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文化历史的视角来考察奴婢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情状，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感叹漫长封建文化伦理道德的巨大掌控力量及其对世人精神的全面浸染，当一种文化规约成为铁定的习惯势力之时，个人的意志和操守就显得及其微末，常态的情形是人们往往为时代文化所裹挟，使非人道非正常的现象看上去顺理成章。
将不合理的制度顶礼膜拜为必需遵守的神圣职责，甚至将其作为道德和审美的最高境界加以推崇，并以身作则躬行之，即使这种皈依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痛苦也在所不辞。更为吊诡的是，诸多浸淫日久的社会民众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思考这一制度是否合理的问题，封建文化礼教已经植根于他们的血液中成为白觉的认同。这种认同在主奴界限，尊卑有序这一层面上表现的尤为浓重。
广义上说，在封建文化体系内，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其余皆是皇帝的奴婢。制造顺民和强化奴性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之一，“溥天之下，莫非土土；率土之滨，莫非土臣”是中国民众耳熟能详的话语。
封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奴性文化，于是，大批麻木白私、奴性十足的国民应运而生。等级制森严的封建社会，奴婢也分等级，而且这种等级还被严格规范。解读《金瓶梅》可以看出，西门府中大奴蝉下有小奴婢，小奴婢下还有更小的奴婢。
大丫环是最得宠的，小丫环则要听从大丫环的安排，而上灶仆妇们的地位则更低下一些。男性奴婢也是如此，大小厮娥安就能指挥其他的小厮。那些主子地位显赫的奴婢积聚了财物和拥有了权势后，又有了两面性。
一方面他们是主子卑微的奴婢，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另一些奴婢尊贵的主子。比如权倾朝野的蔡太师的大管家翟谦即是一个地位较高的奴婢。在主人蔡太师面前，其表现是毕恭毕敬，谨慎小心，不敢有丝毫懈怠。
然而，一旦脱离了主子的视线，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众人巴结馅媚的对象。借助主子的权势，他也拥有了显赫的权利。想要投靠蔡太师这棵权势大树，首先要讨好官家翟谦。西门庆因为成功依附上蔡太师而使他的官场生涯得以顺风顺水，即使因为贪污腐化，草菅人命被弹勃，也总能因为蔡太师的庇护而有惊无险地安然度过。将西门庆引荐给蔡太师的中问人即是大管家翟谦。
对这个大管家，西门庆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不仅在物质上贿赂对方，而且还在情感上与其称兄道弟，拉近关系，更为年近四十的他精心挑选了一个妙龄美丽女了韩爱姐供其淫乐。翟谦的府中亦豢养了成群的奴婢，其饮食起居更是堪比富豪。一般的官吏也对其恭维巴结，言听计从。
难怪翟谦曾对来保白信满满的宣称:“我分付了去，部里不敢迟滞了你文书。”上事实果然也是如此，金吾太尉马上将事情处理完毕，然后还要给翟管家一个拜帖回复。翟谦成了贵人，人人争相攀附。根本原因就是他的主子是蔡太师。以此类推，蔡太师也是如此。因为他在本质上是皇帝的奴婢，除了皇帝一人，他又是万万人之上的人。
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等级分明，层层设防，不断地制造出具有双重分裂人格的国民。
奴婢半主半奴的身份特性培养了大批豪奴恶仆。他们一身兼有两种性质，一时是奴，一时是主，或者说此处是奴，彼处是主。大体上说，越是豪门贵族，越能孽生出豪门恶仆。因为凭恃主子的权威，他们更具备为非作歹的先天条件。
小说中第五十回中写到娥安和琴童嬉游蝴蝶巷妇家，拳打缥客，蛮横的赶走了他们，还威胁说:“好不好，拿到衙门里去，且交他且试试新夹棍着!”活脱一个小西门庆，仗势欺人的恶奴形象被刻画的淋漓尽致。
西门庆最不受宠的四妾孙雪娥的地位颇为尴尬。她名为主子，实为奴婢，甚至其地位不如得宠的奴婢。面对西门庆和吴月娘之时，她卑微到了极点，即使遭受到西门庆的毒打也不敢抗争。
可是一旦面对奴婢，又立马换上另一副主子的嘴脸。春梅与雪娥结怨早在潘金莲进府之前就存在了，起因是孙雪娥曾经拿刀背打过她，她们之问的关系本就是一对老冤家。后来羽翼渐丰的春梅不再将孙雪娥看在眼里，尤其背后有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纵容，春梅抓住机会对雪娥进行了报复。
由此可见，雪娥对待奴婢也是十分冷酷的，根本没有同情和怜悯，而她实际地位又不足以震慑住奴婢，由此导致了她与奴蝉们关系的紧张，经常与奴婢们使气斗嘴，甚至大打出手。
由奴婢而爬到主子位置的人，其人格的二重性表现的更加剧烈和典型。曾经为奴的身世经历让她们饱尝人情冷暖，被主子们压迫责罚的惨痛记忆让她们在爬上主子的地位之时更加变本加厉的将白己曾经受到的屈辱和痛苦发泄到别的奴婢身上。
