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种偏见，那就是俗人最好别拍科幻片。这种话说起来过于绝对，而且有种法西斯的味道，容易为人所不齿，所以我一直想要换一种委婉的说法，但是到现在还是找不出更加准确的表达。
去年《攻壳机动队》真人版上映的时候我曾经这样写道：
剥掉科幻的壳，美版《攻壳机动队》的内里又是一部宣传友情、亲情、爱情的力量，对强权的反抗，对真相的追求，找寻自我，最终立足于人性高于邪恶，爱可以拯救世界的成长励志大片。在立意上可能比《疯狂动物城》稍高一筹，应该跟《乐高蝙蝠侠大电影》处在同一水平上。
其实并不是说友情、亲情、爱情、追求自由不好，它们很好，只是有点俗。俗并不是说它们低级，俗的东西也可以很高级，但这种高级的俗坏就坏在它高级——爱情、正义这类东西太高级了，简直是顶级的东西，丢出来，很少有人敢摇头说不好，你要说不好，就有点狼心狗肺，所以许多人一见到这个，蒙着眼睛就拍掌叫好，它就俗了。
更糟的是，因为知道大家一见这类东西必定拍掌叫好，创作者就费尽心思想往作品里多加一点，再多加一点，事情就变得有点媚俗。这样一来二去，心思总在这种方面打转，格局就不大，如果创作者功夫不到家，作品也不会好看，评价就不高，到头来就会说：世道变了，人心不古——就是在感叹人们都不关心正义与自由了。其实并不是不关心正义与自由，而是觉得片子实在不够好看，仅此而已。
我这样说没有指涉任何国产电影，也不是说邓肯·琼斯的科幻新片《静音》有媚俗的嫌疑。但就像新浪潮教母瓦尔达对新好莱坞电影《毕业生》的评价那样：“我几乎能想象出主创团队围坐一圈悄悄商量有什么新点子能让电影显得更下流些”，笔者也简直可以想象：邓肯·琼斯先生是如何苦思冥想，让他角色的命运再悲惨一些，再孤独一些，再有人文关怀一些。
例如电影名《静音》所代表的主人公哑巴的设定，就让人觉得不够意思。身处在未来世界声色喧扰的柏林城区，冷艳的瑞典男神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所扮演的哑巴男主Leo，在一家酒吧从事酒保的工作。除了《静音》，今年还有另一部关于哑巴的电影，那就是奥斯卡13项提名的《水形物语》——在后一部里，因为哑巴造成的孤独和不被社会接受的种种，几乎直接导致了女主对大鱼怪的惺惺相惜。
但在《静音》里，男主的哑巴似乎只在打电话说不了话、在图书馆没有办法通过语音搜索图书等场合派上了用场，认真地说，其实是可以删掉的，同样的情况也包括了反派恋童癖的取向设定，对于推动剧情的帮助并不大。
你可以说那是一种关于孤独的隐喻，是邓肯·琼斯对于信息社会噪音太多，人本身失去了发声的可能，就算发声了也会立即被淹没的一种寓言。可是说实话，这些用不着你告诉我。如果一个设定可以删掉也不影响这个作品，那么还是删掉的好。海明威告诉我们，文章里有太多的形容词，有可能是作者对自己要表达的东西没自信，所以要先弄花读者的眼，当然你也可以写唯美主义的文章，但里面还是有些道理比较好。
甚至包括影片最大噱头，也是原本最让人期待的一点：“赛博朋克”，跟电影要讲的东西有什么必然联系，也不算明朗。故事的两条线索，一条是男主角在柏林的街头游窜，找寻失踪的女友；另一条是脾气暴躁的美国逃兵想要搞到假护照逃回美国。
我猜测，邓肯·琼斯是想借赛博朋克的城市景观来表达一种社会底层的图景——混乱、嘈杂、人情冷漠并且有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但这个就像马特·达蒙那部《缩小人生》一样，通过把人体缩小的软科幻主题，去谈论种族主义和环境问题，多少让人看了大失所望，觉得想象力匮乏。
男主角斯卡斯加德曾说看了剧本以后觉得有点像40年代的黑色电影，《马耳他之鹰》或是《卡萨布兰卡》。从不断出入小酒馆找寻爱人，以及逃兵偷渡的主题来看，确实有那个意思——有点悬疑，有点肮脏，若是如此，影片中那惊鸿一瞥的性爱机器人和白眼打手又是什么意思就很让人讶异，只好解释为更多的隐喻（这是在不考虑经费不足或是片长限制的前提下）。
科幻电影一定要像押井守和雷德利·斯科特那样，探讨玄之又玄的人类命运和永恒未来的问题吗？虽然这又是一种法西斯的说法，但我私下还是有着这种期待的。
前些日子去世的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古恩女士，一生创造了许多头脑实验室，让人们去想象一个没有性别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让人们观察把世界分为绝对的无政府主义和绝对的等级社会又会发生什么；菲利普·狄克和押井守提出了人造人也有人的情感这样一种处境，进而发问：人何以为人。
都是些难解的谜，他们断然不会造出一种救赎的假象：真爱可以拯救世界、作恶者必将自食其果等等——在特定问题面前，这种结论就显得过于轻飘飘了。
不太敢看讲真爱的电影，因为真爱无敌，又不是一拳超人，无敌是多么的寂寞。也很怕批判恋童癖的电影，因为恋童癖实在是太糟糕了，你敢说你不喜欢批判恋童癖的电影？你这个禽兽！
我崇拜邓肯·琼斯的父亲大卫·鲍伊，虽然已经故去，但他的歌声坐在一辆车里，正朝着宇宙尽头飘去呢。
（文/mr.p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