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牛顿是近代科技文明的开创者，是自然科学的开山巨匠。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存在一个‘牛顿’，对众多学者而言，他也是‘神一般的存在’，这个人就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依靠缜密的逻辑，细致的观察，有条不紊的考证，总结了人们在经济生产中的创新和智慧后，使用严谨的语言将这些来自民间的创新总结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为经济学。当下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黑板化’，也就是它的理论不断的脱离实际，越来越故步自封，不断的把自己囚禁在一种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中。这种思想与现实的割裂性，是每种自上而下思维体系的常见走向，当下经济学的发展与亚当斯密当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现实路线已经完全背道而驰。
毫无疑问，亚当斯密是伟大的智者，然而他的智慧来自于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而不是来自于头脑里的无中生有。亚当斯密对人们的经济生产活动规律有很多深刻的认识，他提出了很多至今任然被奉为经典的概念和定律，例如广为人知的‘看不见的手’，以及‘劳动分工率’。这些洞见和规律并不是亚当斯密发明的，这些智慧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自发衍生出来的创新，亚当斯密只不过是发现并提炼出来而已。
我们之所以处于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生存不再受匮乏的威胁，这一切要拜劳动分工制所赐。斯密在手工厂观察了产业工人是如何制针，他发现如果一枚针是由一个工人独自制作，那么无论他如何改进技艺，一天做多也只能制作20根针，也许一根都做不出来。但是有某个制针工厂把过程分成18个步骤，分别由10个工人参与分工，每人完成1到2项，那么工厂一天可以制针48000枚，这比分工前的劳动生产率高2400倍。通过调研亚当斯密认为财富的源泉不仅在于劳动，还在于已形成分工之下的劳动，否定了重商主义关于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或商业活动的错误观念，并且指出重农学派只把农业劳动看作是财富唯一来源的错误思想，亚当斯密的思辨由此开启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由此看来，亚当斯密并没有创建劳动分工制度，他是通过观察第一线的产业活动后得到思想上的启发，真正创造分工劳作并提高生产效率这一制度创新的，其实是来自于工厂本地，这种智慧是自底向上演化出来，自顶向下的经济学只不过是用思维把这种基于底部的创新抽象化，理论化。所以说理论只能用来解释生活而无法用来指导生活，这就验证了解决问题的智慧是自底向上生长出来的，而不是经过‘顶层设计’无中生有的。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生产的很多产品其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制造慢慢的扭转了‘低价劣质’的形象，例如洗衣机，空调，电冰箱其质量早就不亚于日本，并且手机，电脑，汽车，高铁等科技含量极高的物品，我们生产出来的质量也是数一数二，看看我们高铁在世界范围内排山倒海似的输出就可见一斑。这些产品质量的提升就在于分工制，他们都是由零部件构成的商品，每个零部件由不同产商专业生产，由于分工细致导致工艺能够快速改进，同时哪怕是产品中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装的不对，或者是用料不好，我们都能够追溯，分工使得生产流程易于监管，相应的生产者就有动力保质保量。
随着社会发展，原有的劳动分工制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弊端。近来食品，药品，化妆品等质量问题频出，很大原因是分工制导致的。一瓶奶出问题，它可能是包装盒导致的，也可能是加工过程受到污染，也可能是牛的健康有问题，也可能是挤奶的过程有问题，也可能是牛吃的草有问题，因此一旦问题奶倒入奶罐后，我们就再也无法追溯问题出在哪里了。好几年前，我们出现了三聚氰胺事件，这使得奶制品市场信心遭遇毁灭性打击，如今国人再也不会买国产奶粉，这个被破坏的信任要重新建立，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些身处‘庙堂之高’的专家，学者，政府机构，教授，经济学家等除了当事后诸葛亮，分析各种原因，放出各种谴责之外，根本就给不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如今致力于解决问题，摸索出处理智慧的，还是那些处于‘江湖之远’的一线生产者。
处于一线的生产商解决这个问题的智慧是：产销闭合一体化。现在一些国产奶商为了保证质量，他们将牛奶的整个生产过程，从牛奶被倒入储存罐，到低温消毒，加工，包装，入库，发货，整个流程实现全封闭式的自动化生产，整个过程是对原有劳动分工制的反其道而行。
