，以“文”述之，以“文”和之，执着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古典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比较与研究，在反思现代文化中重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在不断的比较研究中，他感到，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必须定位于坚实的现代文化地基，文化是无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及大国地位的不断确立，中华文化艺术将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因此，王岳川先生认为，在现代语境下，中国书法文化只有展示其具有中国身份与西方审美意趣相结合的艺术范式，才能构建起让西方世界值得去靠近、去感知，进而去研究的世界性艺术，因此，他从书法艺术的唯一性及代表中国身份的文化基因的独特性感悟出发，强烈呼吁国人去传承、去发扬光大，并在传统文化与书法技法的对话中，在书法技艺与文化多元价值整合中，在“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精神超迈中，让中国新世纪“文化书法”走向新的辉煌。
他的这种以“文”言思、言志的学术研究方法是其立志于构建庞大的“文化书法”体系的一种铺垫、一种包围，更重要的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中国身份”的学术主张。在他近年来的著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研究轨迹及其“文化书法”理念，如以整体研究中国文化为内容的《发现东方》、《发现东方：中国文化身份研究》、《中国镜像》和《全球化与中国》；以研究文艺美学和文艺批评为内容的《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书法美学》、《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等等；以文化输出为目的专著或辑著如《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丛书》（六十卷）、《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中国思想精神史论》（四卷本）等；以研究西方文化为内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九卷本）以及中西方比较文论如《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中国后现代话语》等。他的所有这些“文”论，都是高屋建瓴地解读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与经典性，审视中西文明的差异性和共通性，一步步夯实了“文化书法”的思想基础及理论基础，找准了在这一学术主张中“文化书法”的坐标点和发力点，并为此创设“文化书法”的一种“从外到里，再由里到外”迂回交错式的研究方法和实现路径。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卦·象传》）其所述之“文”体现的是王岳川先生一种人文思想的他者表达和自我表述，显然，这种表述如果不转化为“大众认同”，就不能“化成天下”。王岳川与其他书家不同的是，他通过开辟“讲学”和“对话”的两种渠道，善于将“自我表述”转化为“大众语境”，这种输出式的平台，就是利用电视主流媒体、艺术平面媒介、自媒体的有效传播。数年来，他在中央电视台、北京卫视、湖南卫视等影响力而广的媒体，利用《光明日报》、《书法报》、《书法》等权威媒介，利用博客、微信等自媒体，阐述“文化书法”主张，在对千年书法、千年文明历史积淀的解读中，以“文明旅者”的角色和立场，对历代书法大家、历代书法经典的进行重新审视和赏析，导引出“文化书法”的历史根基、普遍意义和艺术观点。走遍中国，周游列国，展开与中外名家对话则是他阐述“文化书法”理念并不断丰富其思想内涵的有效途径，在他的对话中，既有与国内一流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也有与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日本等诸多国外当代文化名家的思想碰撞，“文化书法”理念在不断输出中得以逐渐传播、渐次明晰。
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作为从事书法文化研究的学术机构，是王岳川践行“文化书法”的现实平台，他通过书法研究生、书法访问学者、在职研究生班和高研班等实践载体，广收门徒，籍以打造一支“文化书法”的生力军和领军人物，从书法访问学者的阵容来看，王岳川注重吸纳文化修养与创作实力并重的书家，对他们进行国学、文化学、文艺审美学的再煅造，这种育人教化的范式着力于构建其“文化书法”的强大阵营，理当具有标本作用和示范意义。
近年来，书坛中人对王岳川先生的评价也不是众口一词的溢美之辞，也遭到不少人的批评与质疑，这种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书法”的概念问题，有观点认为书法本身就是文化的范畴，“文化书法”的提出只是对“书法文化”的概念偷换，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二是王岳川本人的书法或因其过于注重学术研究的缘故，其艺术水平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进而对其学术思想的可行性提出质疑。第一种质疑和偏见如果在前些年当属“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因为这个概念在他提出之初，人们并未站在更高的层面去观照和反思他的这一的学术思想，而随着国家重大战略尤其是文化战略的日益明朗化，人们才发现，“文化书法”的提出却是前瞻性的、时代性的。“文化书法”之于“书法文化”，因重心点的不同，折射的是两种不同的书法本体意识，“文化书法”侧重的是作为书法家所必须具有的文化素养、人文情怀和人格精神，它是一种对历代书法家进行梳理和归纳后对现实的一种思想表达和理性诉求，故两者同质而异构。而对王岳川先生书法创作技法和水平的质疑，这次“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无疑是给质疑者一个坚实的回答，这次他所展示的六十件作品，篆、隶、楷、行、草五体皆备，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文化内蕴、人文气息、正大气象，通过他数年来夜以继日的临摹与创作实践，继而从其所营构的厚重豁达、雄浑大气、宽博沉实的笔墨线条中，正日益显现出来。假以时日，王岳川先生在其个体实践和集体实验的双重努力下，“文化书法”在当下及未来“大国文化”的战略突围中，必占有重要的一席。
蓝图虽然美好，过程却是艰辛的。王岳川“文化书法”提出的当代意义，在于他立足于国际国内视野，站在更高的层面找准了书法艺术的内在发展规律，着力于重建其本应具有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为国内书坛至少一种强有力的启示或警醒：在可以乐见的诸多流派或思潮竞相勃发的当下，文化作为书法艺术的核心须臾不能偏离，失却了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书法家就不能在更高的国内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这样中国也诞生不了大家、大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要输出的不单是物质层面的东西，还应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与东方文明。中国书协显然也注意了文化支撑书法的极端重要性，十一届全国展作为一个鲜明个案，已将文化列为一名书家最基本的考核或考查依据，这正与王岳川先生的“文化书法”理念一拍即合。
当然，“文化书法”作为一种流派或思想的提出，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要真正实现这种“文化书法”蓝图所构建的理想模式，将会是一段很长的路程。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告诉我们，一种事物从量变产生质量，会受到内外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制约，内因是书法家本人在文化及文学底蕴、艺术成就、社会地位及人格魅力等诸要素的合力并蓄，外因是必须依赖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一个利于推出大家、大师的良好环境，两种因素缺一不可，唯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批文化书法大家、大师级的人物才会诞生。
资料由北京一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