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31年6月1日
地点：日本熊本医学院
思考人：北里柴三郎
国籍：日本
职业：医生、细菌学家、免疫学家
思考内容：
我知道我的时日不多了，所以回到家乡再看一看我曾经的模样。78年前我就出生在这个地方，78年来在学界的风风雨雨也总是让我感慨万千。回想我这一生其实也没做太多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们说的破伤风疫苗，白喉免疫理论以及什么血清学贡献的，其实都是因为我赶上了好的时代，我所生活的这个年代是微生物界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里，有多少诺贝尔奖的得主都是因为发现个各种疾病的致病菌或者传播规律。那时候有着逐渐成熟的微生物分离鉴定技术，各种病又层出不穷，只要你经过科学训练，拿着显微镜和分离培养的设备去找来几个病人，分离出病菌是很容易的事情。只可惜有的人认真，有的人马虎。如果你说我培养出了像志贺洁这样发现痢疾杆菌的优秀学生，是个非常优秀的导师，那也是过誉了。个人努力为主，导师指导只占其次。
我有时会想如果我当年没有回国效力，而是一直在德国做研究，那第一届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会不会也有我一个呢？因为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医学奖颁给的那个贝林先生就是跟我在柏林大学研究所里共同研究破伤风和白喉的那个人，后来我回国了，他继续研究白喉，有所得，于是就得奖了。你或许会惋惜的认为这是我一生的隐痛和遗憾吧？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真正萦绕我心头让我想起时就隐隐作痛的是另外的几道伤疤。
这心灵上的三道伤疤，是我用尽我后半生都无法抚慰和抹平的。我想把它讲出来，让后来之人引以为鉴。也让我在迟暮之年能畅怀释然。
这第一件事跟我的老师有关。
我31岁那年，刚刚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本硕博连读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内务省卫生局东京试验所工作。刚工作不久，一个叫做绪方正规的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他新建的一个细菌学实验室工作，做他的第一助手。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老师是谁？他就是日本微生物学之父，从德国回来后建立了日本第一个细菌实验室，于是日本才有了微生物学。我一看这是自己感兴趣的，而且这个时代研究这个正如火如荼，因为那时候大家相信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一种细菌引起的。我能被这位日本微生物界的祖师爷看中，实在是运气，不过这也离不开我在医学院里勤奋刻苦的付出。一颗金元宝就掉在我的怀里，我怎么能错过呢？
我当即就答应了他。
我的这位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一丝不苟的人，和其他的医学家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一点可能是其他日本学界微生物学家所不具备的，就是他的教育背景和他老师的厉害。
他的老师是谁呢？他的老师就是德国柏林大学赫赫有名的柯赫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罗伯特·柯赫教授。我想你可能对这位大师级别的人物也不太熟悉。那我说出了他的成就时，你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他哦！
1876年，也就是我24岁，那时候自己还是东京帝国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这个叫做柯赫的祖师爷就发现了炭疽杆菌，并发明了从血液中提取细菌的方法。1882年，也就是我老师回国的前一年，柯赫又分离出了结核杆菌，并在同年发明了胆囊切除术。从此名声大震，成为学界响当当的人物，甚至可以和法国的路易·巴斯德相媲美。老师是个牛人这不是最值得炫耀的，最重要的是老师的重大发现其背后有着科学的方法论相随，所以师从这个大牛，你就获得了捕鱼的方法，而不仅仅是能吃鱼尝鲜，坐吃山空。
我老师的这一点点人脉是我日后在学术上有成就的重要因素。随后1884年日本的长崎爆发了霍乱，我的机会来了。我用在绪方正规的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顺利的在霍乱病人的米泔水样大便里发现了霍乱弧菌。我还没来得及沾沾自喜，就得知早在一年前，这个叫做柯赫的师爷就已经发现了霍乱弧菌。我不得不肃然起敬啊！我的老师看我工作勤勉，天赋资质也不错，就给他的老师柯赫写信，推荐我到德国跟着这个祖师爷学习。
