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学术｜刘畅：网络真人秀直播：当无聊成为一种意义（2）

刘 畅：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教授

摘要：网络直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解放了久被压抑的播音与主持的视听生产力，为大众多元的审美观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权利；另一方面，它也强化了商品消费社会中的“虚假需求”与“单向度的人”的倾向。其突出表现为：它使受众在娱乐和愉悦中沉溺，在沉溺中误把无聊视为意义的一种。部分网络直播真人秀的基本特征就是“无聊”，即意义丧失的虚无感，具有“空心病”患者的种种特征，甚至可以说是“空心病”患者获得片刻心理安慰的精神集散地。就支撑其生存基础的经济活动而言，它是一种“无聊消费”；而就其具体表现内容而言，它又是在“消费无聊”。观赏“他人”无聊，得到的只是暂时的麻醉，绝不会为自己产生出意义来；而为了消费刻意“制造”出的无聊，也绝对成为不了意义。

1号学术｜刘畅：网络真人秀直播：当无聊成为一种意义（1）

三

回到本文主旨，可以说，不敢说全部，部分网络直播真人秀的基本特征就是“无聊”，即意义丧失的虚无感，具有“空心病”患者的种种特征，甚至可以说是“空心病”患者获得片刻心理安慰的精神集散地。就支撑着其生存基础的经济活动而言，它是一种“无聊消费”；而就其具体表现内容而言，它又是在“消费无聊”。

结合网络直播，无聊的第一个特征是“已知性”，即它所表现的内容是日常生活中已知的动作和场景，没有一点新意：一个话筒，一件小小的屋子，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家具，桌子，椅子，衣柜，玩具 …… 大部分网络直播的内容都是“已知”的，都是我们身边就有的，无需看直播，我们也都知道这些。试看一位当红主播的表演内容：人气最高的一次，有60万人同时盯着屏幕，看她在电脑前一件件更换从韩国买回来的衣服。不断有人在直播里送她“火箭”。这是一种虚拟货币，粉丝购买后，一架带着买家名字的卡通火箭，会从屏幕上飞过，远比普通粉丝的弹幕醒目。当然，唯一不同的是主播们的颜值。无聊的而第二个特征是“重复性”，网络直播中的许多内容都是高度重复的，这不仅仅是说每日每夜各大平台上主播们之间的重复率，还有某一特定主播的表现内容也是高度重复的：聊闲天，今天吃什么了，哪款化妆品好用，那种奢侈品有“范”，整理衣裳，直播吃饭，直播走路，甚至睡觉都可以转为一种直播“产品” …… 由于把关人的缺失，其内容的泛化已达到了“无事不可播”的程度，而这些内容又是高度重复的。试看这样的场景：镜子的另一端，是和一台黑色台式电脑、一个话筒和一台大功率的聚光灯。这名拥有48万粉丝的网络主播，正在仔细地描眼线。落地窗外，黄浦江上星光点点。得到同意之后，她有点兴奋，跑进卧室，翻出一根自拍杆，装上一台为直播特意买的iPhone 6 Plus手机，对着镜头说，“今天有记者来采访哦，大家的弹幕要给力一点哦。”采访继续进行，屏幕上飞出一堆弹幕，粉丝们七嘴八舌，“记者过来坐坐”、“记者好白”、“找助理演的吧”、“小心假记者”。无聊的而第三个特征是“空洞性”，这是已知性、重复性所导致的结果。所谓空洞性是说，看完这类毫无内容的直播节目，当时短暂的刺激和兴奋过后，感受到的是更高强度的无所事事和空洞无物，在此，“充实”就是无聊时间的堆积，“意义”就是占有无聊时的虚幻感觉；而这种空洞和虚幻，又刺激着这些忠实的受众们去追求更高强度的无聊 —— 这也正是网络直播赖以存在的生理、心理基础。无聊与空洞，恰如一个钟摆的两端：观看这类网络直播的受众就在这两端摇摆，最终把它视为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换言之，在此，“无聊”经过乔装打扮，已经成为一些人心目中的“意义”。当然，这类所说的“无聊”及其群体是是很模糊的，恰如挪威学者拉斯·史文德森在《无聊的哲学》中所说：“到底有多少人感到无聊？对于这个问题，迄今还没有完全可靠的答案，不同的研究给出的数据差异很大，原因在于，无聊这种现象很难被客观定义。”因为，同一件事情，例如打麻将和赌博，无聊与否，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同的。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媒介对于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介入，首先是“不知不觉”地拉长我们“使用”“介入”它们的时间长度：电话的出现，出现了“煲电话粥”的现象，使得人们通话、交谈的时间拉长；电视的出现，出现了诸多“电视人”“容器人”“沙发人”，使得人们观看电视的时间拉长；电脑和网络的出现，又使得“网络人”“手机人”“低头族”大批涌现，连各种等候的零碎瞬间都被利用……使用，介入，意味着专注，也意味着投入、沉溺和迷恋。在此，使用、介入、专注、投入、沉溺、迷恋的界限时是很模糊的，它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媒介使用者的趣味、甚至是世界观，也就是波兹曼所说的“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把这一思想运用到分析部分网络直播节目，可以说，这种娱乐方式也在慢慢改换这受众的思维方式，最终将无聊化成当今社会一部分人生活中的一种意义。除了孩子，其实，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中，也不乏疯狂举动。君不见，有人为这些毫无内容的“内容”一掷千金，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位土豪打赏超百万，至于其家人没收了其银行卡，限制其经济活动。还有更为极端和疯狂的：据载，一个月前，某直播平台当红网络女主播做了一件大部分主播不会做的事情，瞬间爆红。从她的个人微博来看，一天她收到了粉丝发来了3344元微信大红包，但并没有收下，而是悉数退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位粉丝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用3344元来打赏，就连主播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了。随后，她表示感谢粉丝这么守护她、支持她，她深知打工一族的艰辛，能得到铁粉的支持已经是最大的满足。该位主播的举动固然令人赞赏，而其粉丝群体的疯狂也令人扼腕：当人把虚幻的无聊作为自己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其精神生活也就局部失去了意义。这幅画面，仅仅是这一庞大受众群体的一个浓缩写照。

