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何许人也——2017级高一22班张峻濠读书汇报演讲稿

        于某某有话说：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人丑需要多读书”，我对这句话是质疑的。难道颜值高的人就不需要多读书了吗？曾国藩有云：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风骨。我认为这是对读书比较客观的论述。读书也可以是一种爱好 ，现代人不要太妖魔化它；如果从现实功利的角度，高中生多读书确实可以提高阅读能力，而这个能力恰是高考得高分的关键。因此，作为一名教书匠，于公于私，我都是鼓励孩子多读书的。

        言归正传，今天发布的是2017级高一22班张峻豪的读书汇报。他是为数不多阅读过《三国演义》几遍的同学。从这点来看，我是很佩服他的。张同学选取曹操这个人物，我也是比较欣慰的。曹操历来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孩子以《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作对比分析曹操形象，这个角度我是赞成的。读书要有适合自己的切入点，这样读书才有效果。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曹操形象对比

                                                                                                            2017级高一22班  张峻豪

        大多数人认识曹操，是从《三国演义》开始的。作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历史巨著，《三国演义》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人物形象塑造更是达到了文学史上的巅峰。在作者笔下，曹操的奸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给万千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贪欲和权势欲在《三国演义》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用“假仁假义”网罗人才，为他所用。以至于我读完《三国演义》之后对曹操很难产生好感，但我对曹操有了不同的看法，是在读过《三国志》之后，从《三国志》里我们看到的曹操文治武功。这两部作品中的曹操差别到底有多大？为什么两部作品中的同一个人物形象会有如此的差异？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太尉桥玄所赏识，不为豪强，除暴安良，但依然不改奸雄本色。他行刺董卓不成逃离京都，途中因猜忌心过重杀了吕伯奢一家，并连出门买就归来的吕伯奢一并杀死。且口出狂言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吕伯奢一家与曹操一家乃是世交，仅凭狐疑猜测就将别人一家杀死，这种残忍又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显露出来。

        曹操对待家人与朋友也不离谎言与欺瞒，对手下更是老练奸猾。大家都知道割发待首的故事，这便是较有代表的例子之一。曹操规定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可是曹操在过麦田时却因马受惊而践踏了农田。随即叫来行军主薄，说：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人急忙阻止。在郭嘉以春秋大义“法不加尊”的劝阻下，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即借郭嘉的话，轻轻将死罪抛开。于是拔剑割发，游示三军。此番作为让他赢得了三点美名：其一，他很严肃地让执法的官员为自己定罪，表明他要带头执行军令；其二，他拔剑自刎，表明自己严明法度；最后在郭嘉的劝导下，他沉吟良久割发代首。此一石三鸟之计，既保住了自家性命，又赢得了严明法度的美名，使得“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更是得到了百姓的谅解。在小说的如此描写之下，一个奸猾老练的弄权者形象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曹操对手下兵士百姓都能有如此手段，对待能臣良将更是手段高超。在曹操遇到人才并想将其留为己用时，就会想尽办法笼络，也会用些奸诈手段。

        在《三国演义》中大量叙述了曹操在用人方面手段奸诈的事件。例如在濮阳之战时，曹操差点被吕布手下猛将张辽给一把火烧死。当曹操破白门楼，擒住张辽之后，已有劝降张辽之意，故与之谈笑，却被张辽几句话激怒，欲拔剑杀之。然而在关羽和刘备劝阻后，操掷剑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这段描写甚为精彩，由曹操的“笑”表现出他的得意；“大怒”表现出他的杀意。但之后却感情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曹操“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归根结底还是爱才之故，而且为了避免太尴尬，于是说“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这一句圆场的话将“曹操式”的厚黑学展现地淋漓尽致，确实不愧为当世“奸雄”。

        而《三国志》中的曹操则是一个枭雄所谓时势造英雄。乱世出枭雄。曹操就是在这样一个乱世中升起的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陈寿笔下的曹操，机警聪明，具有济世之才。

        曹操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应是在熹平三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京都洛阳为郎。没过多久，便当上洛阳北部尉。当时的洛阳为东汉都城，各类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管理。曹操就职之后，就严明法纪，让人打造了十余根五色大棒，以作为惩戒之具，并说明“有犯禁者，皆棒杀之”。蹇图自恃侄子蹇硕被皇帝宠幸，便违禁夜行，被曹操抓到后乱棒杀死。一时间，京都那些作威作福的权贵们都收敛了很多，没人再敢违犯禁令。曹操此举让其声名大噪，但也因此得罪了以蹇硕为首的一干权贵，被调至偏远的顿丘，任顿丘令。这一年，曹操二十三岁。虽然因此次事件曹操被远调，但这也为曹操积累了政治资本，为他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曹操对时局的把握亦是非常地精准。董卓作乱之后，纵兵抢掠京城，另立君王，自封相国，引起了各路诸侯豪强的反对，已然是失“义”于天下。曹操认为“卓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之后他加入了以袁绍为盟 的“反董卓联盟”。然而这一联盟中的各个势力却是离心离德，根本无法与董卓相抗衡。于是曹操喊出“投死报国，以义灭身”的口号，以一个“义”，站在了时代的更高台阶。除了对时局具有精准的洞察力之处，从《三国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曹操在应对大大小小的战役时卓越的指挥才能，以及勇于不断革新的政治魄力。他奖励耕战、重视人才选拔、并且减免赋税、加强对功臣的封赏。这一系列的举措稳定了他在北方的统治，其经国之才显露无疑。