随后的将近7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德国学习深造，在柯赫研究所里发现了我此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但也就是在德国，我跟我的日本老师甚至整个日本学界结下了梁子。
事情是这样的，我刚离开日本，我老师发现了当时在日本海军很流行的一种脚气病的病原体。之所以叫做脚气病是因为这种病先从两脚麻木开始，然后渐渐变得行动不便，接着胳膊也不好使了，最后就是消瘦加精神萎靡，没有几天就会死于心脏病。所以，虽然叫做脚气病，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心脏病。因为当时海军和皇族里有很多人得这种病，所以整个大日本帝国对此都很重视。
当时天皇拨了专款进行脚气病的研究。日本海军医院的院长高木兼宽同志因为有着医学背景，而且比天皇担心皇室健康更迫切的关心海军士兵的安危。因为海军里得脚气病的人可海了去了，那时候见到中国的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超大级别战船，我们日本舰队都不敢靠近，甚至一炮也不敢开的就赶紧掉头往回跑，因为甲板上的士兵不是脚麻就是心功能不行，扛几个炮弹就累的呼呼直喘，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所以爱兵又爱国，这个军医院长决定也多方去探求脚气病背后的秘密。
高木查阅了航海记录发现了问题，有艘叫做“筑波号”的船去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时候就没有发生脚气病，他就找来舰长问问他们去美国和澳洲都干啥了，怎么没发生脚气病呢？舰长是个粗人，直接就说啃面包呀，因为那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痛苦海上记忆。也是区别于其它次航行的一个他所能想到的最明显的不同点。
高木略有所得，进一步又查阅了床上患病人群的特点，都是士兵。又一查，结果发现普通士兵在远洋航海时吃的都是饭团子。高木猜想，这种病可能和食物的种类有关系，于是就用面包和炼乳代替饭团，结果就解决了脚气病的问题。
而我的老师呢，以为这个功劳是自己的，跟自己发现了脚气细菌，然后提倡大家勤消毒注意卫生有关。当时，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认为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所以支持我老师的声音占了压倒性的优势，而支持高木军医的几乎就没有。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发现高木说的有理，人家是进行了对照试验的，应该没什么问题。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我在离开日本的四年后在德国发表了一篇论文，反对我老师的观点，支持高木先生。
结果就铸成了我心头的第一个伤疤。日本学界哗然了，说我这小子欺师灭祖，大逆不道，你老师对你跟自己亲儿子一样，又是栽培又是提携的，最后还把你送到德国世界顶级的实验室跟着顶级的实验大师学习技术，结果你学了几年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把自己老师都给忘了，这下翅膀硬了，想自立门户吗？连自己老师的脸都敢打，而且还是发论文，当着世界所有科学家的面打你老师的脸，再说了你老师是日本科学界的招牌和旗帜呀，你小子这不是在否定整个日本学界吗？以后还想不想在日本混了？
完了，我这下就算捅了马蜂窝了。舆论压倒性的向我袭来，我都来不及躲闪和解释，就被唾沫星子淹死了。从此我和东京帝国大学甚至整个日本学界就结下梁子了，虽然我老师对我没有什么微辞，但是对于这样的舆论也是无可奈何，况且我真让老师感到不爽了，至少是忤逆吧，用中国人的话就是胳膊肘向外拐。直到后来我从德国学成归来，东京帝国大学，甚至整个日本学界都不待见我。谁也不敢要我，一个是因为我的名气大了，再一个就是谁都怕我再来一出，再把招聘我的老板给批驳一番。所以，后来我只能单干，出来自己开了一个个体户，起名就叫“北里研究所”。当然这是后面的事了。
后来在我老师绪方正规执教25周年纪念会上，我前去祝贺，在那天的讲话里，我把心中的郁结开诚布公的讲了出来，我说：“反对恩师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但我们科学家的责任不就是维护真理吗？”我的老师大人大量，率先鼓掌！我知道我已经博得了他的原谅，可是当年在学界我被排挤的窘况至今仍然是历历在目，这早就在我心中产生了不可弥补的创伤。
