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历史问题时不注意时间轴与数量级，可以吗？
我们平时茶余饭后谈古论今时，总是很随意的。只是说着玩的东西，没必要那么严丝合缝。不过，这样一来，难免会出点荒腔走板的小问题。例如把秦惠文王九年灭蜀国一事，误解为他即位第九年发生的事情。因为，秦惠文王时期分为称王前与称王后两个阶段。秦惠文王九年实际上是他即位的第二十年。
倘若你雄心勃勃地把读史的目标定位为“以古鉴今”，恐怕得更严谨细致些。如果不注意时间轴的话，不但会漏掉许多信息，还将生产一些草率的判断。比如把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当成后来那个横扫六合的天下第一强国。这好比是把某个人在青少年阶段的样子与成年后的样子混为一谈。
为何这样说？因为秦国各方面的数量级自从商鞅变法后一直在高速增长。
《史记·商君列传》曰：“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史记·秦本纪》曰：“（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
两处记载有出入。不过都能说明当时的秦国不算很大。不妨与秦始皇时期的一组数据进行对比。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
《史记·匈奴列传》曰：“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
蒙恬北驱匈奴后，在河南地一次就设立了四十四个新县城。比商鞅时全国的县总数还多。可见两个时间轴上的秦，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注意时间轴与数量级对认知商鞅变法有何意义？我认为至少可以避免三个常见错判：
误区一，把商鞅变法成功当成秦国注定一统天下的标志。
误区二，以为只要换个体制就能马上解决一切问题。
误区三，忽略变法生效如同药物生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变法并不像计算机编程那样，写好了代码就可以运行。新体制取代旧体制的过程，如同人的新陈代谢一样，必须经过逐步换血的步骤。否则，就不能完成转型。也就是说，变法成果的正式生效，离不开时间轴与数量级的变化。
《史记·秦本纪》“（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是为商鞅变法的起点，次年发生了数以千计“民意代表”上访栎阳说新法不方便的社会事件。
第一批新法内容不少，包括编民什伍，分户政策，推行军功爵，严禁私斗，耕织得力者免劳役赋税，从事末业及因懒惰变穷困的人没收为官奴，宗室没有军功的剥夺籍贯等等。总之，新法精神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不过，除了奖励耕织和军功外，大部分措施都不讨人喜欢。
秦献公时有“户籍相伍”，而商君之法在编伍基础上搞连坐，不告发犯罪自己同罪。分户政策与秦民“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戎狄风俗格格不入。秦民尚武，不乏村落械斗，而新法严禁私斗。当时栎阳多商贾，那些因经营不善而穷困者，就要被收为官奴，实在没人性。自古以来，宗室是各诸侯国的轴心族群，天生的贵种，从未听说过没军功就要剥夺宗室资格的先例。
因此，秦国各阶层对新法都有异议。然而并没什么用。面对汹汹舆论，卫鞅不为所动，“民意代表”只能悻悻离去。
在三年后，同一批人又来栎阳说新法很方便，一副想为左庶长卫鞅歌功颂德的样子。这种自打脸的做法是要闹哪样？
前面我们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将此事定位得很阴暗。在这里，我们不妨丢开险恶人心，从善意的角度分析。当初舆论排斥改革，是因为新法初行，尚未生效。而三年后，众人为新法的成效所折服，故而对卫鞅的态度也有了180°大转弯。
无独有偶。孔子曾自信满满地宣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尽管没得到这样的机遇，但他显然将三年作为一个周期。
郑国名臣子产刚推行新政时，郑人怒道：“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到了三年后，郑人反而担心子产死后没人能继承他的善政。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多不少恰好是三年？
提示一下：《尚书·虞典》说“三载考绩”，三年考核一次政绩。这项古老的政治传统在战国时仍被各诸侯国执行。从根本上说，三载考绩的制度与农耕经济的发展周期息息相关。
《汉书·食货志》有个理论：“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至德流洽，礼乐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后繇此道也。”
在没遭受天灾人祸的前提下，农民耕作三年，才能余下够一年吃的粮食。而“丰衣足食”恰恰是农耕经济最重视的内容。因了此故，“耕三馀一”成为古代经济基本的发展节奏。按照《食货志》的理论，当人民家家户户存有够九年吃的粮食时，才能达到礼乐兴起的太平盛世。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很难保证“耕三馀一”的水平，更多时候是在温饱线上挣扎。故而，能让一方百姓“家给人足”的执政者，都是时人眼中的能臣良吏。
商鞅变法一开始就奖励农战。但当时秦国还没进行土地改革，官社经济体制也没完全成型，新农业技术尚未普及。故而第一年的农业生产进步没那么快，人们还没真正意识到新法的益处。当第一个“耕三馀一”周期结束时，新法的激励作用已有成果。这就是“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的主要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农”法的初见成效，而“战”法的生效则要到孝公八年元里之战时。