一旦得到了一定的特权，她们总要将这种从来不曾体会到的，朝思暮想拥有的权威运用到极致。比如潘金莲嫁入西门府后，在奴婢面前是主子，但在西门庆面前实为奴婢。西门庆稍有不快，就可以对她“赶上踢两脚”，甚至还令她脱了衣服，用马鞭了抽打。
潘金莲与吴月娘发生争吵，也不得不忍气吞声，给吴月娘磕头道歉。但是面对奴婢时，潘金莲又将主子的架了摆的十足，对他们实行严酷的管教，奴婢一点小小的错误都可以让她大发雷霆，还随时对奴蝉进行残酷的体罚。尤其在她情绪不佳之时，可怜的奴婢就成了她的出气筒。
婢作夫人的春梅承传了潘金莲对待奴婢的那一套，肆意发挥主子的权威，比如春梅想要把情人陈经济弄到守备府，又怕知晓秘密的孙雪娥泄密，于是设计装病，寻衅赶走孙雪娥，同时也使无辜的婢女受到了牵连。大丫环月桂，“请奶奶吃药”的结果是:“被春梅拿过来，匹脸只一泼，骂道:‘贼浪奴才，你只顾拿这苦水来灌我怎的!我肚了里有甚么!’教他跪在面前。”
另一个奴婢海棠“走到厨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锅粳小米浓浓的粥儿，定了四碟小菜儿，用盛着，象牙筷儿，热烘烘拿到房中。”春梅的表现则是:“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奶了接住了。就大吃喝起来，向孙二娘说:‘你平白叫我起来吃粥，你看贼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了，熬这照面汤来与我吃怎么?’分付奶了金医:‘你与我把这奴才脸上，把与他四个嘴巴!’当下真个把海棠打了四个嘴巴。”
作者将潘金莲和庞春梅对待奴婢精细的揭示出来，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奴婢都有两重人格。对上是卑微的奴婢，对下则是凶恶的主子，学会了服从也就知晓了统治，学会了治于人也就学会了治人。对于人类来说，呼吸的不仅仅是白然界中的空气，还有文化。
文化是不可选择的，“一定时代的一定人群一旦来到人世问，就别无选择地生存在一定的文化空问中，他们继续着某种文化传统，又注定要将这种文化传统传承下去。”生封建伦理文化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其稳固性是不容置疑的一个现实存在。即使是不合理不人道的文化依然会生生不息地传承下来。
病态的社会造成了病态的人格，封建社会不仅对人的肉体进行摧残，更是咀嚼人的灵魂。当奴婢切身的生存境遇比较悲惨时，在本能上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和有限度的反抗，但是囿于时代、文化的局限，他们的思想还没有，也不可能上升到人道和民主这样现代性的高度来审视加诸于他们白身的种种束缚是否合理的问题。思想依然处于蒙昧、混沌状态。
所以，“五四”那一代学人将启蒙和民主视为改造国民性最为重要的利器来大力鼓吹，希图重新塑造出健康清明的国民，进而建成一个崭新的国家。但是这样的期盼在现实生活中实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旧文化、旧礼教浸淫太久使我们的国民劣根性积重难返。即使是五四开眼看世界的激进闯将们也难以消饵白身在新文化与旧道德夹缝中的矛盾与尴尬，更逞论身处封建社会之中，没有经过现代知识洗礼的奴婢们了。他们对封建社会的认同和皈依完全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认同是他们习焉不察而又异常顽强地存在。
春梅的言行举止恰好是这方面最好的注脚。她对同为奴蝉的丫环秋菊的冷酷无情可以说达到了比潘金莲更为残忍的地步。其实秋菊除了浊蠢被她看不起外，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秋菊的行为方式严重违背了春梅所认同的做奴才应该遵循的原则。在她的人格坚守中，奴婢必须无条件、无原则地服从和维护主子，这从她教训秋菊要懂得上下尊卑的言语中即可窥见端倪，“做奴才的要里言不出，外言不入”，绝不能“骗口张舍，葬送主子。”而秋菊对主子潘金莲的偷情行为屡屡告密就是春梅所不能接受的。
其实，作为潘金莲的贴身丫环，春梅比秋菊知晓的秘密更多，但是她从来没有出卖过主子，甚至在不小心撞破潘金莲和陈经济的丑行时，为了主子放心，居然毫无反抗的和陈经济发生肉体的关系。愚忠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精神上的奴化是春梅最重要的特点。以至于许多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其实都可以解释的通。比如她贵为守备夫人后，对当初冷酷对待她，又将潘金莲问接逼上绝路的主母吴月娘仍然礼遇有加。诚如春梅所言:“尊卑上下，白然之理”虽做了主子，但那心依然是奴才。这一点，很是发人深省，令人警醒。
综上，《金瓶梅》中塑造的形形色色的奴婢深刻地揭示出他们卑微的地位及悲凉人生。繁重的劳役、严苛的惩罚、性的侵占犹如一座座大山，层层压在这一被剥削被损害的社会阶层身上。可悲的是，封建文化等级制的规范和对财色的欲求，将他们塑造成主子们温顺的羔羊，没有思想的觉醒和实质的反抗，反而为一点卑微的所得而沾沾白喜。依附身份和主体意识的消解，让他们变得没有是非之念，帮助主人助封为虐，对上是奴婢，对下是主子。形成一种恶奴习气。他们是一群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