这段争论直到两年前才得以定论。一个叫做艾克曼的荷兰人证明了脚气病的发病机制，原来真是因为饮食结构的问题。日本人的精米饭团里维生素B1含量极少，而这种维生素是能量代谢的辅酶，缺乏它，心肌能量就供应不上了，慢慢的就会发生心衰死掉。
虽然最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似乎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科学就是这样，真理掌握手中的那群少数人，要承担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所以还是从众容易一些，至少可以过得幸福，不用担那么大的风险。但是你的良心是否会因此安定下来就不好说了。
这第二件事和第三件事都跟鼠疫有关。
1860年开始世界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就从中国的云南逐渐向世界各地蔓延。当然到人们真正重视它的时候，它已经传播到了当时亚洲的中心——香港。我还记得那是1894年6月5日，我受日本政府的委托，带队一行六人从日本出发前去香港确认当时在香港流行的疾病是不是黑死病。如果是，就利用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找到病因，同时传递给本国进行海上封锁的信号，以避免鼠疫传到日本本土去。当时的六个人，除了我和我带的一个助手外，还有东京帝国大学的青山胤通带了个叫做石神亨的助手，还有德国的一个叫做白点的霉菌学专家也带了一个助手。我们六个人是12日抵达的香港，当时我们带着微生物学研究最先进的设备。第二天去医院确认了流行的就是黑死病后，第三天就获得香港政府的批准开始解剖尸体，开始对这种疾病的病因学进行探究。就在6月14日这天，我兴奋的从黑死病病人的血液中分离得到了一种细菌，当时我认为这就是鼠疫杆菌。于是我赶紧让香港公立医院的代理主管劳森先生，通知了当时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因为我要确定发现的优先权，当时在学界就是这样一种风气，第一个发现的就可以耀武扬威，第二个发现的什么功劳都没有。
那怎样知道谁先发现的呢？就是通过发论文的时间来确认的，因为当时我们这里汇集了世界上顶级的微生物学家，带的又是最先进的设备，又是在疾病最开始暴发流行的时候就冒险前来研究的，所以只要我是这三个组里最先发现的，那也就代表着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黑死病致病原因的人，到时候肯定会奠定和我祖师爷柯赫一样的学界地位，到时候就让那些和我结梁子的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们后悔去吧，我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于是加紧研究把我的论文完善，尽早投到《柳叶刀》，到时候就是板上钉钉，不容争议的事实了。
我7月7日寄出了正式论文，8月25日就在《柳叶刀》杂志发表。速度已经很快了。可是因为我急功近利，因为在和东京帝国大学的人赌气，我的双眼和心灵都被蒙蔽的太多了。而且当媒体宣布是我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时，自己简直飘飘然的被捧上了天。但是我终究还是疏忽了，因为从一开始我的方法就是错误的。
我之所以选择从血液入手，是因为我在德国的祖师爷柯赫就是从血液中提取细菌的专家，他亲手发明了一整套严密的流程。我在德国时经历过严格的培训，对这个方法早已驾轻就熟，所以一到鼠疫现场，我就如法炮制从血液中提取细菌。其实后来的研究里我就稍微发现了一点不对的苗头，因为我发现我的细菌在显微镜下样子并不单纯。怎么跟你说呢？这可能有点难，简单点给你讲吧，当时对细菌的分类采用的是比较简单的革兰氏染色法，我记得有个口诀叫做“紫碘酒红，一一半半”，前面是四种化学试剂和染料的名字，龙胆紫、碘液、酒精和伊红；后面是染色脱色的时间，也就是按照前面试剂的顺序，再根据后面相对应的时间就可以把细菌染上颜色，我们把红色的叫做革兰氏阴性菌，紫色的就叫革兰氏阳性菌。
在我发现的鼠疫菌里，并不单纯是革兰氏阴性菌，还掺了不少紫色的细菌。正常是不应该这样的，致病菌往往只有一种而且很单纯。我当时就脑子一热胡乱的解释一下，因为已经箭在弦上了，都被捧那么高了，突然告诉大家，我的发现有点小瑕疵，这让我怎么下的来台呢？于是我将错就错，但是心中的不安与日俱增。