摧毁整个乳业信心的三聚氰胺是哪来？从奶农那来。在分工制下，奶厂自己并不养牛产奶，原奶都是从奶农那采购，加工厂每天要向很多奶农收奶，一旦不同奶农把他们的原奶倒入奶罐车后，再追溯问题就会很困难。奶商一直在跟这些奶农斗智斗勇，一开始奶农是渗水，后来有时候渗盐水，有时候掺淀粉，有时候又是掺入其他乌七八糟的杂质，奶商也就只能见招拆招。开奶罐车的司机也信不过，他们为了谋取私利，会把车开到非指定地点收集牛奶，于是工厂还得给车装上GPS，由于造假后难以追踪查处，因此造假的诱惑力是很强的。
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奶厂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巧妙方法。为了增加牛奶可追溯性，奶厂办了‘托牛所’，奶农把他们的牛送到指定地方统一挤奶，挤完后托牛所用试管留下样本以便追溯问题。发展到后来，工厂干脆进一步整合，自己来养奶牛，由于奶牛吃的饲料也会影响奶质，于是工厂又将饲料的生产纳入自己的生产链，由此产品的垂直链条越是整合，生产步骤间的换手环节就越少，品质检验成本就越低，品质就越有保障。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从来就不是自上而下，由高层拍脑袋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处于第一线的相关人员，根据自身的经验，对问题的理解，进行各种试错，找到有效办法后，将其制度化，理论化，流程化，最后成为通用的制度安排，这也就证明了，智慧是自底向上生长出来的。
很多自顶向下的思维模式最终结不出智慧的果实，主要是因为它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抽象化。我们所在的国家，地区，社群，乃至你面对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面对非线性系统，当你向他输入一个参数时，参数在系统内部经过了你根本无法想象的处理和变换，于是最终输出的结果极有可能超出你的预想，甚至让你目瞪口呆。掌握生活智慧的人才能够坦然的面对生活中各种突如其来的意外，他们能理解，奋斗不一定会有收获；播种不一定会有结果；好心不一定能办好事；善良不一定带来合作；真心不一定唤醒真爱；道歉不一定博得原谅；
很多人容易对生活产生愤怒和失望，很大程度是因为线性思考的结果。他们觉得我既然做了，那么生活就应该给我对应的回报，但生活是非线性的，你种下了一颗西瓜的种子，收获的是香蕉苹果甚至是一无所获，这都是很正常的，但线性思维无法接受现实与理想间的落差，于是落差导致认知失调，失调导致失控感，失控感导致恐惧，恐惧产生愤怒。一些人充满戾气，胸腔总是气鼓鼓的，好像随时要爆炸一样，主要原因就是无法接受世界居然跟自己想象中不同这一事实。
智慧之所以要由自底向上生长，那是因为智慧需要捕捉和发觉具体场景中那些潜藏着的，难以察觉而又异常重要的因素。智慧是人对场景的敏感性，是一种在一团乱麻的局面中抽丝剥茧，抓住主要线头的识别力，所以智慧一旦脱离了具体场景，那么它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就会变成干巴巴，毫无生命的知识标本。
一个人的智慧水准往往并不体现在其专业水准上，而是基于其丰富的社会知识。某一年印度某地发生宗教教派冲突，死伤惨重。大量的难民为逃避对手打击，躲入一座神庙，虽然暂时没有生命之忧，但缺吃少穿，急需外界援助。但此时政府就像气管里的老鼠，左右都受气，如果直接派军队解救，就会激怒其中一派，不救的话又会激怒另一派。然而此时难民急需救援，怎么办？于是政府想一个折中的办法，委托当地商人代为运送，发放救济物质，并承诺时候政府给予商人相应回报。
过了一段时间，宗教冲突总算平静，逃入神庙的难民先后返家。秋后自然就要算账，商人们把各项援助物质上报政府，等待政府报销。官员拿到账单一看，立马发现里面包含明显的水分。
政府自然不想当冤大头被商人痛宰，然而商人雪中送炭，帮了政府大忙，如果没有可靠证据就压缩开支，道理上说不过去，并且下次政府有事，商人肯定就不愿意出手帮忙了，于是政府进退维谷，不知道如何有效的去除账单上的水分。
政府把难题交给一个统计专家。专家知道，他根本无法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实地考察，进行细致统计后再去除水分。毕竟冲突期间，一片混乱，冲突过后，人们作鸟兽散，就连难民的大概数量都说不清，他唯一掌握的就是商人报上来的账单。
最后这位专家通过抓住一个潜藏着的重要因素，漂亮的解决了问题。他的解决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而且无话可说。为了救助难民，商人送去了很多物质，有食品，服装，药品，日用品等，这位专家在一团乱麻中抽丝剥茧找到了核实商人真实开销的依据---盐。盐的价格不高，总量不大，商人虚报的动机不强烈，所以用量的真实性是可依赖的。因为盐人人必用，而且用量少而稳定，人均每日就是固定几克而已，不可能出现大幅的增加或减少，于是用盐来反推难民的数量，结论是比较精确的。确定难民数量后，再来评估食品，服装这些肯定会被夸大虚报的物质数量就容易多了。而且盐的数量是商人自己上报的，他们只能认账，所以统计专家运用了社会知识而非专业技能，巧妙的解决了这个统计难题，这就叫智慧。
此外，我们一直在不知不觉中使用并从中受益的一种自底向上演化出来的智慧，叫道德。道德是一个群体在长时间的生活实践中，通过摸索，试错，调整后形成的一种符合群体共同价值观，能减少群体里个体间相互摩擦，并促进群体合作实现共赢的不成文但每个个体都自愿遵守的行为规范。最早发现道德是一种自底向上演化出来的智慧的，仍然是亚当斯密。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开创了经济学，并著有文明遐迩的《国富论》，然而他从不把他自己当做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把自己看做一个伦理学家，同时最让他骄傲的著作不是《国富论》，而是另一部少为人知的《道德情操论》。
