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史诗化地纪录了老一辈学者们在上世纪前、中期的百态人生，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突然来到梁家（本文作者注：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的家），神色紧张地对梁说自己刚从外地潜回北平，有约50毫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进入清华园，如果这个东西落到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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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听罢，立即答应冒险一试……冒着被日本军队和随日本人来到中国的高丽浪人打劫的危险，一路狂奔驶入清华园……在特殊伪装的角落将盛装镭的铅筒启出。二人借着朦胧的夜色，驱车驶出已变得阴森恐怖的清华园，躲过日军的盘查，伴着咚咚的心跳，返回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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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在北平夜幕中与梁思成分手的赵忠尧，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发……昼伏夜行，一路风餐露宿，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当破衣烂履、蓬头垢面的赵忠尧，在离北平一个多月后，拄着一根木棍，手提咸菜坛子，晃晃悠悠地来到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时，工作人员认为是一个乞丐未加理睬。待这个“乞丐”将坛子慢慢放下，声称要找梅校长单独说话时，梅贻琦正从内室出来送客。赵忠尧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
赵忠尧先生的例子在当时并不罕见，反观当代对“教育兴学”的提倡力度不可谓不大，教育的硬件设备不可谓不齐，但是对于一个读书人而言最重要的气节和精神却实在不可与老一辈人同日而语。
程子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读书重在改变气质，那什么是气质？概括地说读书人的气质就是读书人对学问的尊重！
如何才是学者对学问的尊重？儒家有“程门立雪”，佛家有“断臂求法”，说穿了就是对学问的渴求，对真理的实践。
时代在变化，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具体标准会随顺众生。例如当代如果有学者为了请教老师而“程门立雪”，估计大家会说他傻。如果有学者“断臂求法”，估计还会造成刑事问题。当代学者的精神、气质又是如何呢？
民国时期的大学者也拿薪水，也求个人发展，也会在不同的学术机构之间“跳槽”，但是那些被人称颂的大学者无论怎么“随俗”都不会放弃客观的学术精神，都不会把名利放置在学术、学问之上。
当代的读书人，你可以为了名利，但是你不能“只”为了名利，你可以考虑利润，但是不能把商业利润凌驾于客观事实之上。这就是当代读书人应有的气质、底线。
为什么当代学术界难出大师，专家会演变成“砖家”？因为一些学者已经丧失了对客观事实应有的尊敬，造成社会大众对学者的不信任感。一个合格的学者，他最重视的必然是心中的那份对学术的渴求和信念。
有人会问，为什么自古中国学者动不动就讲“心”，讲“良知”，而忽视不可抗拒的社会事实。中国学者不是不重现实，而是正因为重现实所以才会重“心性”。
以中国佛教为例，中国佛教源自印度佛教，但是与中国重现实、重此生的固有文化相碰撞后也形成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道统。
魏晋时期中国佛教比附当时的玄学，也重视宇宙论的研究，之后从宇宙论演化为宇宙本源论的，再从宇宙本源论演化为心本源论，隋唐时期人生论、心性论已成中国佛教的重要方向，中唐以后心性论的发展越来越精细，之后中国佛教一直是作为一种人生哲学而存在。
汉传佛法从浩瀚的宇宙到精微的心性，从宇宙哲学到人生哲学，这正是体现了中国学者重实际的精神。因为学者们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我们把握不了宇宙，我们把握不了社会，乃至我们也把握不了自己一生的境遇，我们能把我的只有自己的心性。
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从端正自己的心性良知，到改变自己的人格气质，再以理智的爱（慈悲）去看待周遭的种种，普度众生。
张载说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又有一些读书人“意气风发”，想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
虽然孔子说过“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但是笔者认为当代我们这一辈人能重塑老一辈学者的精神，重现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将前人的学问原封不动地传承给下一代，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与其自己好高骛远地开宗创派，不如传好这一棒，期待下一辈人能够推陈出新。
重塑学者应有的精神，摆正读书人的社会角色，这才是当代读书人爱国兴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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