纸是包不住火的，该来的总会离的。当时有个叫做耶尔森的31岁法国小伙子也在香港研究鼠疫，他应该是巴斯德研究所的业余选手，然而就是这个在我宣布发现鼠疫杆菌之后才到香港的小伙子，在自己爱智求真，实事求是的严谨工作态度下，在缺乏实验许可，缺乏实验器材的艰苦条件下，发现了真正纯正染色的鼠疫杆菌。当然他不是从血液中发现的，因为这个技术他不会。他就简单的从病灶入手，把鼠疫患者肿大的淋巴结切下来解剖研究。最后他的报告在7月30日法国巴黎的国家科学院宣读。为什么不发表呢？因为来不及了，为了跟我竞速，他只能采取这个更快的方式公布研究成果。我7日寄出的论文，再过25天就要发表了。同样也是为了竞速，这文章甚至都不是他自己读的，是他朋友罗克斯代他宣读的。
这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虽初出茅庐却深谙学术之道，在我心里他已经赢了，而我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仍然硬挺着。那时我想起了当年忤逆自己老师时的样子，似乎感受到了老师心中的愤怒与悲凉。
结果我当然是错了。5年后，鼠疫终于还是突破了封锁线传到了日本，日本学者纷纷研究，最后证明我是错的，耶尔森是对的。那是11月的一天，无奈的我在神户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可是直到那一天我才真正释怀，真正可以轻轻松松的过日子。
有时候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
第三件还和鼠疫有关，也是在东方中国。那是我此生功名尽失的伤心地。
1910年到1911年冬春之交，在中国东北鼠疫又一次蔓延开来。我带着人第一时间赶到了哈尔滨现场去探求鼠疫的真面目，企图挽回当年在香港鼠疫一战的名誉。然而我又失败了，而且又败给了一个叫做伍连德的31岁的中国小伙子。
1898年，法国人西蒙德确定了鼠疫的传播途径是跳蚤把病菌从老鼠传给了人。进一步揭示出了腺鼠疫这个概念，也就是得病后淋巴结肿大的那个。
在香港失败是因为选错了采集细菌的渠道，于是我深刻吸取了教训。这回流行的症状还是很像鼠疫的，只不过淋巴结不肿大。我想出了个万全的办法来分离病菌，病菌不是从老鼠来的吗？我就解剖耗子，从耗子身上找细菌，这回我直接找到传染疾病的源头，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可世界上哪里有万无一失的事呢？命运对人的捉弄，也许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定，也许是对我对师长不敬的一种惩罚吧！我们解剖了那么多耗子结果一无所获，而那个年轻的伍连德却从病人的血液中发现并培养出了鼠疫杆菌，证实当地流行的确实是鼠疫。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想死的心都有。我自家的法宝被人家拿去用了，而且用出了大名堂。而自己就在这阴差阳错里，失去了对鼠疫的所有操纵权。
后来我总在想，如果当年我用的方法交换一下，是不是我会名声大震呢？是不是我就不会被两个31岁的小伙儿击的惨败呢？
可“如果”是个什么样的果子呢？该是淡青色晶莹多汁的果子吧，像荔枝一样却没有核，甜里面带着辛酸。
不过这个伍连德的小伙子确实是厉害，当年在香港我也只是发现了这种细菌，却对其控制束手无策，只是采取隔离这种办法，等待着疾病的自然平息。而伍连德不一样，他利用手下那么几十个医生外加上两千多警察和士兵，在短短三个月内就用相当先进的防疫手段将鼠疫控制在了东三省内。
其实后来想想也挺后怕的，之所以这个鼠疫和普通的淋巴结肿大通过跳蚤传播的腺鼠疫不一样，是因为它是一个变种体，是一个新的类型，一旦它从老鼠的身上传到人，就彻底脱离了跳蚤，变成了呼吸道传播。如果当时不是伍连德将其按死在中国东北，按照鼠疫100%的病死率，一旦像同样是呼吸道传播的大流感一样全世界蔓延开，那估计就会成为人类的灭顶之灾。要知道大流感的死亡率可只有4%，但是全世界就还有四千万人死亡。
所以，做这个谦虚有礼、力挽狂澜的伍连德的手下败将，我也有几分庆幸。因为就算这次鼠疫让我发现，我也没办法控制它。到时候说不定还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人到暮年才知道，年轻的可贵。不服老、不服输是不行的。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和敢于开拓的这份勇气，就像当年否定老师的我，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一样。他们才是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人类真正的希望。
就说到这里吧，日本的海风吹来，让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的模样，那一年我也31岁，刚博士毕业走出校园，也是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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