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了哈佛中国史元明卷读书笔记的上篇，有朋友说愿意接着读，那么在此接着发下一节的读书笔记，愿与朋友们一起分享。
还得简单介绍 一下背景，加拿大学者卜正民主编了哈佛中国史，这套总数为六卷本的中国史书中，元明卷是卜所著。从元至明，从13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1271-1644），时长373年。上篇里谈到了对元明放在一起说，以及当时的龙见等气候问题对于社会的影响的观点。本篇读书摘记重点在于元明两朝与世界的关系上。
三、何为世界性帝国以及如何看待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我们所熟知的威尼斯人，他根据自身经历所著的《寰宇记》，其中对24年间他在中国的旅行的描述，构成了14世纪欧洲人对元朝的主要了解渠道。在数百年间，书里的中国，就是欧洲人头脑中的中国。
马可•波罗将忽必烈描述为“每个人都应知晓，这位大汗是最强大的人。”宫殿如此之大，宫殿所在的城市人口如此之稠密，物产如何丰富，马可笔下的元朝，是欧洲人所相信的元朝的样子，美好得像尘世间的一个梦。
当然，马可的记录并非没有人提出挑战，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提及长城，卜正民为此做出了一番具有合理性的辩解，包括在马可的时代，长城不在他的路上，直到明朝，现在所见的长城才从数百公里绵延至数千公里。
最令西方人惊讶的是，元朝的通信网络，通过驿站，快速传递信息，一日可行400公里，令马可•波罗高度折服。马可当然会折服，因为即使到了16世纪末，从伦敦送信去400公里外的巴黎，也需要10天时间。
有意思的是，元灭南宋之后，为了支持统治的合法性，将自己打扮为辽金宋的合法继承者，并为前三朝修官史。并且，忽必烈还下令编撰全国性方志，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元一统志》，直到明景泰年间，才有新的《大明一统志》问世。因此，忽必烈把许多民族聚集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即便如此，元统治下的宋金遗民发现自己只能在偏见的隔阂下交涉。蒙古人采取举荐制而非考试来选拔官员。而明初即使恢复科举，仍然发现南人文化上的极大优势，以至于朱元璋治下一次科考，52名进士全是南人，再审仍是如此排名，朱元璋大怒，处决了两名考官，并重新举行殿试，才得以解决问题。这一状况，直到制度安排上的配额制度才解决。但是，整个明朝，80%的状元来自南直隶（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四省份。北人在文化上的弱势，以至于北京的国子监规定，只录取北人（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反对南人留在北监的北监祭酒、著名学者丘濬本人则是来自海南，即大明帝国里南到不能再南的地方）。
从人口来看，卜正民指出，人口数字虽然多，然而不准确。比如，12世纪的宋代人口超过1亿，而元朝第一次人口统计显示，仅有5883万人，至洪武年间的人口统计则显示，连婴儿在内（黄口小儿都须在册，黄册一词的由来），总计5987万人。由于统计的不准确，有明一代，官方人口数字在6000万上下浮动。然而这些人口数字统计并不可靠，出于降低赋税的冲动，官员有把数字报得越低越好的冲动，纳税人有户口拆分的冲动以逃避徭役。最终，卜正民倾向于折中的1.5亿人左右，这样，人口年均增长的曲线将比较平滑。
四、世界性贸易的诞生以及明代与世界的关系
不止马可•波罗，在他之后的两个世纪后，朝鲜官员崔溥在海上遭遇风浪，漂流到浙江沿海上岸，假道大运河回国，同样为眼前的富庶所震惊。
然而，问题来了，如何富庶，如此先进，是从时候开始，出现了停顿呢？
卜正民提出，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政权和社会的物质水平远高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但是在明朝末年，当欧洲突然迈入早期近代的转型阶段，一切将随之发生改变，但这一转型的后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全部显现出来。