按照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道德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现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寻找心心相通的愉悦，并自行决定的交互准则。我们小时候在课本上学到的各种道德说教，其实并不是哪个智者在脑子无中生有后写下来的，而是一些人通过观察后，把人们交往中约定俗成的惯例记录下来，随后把这些惯例抽象成一系列原则后，再教导给下一代。
很多人曾经认为，促进文明发展的人类道德是一种自顶向下的超然的宇宙次序。倘若道德这种智慧是具备超然性的话，那么它必然是不会随着时间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几十年前，人们在情感上根本接受不了同性恋，那时候很多人为了获得社会认同，不得不拼命掩饰自己的性取向，特别是那些具备公众影响力的名人名流，倘若被公众发现他在跟同性约会的话，会受到严厉的谴责，甚至名誉扫地。最著名的是计算机科学的开创者图灵，他设计的计算机帮助英国政府破解了纳粹的密码系统，为盟军赢得二战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图灵却因自己的性取向遭受了非人的虐待，英国政府为了‘纠正’他的‘变态’，居然对其进行化学阉割，无法忍受这种非人折磨的图灵，咬了一口涂满剧毒氯化氢的苹果后，自杀身亡。人类由此损失了几百年都难得一见的智慧大脑。
图灵或许想象不到，几十年后，彩虹革命席卷全球。同性恋者为了追求自身权益，大胆的站出来与保守派作斗争并取得了丰厚成功。如今在全球很多地方，包括中国台湾都承认了同性婚姻，大量民众也不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甚至很多明星纷纷在众目睽睽下宣布自己‘出柜’，甚至在意大利的时尚行业，如果你不是同性恋反而是不正常的。
为何不过短短几十年，人们对同性恋的道德认同出现了大反转？不难理解，在同性恋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出自精英群体，他们是明星，学者，亦或是企业家，他们的能力能够促团体的进步与发展，承认并保障他们的性权利，团体便能有效的借助他们的力量，推动自身的发展，由此保障他们的性选择权，既有利于他们，也有利与团体中的其他成员，所以承认他们的性权利对整体而言是个双赢的结果，于是道德转向，很大程度上是群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当然这个过程也不乏社会氛围越来越宽容，以及同性恋者对自身权益的争取和斗争。
道德是一种智慧，是人类成长过程中彼此调整，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在不同的处境中，道德准则会出现不同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道德准则的作用始终是要促进群体在给定环境下更好的生存下去。以德国为例，在暴力的普鲁士中世纪成长的孩子，必定与当今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当代德国成长起来的孩子，具备完全不同的道德标准。在中世纪的时候，为了捍卫自己或所属城邦的荣誉而杀人是符合道德原则的，而在当今的和平发达时期，很多德国人把拒绝吃肉，乐善好施作为道德准则，而杀人则是违背道德原则的。
哈佛大学教授史蒂夫.平克在其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记录了近几百年来，暴力行为在惊人的持续减少。在过去十年里，全球战争死亡率创下了历史新低；西方发达国家中，杀人率减少了99%；原本常见的各种暴力形式，例如种族，性别，家庭，肉体，资本等正在全面撤退；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反对暴力，哪怕是对动物的暴力，人们也难以接受。当然，暴力仍然存在于当下社会，但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暴力的发生比以前而言，呈现出急剧的下降，而这一下降趋势还在不断的保持着。
由此，道德是一种自底向上的智慧。它在群体中自发衍生，它会根据群体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做自我调整，从而引导群体中个体的行为方式，其最终目标是帮组整个群体在给定的条件下，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智慧说到底是一种体察力，你能体察到具体环境下隐藏着的关键变量，或是你能体察到潜藏在对方内心深处的，难以言明痛苦。只有抓住当下情景的主要矛盾，并出于对他人的同理心，你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行为，进而为他人，为自己做出有益的贡献。
智慧来源于我们内心对当下，对自己，对他人的容纳与理解，它无法割裂培植它的土壤，它只能自底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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