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朝到明朝后期，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世祖朱棣在位之时，大力推行儒家程朱理学，儒家思想在中国可谓是发展到了顶峰。在此期间，明朝也涌现了很多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最为著名的就是“明朝四大奇书”，具体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争议颇大的《金瓶梅》.
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传奇小说集、中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三言”“两拍”，其中“三言”指冯梦龙创作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两拍”指凌濛初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
在这些文学著作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尼姑的身影，尤其是在“三言”“两拍”之中。但在这些话本小说中，尼姑往往扮演着与宗教戒律相悖的角色，淫乱佛门的有，贪财如命的有，乃至于杀人越货的都不在少数。
如《金瓶梅》中的薛姑子，出家之前已与和尚通奸，丈夫死后索性出家为尼，长伴僧侣，甚至勾搭大门大户的小姐去到寺庙；又如《初刻拍案惊奇》中写到的功德庵的尼姑们，《二刻拍案惊奇》提到的尼姑真静等，她们毫不掩饰地用自己的欲望打破庵院的空寂与安宁，代之以情色与纷乱，尽管结局惨淡，但是不禁令人唏嘘。
为何明明是佛门清净地的尼姑庵，却偏生如此多事？
其实在明太祖时期，就已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四十岁以下的女子不许出家为尼，到建文三年，女子出家为尼的年龄限制甚至达到了59岁，直到正统年间，年龄限制才名存实亡。这种年龄限制现在看来可能匪夷所思，但是在当时，可谓很好的保持了佛教的宗教纯洁性。
朱元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推崇佛教的他聪明地意识到了，在明朝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下，限制女子出家年龄可能是对佛教的最大保护。
“三纲五常”、“女诫七出”，封建王朝的女性被牢牢地压在男权社会底层，不能发出任何声音。甚至于明朝法律之中，“夫高于妻子”展现在夫妻双方同时犯罪的时候是“相同的罪，处罚不一样”。比如老婆打丈夫，“棍杖一百”，若打伤及以上，“则罪加三等”；可是丈夫打老婆，“若没有受伤，不再论罪”，“若被打伤及以上，则减凡人二等。这种女性人身权明显受到伤害很突出地展现了明朝律例中 “男尊女卑”的核心原则。
而在那个时代，女子为了守节而出家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吴名函《隆庆庚午守贞庵建观音阁碑记》记载苏州府吴江县有一座守贞庵，即为明隆庆年间，巡宰杨忠之妻节妇毛氏建。年岁已大，或许可以耐得住寂寞，若是年方二八，正是少女怀春的年纪，又如何能忍？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很多女子选择出家为尼，一则吃穿不愁，庵上自有供应；二则在乡邻之中亦可落得一个“节妇”之名。其实不只是为了守节，明末清初人陆衡曾道，“每见人家妇女,或丧夫,或无子,即有夫有子,而别有不得已,辄忿然出家,薙去其发。”出家为尼，或是丧夫无子，或有夫有子不得已而“忿然”出家，可见当时很多尼姑并不是出于本身的意愿，也不是因为秉持着对佛教的信仰而削发为尼，而对这一部分尼姑而言，长伴青灯古佛，恪守清规戒律又岂是可以等闲做到的？
既已冲破清规戒律的阻挡，她们和世人就并没有分别，有着世人该有的情欲、贪欲甚至是恶欲。于是她们就变成了文人创作的原型，成为了所谓“淫尼”、“恶尼”的原型。
另一方面，明朝中后期偏信道教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明朝嘉靖皇帝“不理朝政，一心修道”，嘉靖对道教长生盲目的追求与迷信，以至于认为《西游记》是在讽刺自己，导致《西游记》在明朝一度成为禁书。“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这种浅显的道理在此时发挥得淋漓尽致，嘉靖年间，许多道士甚至官至礼部尚书，这在整个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正因如此，道教和道士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反映在文学作品上就是道士往往是一派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而此时道教传播最大的阻碍便是佛教，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得以看到“淫尼”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丑化佛教的行为也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