秦军战绩从献公晚期就不断刷新纪录。尽管如此，没有商鞅的军事改革，没有他创建的战时法治做后盾，只怕秦锐士最终也会落得个和魏武卒同样衰败的下场。军事改革最核心的一环是军功爵制度。据专家考证，早期军功爵不是二十级，很多制度细节还不够完善。但对于孝公时代的秦国而言，这已经是如同开天辟地般的巨变。军功爵制早在孝公三年就已经颁布，但秦民足足等了五年才迎来了挣军功的机会。
在元里之战中，秦军斩首七千，攻取重镇少梁。这是秦国自变法以来首次大捷。商君之法：“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商君书·境内》）由此推断，本次授爵的战斗英雄数量，应该达到千人规模，受益者不少于当初改口称新法便利的“民意代表”。
孝公十年的迫降安邑之战，十一年的包围魏国固阳之战，也取得了胜利。这两次战役的斩首情况不明，但毫无疑问会出现一批新的军功爵户。
过去的秦军高层以宗室贵族为主体。而秦孝公发动的这几场战争，让外邦宾客卫鞅与本国平民军事人才开始抬头。秦军高层的逐步换血，让变法派在军中站稳的脚跟。这对激活秦国全民战斗力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新机制下，司马错、白起、王翦等平民出身的名将才有扬名天下的机遇。
打完这几仗后，秦国开始安心搞第二轮变法。细心的朋友大概会发现，商鞅在新一轮改革中选择的几个时间点，基本符合“耕三馀一”的周期律。
孝公三年至十一年，整整九年，正逢第三个“耕三馀一”周期，理论上已经积攒了三年余食。据司马迁称：“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这为全面推行新一轮变法奠定物质基础。秦国能在孝公十二年一口气完成迁都咸阳、土地改革、全面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烧钱”项目，与头九年改革累积的财富是分不开的。
有趣的是，孝公十四年“初为赋”，恰好是变法第十二年，第四个“耕三馀一”周期。
孝公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正逢变法第十八年，第六个“耕三馀一”周期。
从理论上说，此时的秦国“余六年食”，属于《汉书·食货志》定义的“平”阶段。“泰（太）平”的基本条件是“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秦国在发展速度不停滞的情况下，还需要至少九年的努力。当然，大争之世，诸侯兼并，不可能有真正的太平之世。此处仅仅是从经济指标来衡量秦国变法的成效。
由于生产力提高，国内秩序较为安定，在外战中又斩获颇多，秦国形成了农战一体化的良性循环，综合国力增长速度冠绝天下，崛起势头已经遏制不住了。从这个角度看，商鞅变法生效还是挺快的。
想当年，商鞅说施行帝王之道可以让秦国比德于夏商周三代时，秦孝公却说：“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史记·商君列传》）他等不急，想得到最快的崛起办法。于是商鞅将自己真正的方案——强国之术和盘托出。在商鞅的辅佐下，秦孝公仅用了十九年就实现了“天子致伯”，二十年实现“诸侯毕贺”。
这个崛起速度纵然没有刷新战国历史记录，也足够震惊群雄了。不过，标志着秦国真正崛起的转折点是哪一年，却有不少争议。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写道：“（楚）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他的看法颇有代表性。那一年，秦军与晋（主要是魏）战于石门，斩首魏军六万，周显王贺以黼黻。两年后，“秦献公使庶长国伐魏少梁，虏其太子、（丞相公叔）痤。”（《史记·赵世家》）从此之后，秦国极少败仗，声威几乎一路上涨。所以，不少人与太史公一样，把周显王贺秦献公作为秦国复强的转折点。
严格来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真正计算综合实力对比的话，秦国并没超越魏国。否则的话，秦孝公就用不着煞费苦心的变法了。
如前所述，商鞅变法的各项措施是在不同时间点生效的。例如奖励耕织在变法第三年就生效了；奖励军功则是在变法第五年发威；全面推行县制直到变法第十年才得以实现；土地改革、度量衡统一等问题也是在迁都咸阳后才进行的；税制改革与土地改革同一年进行，但“初为赋”却在两年后。
因此，不同时间轴上的秦国，综合国力数量级不可混为一谈。
比如，尽管孝公十年迫降魏都安邑非常扬眉吐气，但就实而论，秦国胜在空当抓得好（魏国刚在桂陵之战被齐国重创），而非实力真的反超魏国。因为，“初为赋”之前的秦国财政收入要少算，“为田开阡陌封疆”（土地改革）前的农业生产水平要低估一些。此外，孝公十一年才开始“城商塞”，远远没到后来商於十五邑的经济规模，要扣除后来相当于一个郡的财政收入。
总之，孝公十二年之前的秦国，可能只有后来一半的综合实力。军队战斗力先一步突破，但养兵规模受限于经济积累水平。也就是说，秦国当时的军费其实不足以收复全部河西失地。
商鞅与孝公都明白这点。所以他们清醒的见好就收，埋头进行更深入的改革，而不是脑袋一热穷追猛打。这，就是大政治家的智慧。
我们通常默认的秦国崛起，指的是一统天下道路步入正轨。直白地说，就是秦国的综合国力跻身天下第一梯队的行列。纵观整个孝公时代，秦国用兵次数多于前代，且几乎都取得胜利。但真正意义上的秦国崛起，理应放在“秦用商君，东地至河”的孝公二十二年。因为只有在那个时间点上，秦国才真正在多方面超过魏国，成为不输给任何对手的一流强国。
当然，距离秦国变成天下独强，还需要三代王的时间。这就不是商鞅时代能完成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