四

挪威学者拉斯·史文德森在《无聊的哲学》中说：“在一个社会或文化中，如果无聊感增加，就表示意义的载体出了严重的问题。如果无聊感倍增，可能是因为社会总体意义的消失。”以此观照当今中国语境下网络直播的无聊消费与消费无聊，恐怕就有这种人生“总体意义消失”的问题。如狄更斯所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人们在直奔天堂，人们在直下地狱……就网络直播而言，也是如此——异军突起之中，攻城略地之际，光鲜靓丽之时，难掩其“无聊至死”的负面色彩。对此，不妨从信息与注意力的关系入手剖析一下。

网络直播无疑属于一种信息资源，而在信息在传播的同时，也会消耗另一种资源 ——注意力资源。而在信息社会的条件下，信息与注意力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信息是海量的、无穷的、可多次使用的，而人的注意力则是有限的、一次性的、易于枯竭的。例如，看一份报纸，信息并没有消亡，还在报纸上，别人可以再看一遍，而你只有一次的、此时此刻的注意力则被消耗掉了，难以挽回，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也。杜甫曾说“国破山河在”，借用此意，我们可以说“观后信息在”，而“观”时所耗费的注意力则一去不返。在此，经济学的“机会成本”或有较强的解释力。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物品而必须要放弃另一种物品的最大价值成本。可以说，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产生机会成本，因为你选择了A的同时，意味着你必然放弃了B。例如，在同一块土地上，如果选择了种柑橘就意味着不再种蔬菜，种柑橘的机会成本就是所放弃的种蔬菜的收益。在信息消费活动中，人在注意、消费某一信息对象的同时，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对象。此长彼消，势所固然。与网络直播日益火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纸质书阅读的日益衰微，尤其考虑到网络直播的群体对象一部分是心智需要引导、启迪的青少年。

关于阅读、尤其是阅读纸质书的意义，学界、业界讨论已多，在此不赘言。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其主旨宣言是：“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2016年4月19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份）和4.91期（份），与2014年相比分别下降了10.27期（份）和1.16期（份），电子书阅读量为3.26本，与2014年相比略有上升。也就是说，人均不足8本。这方面，可与其他国家做一对比：日本40本、韩国11本、法国20本、以色列60本。还有来自联合国对世界500强企业家读书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的数据：日本企业家一年读书50本，中国企业家一年读书0.5本，相差100倍。再就是来自网上的一项相关国家每年人均购书量的数据：以色列64本、俄罗斯55本、美国50本，而中国平均每人每年购书不足5本。这一数据虽然年年略有变化，但总体趋势大致如此——中国人年均读书处于世界低端。

读书时，不能看直播；看直播时，也不能读书。这是基本常识，虽然目前尚无二者必然因果联系的精确数据，来说明其间的消长规律，但随着网络直播的疆界和其观众群的逐步扩大，侵蚀和萎缩的必然是已不很乐观的国民读书量和水平。在此，式微萎缩的是启人心智、予人教益的智慧王国，而膨胀壮大的则是一地鸡毛的空虚无聊：吃饭，穿衣，逛街，摆弄化妆品，鸡零狗碎，小道消息……从整体上，这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智的长远发展的影响，利弊得失，深浅轻重，不难判断。因为无论怎样说，当一个社会使无聊成为一种意义，并吸引许多人沉溺其中，尽管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当然，网络直播所遵循的是娱乐逻辑，而娱乐逻辑所遵循的又是“快乐原则”，以不断强化的刺激来填充空虚与无聊的空间，而最终获得的还是更大规模的无聊。法国学者拉•梅特里在《人是机器》中曾说：“官能的欲望，不管它是多么可爱和可亲，也不管一个青年法国医生的那枝看来既知恩又优雅的笔给它作了多少赞颂，它只有一种唯一的享受，这种享受就是它的坟墓。”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意义治疗学派的创始人弗兰克把这个问题分析得更为透彻，他说：“分析到最后，快乐原则就是自我欺骗。人越走向快乐，目的就越迷失。换句话说，‘追求快乐’反而不能得到快乐。这种追求快乐的自我欺骗的特质，可以在许多心理病态中发现。” 因为乏味与无聊的联姻，生产出的绝不是有益心智的意义。我们在观赏他人的无聊时，得到的只是暂时的麻醉，绝不会为自己产生出意义来；而刻意“制造”出的消费意义上的无聊，也绝对成为不了意义。行文至此，手机作响，查看微信，在一新来的信息中看到了这样的话：“人与人的差距说到底，不在银行卡，而在浑身身上下散发出的气质。有的人在买香奈儿，有的人在研究香奈儿品牌历史，殊不知，前者只能让你一时珠光宝气，后者才能让你掌握时尚精髓……没有才华为之驱使的物质，不过是一张随时会被现实戳破的薄纸。才华所沉淀出的分寸感，会让你离那个讨厌的自己更远些。” 同理，追求生命的真正意义，自然也就会远离了那个时刻想让我们缴械投降的无聊的幽灵。

1.[挪威]拉斯•史文德森：《无聊的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3.《无聊的哲学》，第14页。

4.《活出生命的意义》，第131页。

5.肖海薇：《编者寄语》，2017文学长白山微信群，2017年12月8日要闻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