卜分析说，农耕帝国的混合经济，也就是说，元明两代，尤其是明代，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在组织和资本方面得益于私有经济，但整个经济运行仰赖的基础结构却是由政府创造和资助的。看似寄生性的政府，实则对经济建设颇有助益。大运河、城市的崛起，商业与行政管理密不可分。城市居民意识到自己的城市不再是昔日的乡村，只有调整旧有的行政规范，才能让城市运转起来。
在税赋方面，工业化之前，中国经济史上最重大的转型是16世纪以里甲制为基础的适应农业社会的税收模式向适应以货币化交换为核心的经济方式的转变，也即一条鞭法。
从经济形态来看，明代另一个主要的变化是货币化，这也将最终推动了明代对世界经济的融入。卜正民认为，明初统治者对富民的想像，是在封闭的农村共同体中，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图景所描绘的理想经济生活中货币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此处忽然想起了老子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的生存图景）然而理论很快被现实推翻，在经济的发展中，货币的使用越来越重要，并且在元代出现了纸币的超发贬值现象。明代的大明宝钞同样也出现了贬值。直到白银的大规模使用填补了这一空白，相对于经常掺假的铜钱，白银逐渐赢得信赖，（不得不说洪武通宝是最值钱的铜钱，在日本价值尤其高），但是，白银的供给也存在不足，这就导致在16世纪最后几十年里自日本和秘鲁大量进口白银才得以纾解银荒，但这促使了明代经济对全球贸易的加入。
此处可以稍微展开一下讲讲白银的流入对明代经济的影响，这一点卜正民用了一小节的篇幅来谈，非常有意思。白银出自西班牙人在美洲的银矿，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是主产地。美洲的银矿由西班人从安第斯山脉运到秘鲁海岸，再由海路北运至阿卡普尔科，每年冬末通过大型帆船横渡太平洋，抵拉菲律宾的马尼拉，而福建商人则满载货物去马尼拉换白银。“于是，白银架起了从月港（位于福建漳州境内）到马尼拉、福建到秘鲁、明朝到西班牙，以及中国到欧洲的桥梁。”在这一过程中，交易双方都得到了丰富的回报，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贸易失败与脱轨等现象。由于白银的大量流入正值明朝经济上的一次商业大繁荣之后，商业财富超过其他创收来源，商人在炫耀性消费方面跃居士人之上。新的财富逐步瓦解了社会地位的成规，新的生活理念也得到了人们的支持。与贸易脚步同行的，有白银，有佛郎机人（葡萄牙人），有红毛夷云（荷兰人），有欧洲火炮手得到徐光启等的力荐，有耶稣会的教士，有几何学天文学舆图学炮弹制造水文学等先进的欧洲的空间计算科学，甚至还有基督教的宇宙观。
卜正民认为，明代的贸易安排，是朝贡体系允许外国人以贡使身份进入中国，但也要求他们如此离开，外国商人被禁止永久居住在明朝境内，而且明朝拥有迫使他们接受这一条件的军事实力。任何想要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的人，不论是买是卖，都必须通过国家渠道并建立一种双边关系，而建立双边关系的条件总是由明朝说了算。私人贸易只能在离岛和走私者的港湾内进行，而这并不是可持续交换赖以存在的稳定基础。这样的贸易安排是中国是拉动增长的引擎，政治条件是明朝政府要继续阻止外国人进入本国市场。在整个16世纪，商品经济的增长以及在其最后30年才有所松弛的闭关政策，保证了这一贸易体系强有力的存在。通过一个以南海为中心的海上经济世界经济体，将明朝与进入印度洋和横跨太平洋的各贸易体系连接在一起。
海禁问题同样值得一提。
在外交与边贸未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朝贡与贸易相辅相成。一旦两者发生冲突，起因往往是走私对国家控制和关税构成压力。在元代，元政权在朝贡和贸易方面不算严苛，虽然百年间也经历几次海禁政策，但时间都不长，直到元朝灭亡前，商人都可以自由下海。相关史料证明，当时的地图中出现了地中海、黑海、非洲、阿拉伯半岛等。但当时，海禁废弛的两大后果包括泉州经济不断落入外国商人掌控，财富向口岸城市集聚，并未带动腹地的繁盛，反而破坏了后者的经济，并在1357年引发了福建沿海的叛乱。