        然而曹操绝对不是温情脉脉的人，在《三国志》中也主客观记述了他狠毒、睚眦必报的一面。曹操在和袁绍交战时许攸背袁投曹，并为曹操偷袭袁绍军屯粮之所----乌巢出谋划策。然而事成之后许攸自恃功劳，放荡不羁，甚至在酒席上直呼曹操小名，多次提及自己对攻下冀州的功劳。之后被曹操厌恶，旅任手下许褚杀掉了许攸。许攸被许褚杀掉之后，曹操却只是责备了许褚而非降罪于他，可见曹操对于杀许攸确实有一番思虑。曾经被曹操“跣足而出”迎来的许攸最终落下杀身之祸，其自恃勋劳虽是诱因，但也足见曹操的心狠手辣。纵观整部《三国志》，陈寿对曹操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虽然曹操杀掉了一些不合于己的人才，但是其自身的才能和人格魅力皆尽凸显，不愧为“超世之杰”。

        下面我们看一下两书中的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神医华佗在民间可谓是家喻户晓，《三国演义》中对他的死有着很清楚的记述。曹操患有头痛病，久治不愈。于是请来了华佗为他医治，华佗告诉他需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病根“风涎”，如此便能根治。曹操大怒，觉得华佗欲害他性命，华佗举了关羽刮骨疗伤的例子来劝其无需多疑。操曰：“臂痛可刮，脑袋安要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于是将华佗置于狱中，拷问实情。数日之后，华佗竟是死在了狱中。这便是大家都熟知的《三国演义》对于华佗身死的记述。而在《三国志》中却是这样记载的，曹操病痛加剧，命人请华佗看病，华佗先是以思乡之情推辞，后又以妻子生病为由欺瞒曹操。被识破之后曹操大怒，于是便抓了华佗入狱。《三国演义》更强调的是曹操的主观臆断，因疑心而杀华佗；《三国志》中却是因为华佗三番五次地推辞欺骗而惹怒了曹操，从而获罪入狱且死在狱中。一种是主动，一种是被动，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并且在《三国志》中曹操表现出了“侮杀华佗”的情绪，与《三国演义》的形象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为什么两部作品中曹操形象竟有如此大差异？

        史书的撰写，多少会受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影响，不同的时候背景之下，所成史书的感情基调也会有所区别。我们都知道，魏国灭了蜀国，司马氏夺权废魏立晋，之后又灭吴，从而完成国家统一。于是陈寿所著《三国志》为了政治的需要对曹操的一生作简要的记述，多写其政治生涯和历经的大小战役，而性格方面就只做了简略描述，也没有受到太多道德倾向的影响。而《三国演义》则是在历经了数朝之后的演义作品，这就无需再考虑魏国甚至是晋国当权者的利益。历史上的曹操重严法度，符合的是法家的思想，而《三国演义》的创作者们多受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所熏陶，曹操的所作所为便与他们所遵循的儒家思想所不符，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尊刘贬曹”的政治倾向性。

        最后我想说我们要肯定曹操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也肯定他表现出来的文韬武略；也要清楚地认识到他性格狠辣、暴虐的一面。我们研究曹操这个性格最为复杂的人物形象，当把他的优点做精华以继承，把他的缺陷当糟粕以摒弃，并加以警醒。

        于某某编后记：张峻豪同学现场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唯一不足之处就是他的PPT做的太一般了。课件不实用，两本书有关人物对比的文字分析一概没有。这些视觉刺激一定会比张同学现场讲授效果好得多。但张同学讲故事还是比较生动的。现场的一些同学甚至通过他的汇报已经产生阅读《三国演义》的冲动，我想这就是读书汇报的意义所在吧。一个人的汇报能带动起更多人读书，这才是我的初衷。

        中国古代有四大名著，学生知道的不少，了解的却不多。换句话来说，学生了解四大名著更多是通过影视剧间接获得的。八十年代拍摄的四大名著基本符合原著，但真正阅读过书籍的人还是可以看出这两者的差别所在。再优秀的影视还是比不过原著。在高中，我是鼓励学生阅读原著的。但往往只是鼓励而已，真正能阅读的少之又少。我希望我的学生肯读经典，垦读经典，啃读经典，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