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规划观察》1999年
本文回顾了1945年以来的一些城市规划思想史，指出了三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从过去的将城市规划视为物质性规划及城市设计的实践转变为将规划视为系统的理性的过程；第二个变化是，从把规划作为一项需要专业技术支持的工作，转变为把规划看作需要对环境变化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规划师扮演的角色是管理者和协调者；第三个变化，是从“现代”理论到“后现代”理论的变化。
在托马斯·库恩之前，人们认为科学知识是随着历史进程而稳定发展，随着对不同现象的实证经验的观察积累而来的，而库恩对于科学历史的研究却得出了这一观点：即关于科学知识的进步是渐进的、逐步演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研究任何科学分支，都可以发现他们有着明确的基础理论、概念或假设，而这些基础理论、概念或假设长期保持稳定，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形成人们认识现实生活的基础，以至于大多数人想要突破他们探索事物的真相非常困难。
在某种范式流行的历史时期内，科学家常常注意到一些无法用流行范式来解释的现象，多数科学家并不愿意用这些不合常规的现象去挑战他们赖以解释世界的定理，相反他们更易于对这些不合常规的现象视而不见，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能用现存范式去解释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现象，然而，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却会对这些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最终提出关于这个世界的全新理解，重新诠释这些用传统范式难以解释的现象。
库恩描述的是科学思想的转变，主要是人们描述并解释现实世界的思想的主要变化，而城市规划并非科学，相反，它是一种社会活动的方式，在特定的价值观指导下构造物质世界的方式换言之，城市规划是一种规范性实践，尽管为了达到某种价值目标，城市规划和其他规范性实践一样必须依赖相对科学的解释。
事实上，物质性规划的理念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久远，历史轨迹告诉我们所谓的城市规划基本上都由建筑师来贯彻执行，建筑与城市规划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密不可分，唯一的区别就是城市规划是整个城市尺度上的建筑，而非单体。
在这种背景之下，20世纪60年代系统性规划和理性过程规划观点的出现打破了长达一个世界的传统，系统论的基础是将城市规划的研究对象包括城镇、区域等都视为“一个系统”，相反，理性过程论考虑的是规划自身所采取的方法过过程本身，尤其是提出了规划的“理想模式”这一概念来描述做出符合工具理性的决策的过程。
系统论和理性过程论的结合，颠覆了城市规划系与设计角度的传统理念，这种颠覆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城市的常态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活动观点取代了本质上是物质的或形态学的城市观。
其次，过去城市规划师们主要倾向于从物质的和美学的角度来观察和批判城市，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从城市生活和经济活动方面来考察城市。
第三，现在城市被看做“鲜活的”功能体，这意味着以“过程”而非“最终状态”或“蓝图”式的做法来进行城市规划和规划决策。
第四，这些概念的变化意味着城市规划的技术和技能应随之转变，如果城市规划师们试图控制和规划更为复杂和动态的系统，就必然需要更严谨的科学分析方法。
从理论层面上来讲，在规划事件中仍延续物质设计的观点仍值得关注，至少在地方的规划层面上，许多规划师仍相信，新发展地区的空间形态与美观仍然是城市规划的关注焦点，20世纪80、90年代的城市设计理论复兴也证明，基于设计的物质规划观念和城市规划立论之间具有持之以恒的相关性。
事实上，系统论和理性过程论所带来的主要转变，就是明确地区分了战略性和长期性的规划、地方性和相对近期的规划，更确切的说，是在传统的规划导向中增加了系统论和理性过程论的考量，并非那种革命性的范式转变。
显然，成为一名城市规划师应当掌握的具体指示和技能是随着规划的内涵转变而不断改变的，在传统的物质性规划设计中，美学和城市设计的能力必不可少，而在系统论和理性过程论的规划中，科学分析和理性决策的能力至关重要，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城市规划师都被视为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理解力的人。
20世纪60年代的规划实践如住房重建或道路规划，让人们意识到城市规划是一个关系利益分配的政治过程，人们对城市规划是否包含了这样的专业技能的关注超过了对城市规划应包含哪些专业知识范围的关注。
基于对城市规划师角色的质疑，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分歧并延续至今，一方面一些理论家依然相信城市规划实践需要很多实质性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城市设计，系统分析，都市更新，可持续发展等；另一方面，认为城市规划是包含利益分配的政治过程的观点广受认可。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一种新的规划理论出现了，即城市规划师的角色是界定土地开发中或受开发影响的不同利益团体，并从中斡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城市规划师扮演了其他人参与规划问题的协调者的角色，而非参与规划的人本身，人们不再把城市规划师视为技术专家，而是其他人表达对城市规划的“协调者”，事实上，从让公众参与规划这一点来看，作为倾听者和咨询师的城市规划师需要这种人际交往的能力。
一些批评家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西方思想和文化界有一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型，部分评论家甚至认为这一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构成了世界观的改变，这一所谓的转变对于城市规划有着特殊的影响，因为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师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转变的主要领域之一。
1972年被拆毁的美国圣路易斯布鲁特高层住宅已经敲响了现代主义的丧钟，该项目在早年曾获得了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奖项，现在却被地方政府是为不适合居住并且炸毁了。
有人认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不仅仅是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中加入更多的”复杂性“，因为支撑并推动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现代运动的，是更基本的知识取向，这一看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现代主义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掌握，以使知识和经验是建立在实证科学上，倾向于定量模型分析的，其次国家赋予相关部门权力来进行城市规划，来了解什么是全体社会的公共利益。
桑德柯克则宣称，手段-目标理性可能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我们也需要更多和明确的现实智慧，这种现实智慧缘于比科学知识更为丰富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经验，它包括许多体验性的地方性的以及符合历史文脉的直观知识，具体体现在演讲，歌曲，故事以及各种可视形式中。
迈克尔·迪尔对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声明中称，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攻击目标是现代运动的合理性，尤其是它的基本特性：寻找统一真理，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是：所有的元叙事都是不可信的，政府当局提供的解释并无确切依据，因此不可轻信，后现代主义断言，任何试图建立知识共识的行为都应该被质疑。
大致而言，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和我们对它的经验比我们在现代主义时代所意识到的更加复杂和微妙，在关系到城市及城市观景的问题上时，后现代主义主张：人们从场所的环境所得到的体验比现代主义所描述的更加多样化和开放， 尤其对一些现代派建筑史设计的未来理想城市的夸张的极简方案而言。现代主义建筑师和规划师重视简单秩序、统一和整洁，而后现代主义者更看重复杂多样、差异和多元化。
后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自由主义者同样也看重多元社会，在多元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不同的行为方式间自由选择，来认识和塑造独特的自己，从这一点来看，后现代主义的思维似乎与对市场敏感的自由主义规划体系更为契合，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集权和社会民主形式的规划（他们通常是现代主义的）。
但是，对于后现代主义主张的关于多样性和多元性的普遍价值立场，如果任何差异都被接受或者承认，就可能走上极端，换句话说，将导致道德和政治的相对主义，我们可以赞同更复杂的和多元文化的环境的思想，但不能否定一些首要的甚至是普遍的规范原则，至少在一些地方层面的小区域规划和发展控制上，良好的城市设计和控制仍然是城市规划的中心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