到了明代，肃清沿海是朝廷的一种应对方式。明初统治者把朝贡体制当作确认统治权威的手段。但中期以后，出于应对海盗问题等，嘉靖四年（1525），整个沿海地区关闭。二桅船及更大的海船都不能出海，只有小渔船才能自由出入。所谓“片板不许入海”。直到嘉靖死后，海外贸易得到恢复。仅一年不到，中国海商就彻底恢复了原来的活力，与此同时，此后60年间，沿海地区除一次外没有发生严重的海盗问题。（由此可见民间经济的活动，以及海盗问题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崇祯年间，仅一艘走私船就截获了价值10万两白银的人参货物，足见当时贸易规模之大，有趣的是，这艘船的人参，是从满洲出口到日本，再转销回中国，私贩者则是山西人，贸易形式之复杂可见一斑。一直到17世纪30年代，海禁开闭一直是朝堂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徐光启力主引入欧洲炮弹，而最强烈的支持开海禁的冲动来自经济方面，从贸易中获利的人如此之多，崇祯初年每年赴马尼拉出工的福建人有上万之数。福建官员上疏称：“海者，闽人之田。”因此，到明代晚期，海外贸易的禁与开，已不再是个内部问题，而取决于一系列外部因素与内部考虑的互动。在所有的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全球贸易模式的转变。
卜正民认为，明王朝废黜了元朝的一切做法，却保留了它的政治格局及其对大一统的主张。在朝贡体系这一必要的虚构形式的支持下，它继续保持着一个世界帝国的形态。明朝恢复到蒙元之前的疆域，并将草原地区视为根本上异于中国传统和利益的区域，从而主动放弃了作为一世界帝国的姿态。它也未能成为一个世界经济体。当然，明朝内部的地区经济体之间肯定是彼此互动的，并且不断增强。但是如果不是国家作用的话，地形和距离所造成的自然障碍会使这些地区相互隔绝，由于一个政治中心所发挥的行政作用，明朝的内部整合才有了一个框架，这也就是明朝为什么更应被视为一个国家经济体而非一个世界经济体的原因。而对于元朝，则是一个帝国，与更大范围内的世界变动有着莫大联系。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不同的方式将中国纳入其中。
不过，卜正民还是认为，政治变迁、南方涛动和海上扩张融为一体，产生了史家所谓的早期现代世界。这一时期，不断发展的贸易网络激励创新，并将彼此分隔的世界经济体连接起来，形成后来的单一全球经济体的雏形。我们习惯于把某些欧洲沿海地区的人口视为早期现代世界的创造者，然而，明朝人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丝毫不亚于孕育了这一体系的其他施动者。由于中国的制造业者和贸易商不断提供高价值、低价格的商品，中国在到18世纪为止的全球贸易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如果认为欧洲人凭一己之力创造了早期现代世界，我们就忽略了他们所进入的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商业网络，忽略了支持贸易的供应商及其对变化到来已有的察觉。商业积累、残酷激烈的竞争、炫耀性消费，以及对规范和传统的不满和反抗，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这些都改变着社会习惯和态度，并把两者卷入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进程，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无论把那个时代称为文艺复兴，晚明，抑或早期现代世界，都不过是在变换代号而已。每个代号都揭示了过去和现在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将继续变换着使用这些代号。总是有更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理解，总是有更多方法使我们理解它们。新的观看方法不会改变我们需要理解的对象，但会改变我们的视野。
（文章观点和论据史料，基本摘自卜正民所著《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少量地方融入了个人思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