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不死，大明不亡——木匠皇帝朱由校的帝王生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作为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王朝，明朝的灭亡向来最为人们所痛惜遗憾。
数十年来，人们不断追索明亡的原因，试图找出真正的罪魁。
所谓“爱之深而责之切”继明亡于万历之后，明亡于天启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毕竟，在主流的历史舆论中，天启帝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昏君。
除了喜做木工，宠溺宦竖，征逐声色之外，他几乎一无是处。
而正是他的昏聩无能造就了权倾天下的阉党，他们党同伐异、排除异己、戕戮贤良、鱼肉百姓，彻底搅乱了荡荡乾坤，葬送了锦绣河山。
但，事实这样吗？对此，我将就天启帝的“昏聩无能”谈些想法。
为君之道——小皇帝的平衡术
公元1620年，在位仅30天的泰昌帝因为吃错药（红丸案）而猝然而逝，年仅十六的朱由校在东林党人的奉持之下继位登基，建号“天启”。
初继位的天启或是感戴东林党人的拥立之功，或是尚且迷信文人的缘故，朝政大权尽在东林之手，
但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不仅对江河日下的大明朝毫无裨益，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东林党人建立“东林帝国”的野心。
他们同气连枝、上下声援、党同伐异、清除异己。把拒绝合作的和墨守中立的百官同僚按照属籍划为“齐党、楚党和浙党”。
然后，又借着“京察（明代吏部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每六年进行一次）”的由头，以“行为苟且、尸位素餐、乃国之大蠹”的罪名将他们或罢官夺职、或贬谪出京。
此后，他们又将“魏忠贤和客巴巴为首的宦官内侍称为阉党”，以“迫害先帝旧臣，违制干预朝政，导引君恶，乱逞淫威”的罪名要求天启帝“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其正国法”。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正为东林党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心焦的天启帝。索性借乘着杨莲等人要求诛杀的魏忠贤的大风，反其道而行之，一举提拔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统领内廷庶务，辅佐皇帝处理机要。
话说，市井浮浪子弟出身的魏忠贤能有多少本事？自幼即受其照料的天启帝岂能不知？但之所以提携魏贤不也正是因为他的狡黠却无大才、庸劣而易于驾驭吗？
拔擢了魏忠贤的天启帝趁势退居幕后、深藏禁宫，从而避开与东林党的正面交锋。一方面钻研喜爱的木匠工艺，另一方面则操纵棋子，遥控时局。
明朝的宦官与汉唐不同，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异常清晰——皇家的恶犬，生性狡狯的魏忠贤在登临绝顶之后。
对主子的心思自是洞若观火，他开始大肆收拢被东林党排挤打压的齐楚浙三党党众。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的抗衡东林党人。
在崔呈秀等人的筹划下，借着“铸币案”和“清查贪腐”的由头几乎清洗在京的东林党“清流”。
之后又借“王文彦之狱”的大风以"党同伐异，贪权纳贿”的罪名整死了东林党党魁杨涟等人。
东林党声势大挫，分崩离析，完全丧失兴风作浪的能力。魏忠贤“阉党”的迅速崛起成功制衡了屡遭蹉跌的东林党。
波诡云谲、暗礁密布的朝廷暂得安宁。内忧外患的明王朝廷终于可以腾出手来经略辽东之地。
天启五年辽东形势图
留心辽东，多有谋略善韬略
“少年天子重边功,亲到凌烟画阁中。教觅勋臣写图本,长将殿里作屏风”。
传统舆论中，由于《明史》的刻意渲染和清楚笔记的有心雕琢，天启帝在人们的影像中除了喜欢做木工，就是宠任太监魏忠贤，是个不折不扣的无道昏君。但事实呢？
1、关于朝政党争：天启二年，辽东巡抚王化贞轻信宵小、战守失当以至“广宁惨败”，消息传来，东林党人为了回护王化贞（东林党核心人物，当朝首辅叶向高的弟子）而将大部责任推诿给熊廷弼。
一时间，言官交章叠奏，相互推诿、多方扯皮，“广宁之败”的事情反被痣诸一旁，无人问津。对此深恶痛绝的天启不得不亲自下诏加以申斥：
朕览科道官，屡疏纷嚣，全无正论。辽左继陷，皆因经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江秉谦妄言乱政，已从轻薄罚，今又结党渎奏，各逞已见。
不恤国家之急……尔部院便传与大小各官，以后务要虚心……务着实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乱言，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
嗣后，眼见百官聚讼纷纷扰扰、各逞私见，坐糜粮秣的现象并未有所改善，天启帝不得不再次严诏申斥：
前有旨，不许擅出私……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
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未见恢复奇谋……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
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
由此可见，向被污为不学无术的天启帝，对朝廷大事显然有着切怀之痛，对朝廷上人浮于事、结党钻营的现象更是深恶痛绝。
2、关于辽东战守之策：据《熹宗实录》所载，天启帝不仅勤政好学、机敏善辩，而且对辽东战局、边防事宜更是留心记挂，顷刻不敢或忘。
同样是天启二年，面对王在晋“裁撤藩篱，退守山海关”的战略规划，深觉兹事体大的天启帝随即命令老师孙承宗亲赴辽东考察，“综核实际以验方略之可行否”。
而在得到孙承宗“在晋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的评断后。即力排众议的命孙承宗为蓟辽督师，赐尚方宝剑，许“便宜从事，临阵取决”之权。全权负责修筑“关宁锦防线”。
这种“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态度，“审定规划，当机立断”的果决，哪里有所谓“宦竖秉权，形同傀儡”的样子？
而在孙承宗驰赴辽东之后，因为得到了皇帝的专任之权，再加上内外顺遂毫无掣肘的形势，才识宏博的孙承宗大胆启用马世龙、袁崇焕、赵率教、祖大寿等年轻军事将领。
又建设性的提出以毛文龙驻守葫芦岛、沈有容进据广鹿岛的建议，以此达到南北夹击，东西呼应、钳制后金的目的。
而在孙承宗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建造之后，辽东防线得以建立，局势大定。终天启一朝，后金也没能逾关一步。
眼见辽东战局日渐稳定，天启帝却不仅没有松懈。反而更加的警惕和关注。天启六年，蓟辽督师袁崇焕上章条奏，以为“土屯垦牧、筑城顿守”就足以消耗后金，迫其投降。
对此，年方弱冠的天启帝不但没有麻痹大意，反而以极其严肃的语气批评袁崇焕，责以“轻敌骄纵”期其“蹈实而做，需时而动，切莫生怠惰之心”。
“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不仅如此，就是在清修的《明史》中，也曾提到天启颇重边事，经常排除内廷太监到京城内外和边关地区收集有关辽东的消息和材料。
“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
“今人只说天启昏，宠任阉党摒贤能”可谁又曾想过，如果天启真是个一无是处的昏君，那他又凭什么平定“奢崇明之乱“，力挽“辽东危局”呢？
说是宠任阉党，不过是东林党人众口铄金之举，倘若天启朝真是宦官专政秉权，那为何东林党魁孙承宗能够始终在任，且颇受圣眷？
可见，魏忠贤对东林党的打压完全是得到天启默许的，而打压本身又是有所区判和甄别的。但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会有公报私仇的行为是在所难免的。
少年心性，机敏好学兴趣广泛的朱由校
每每说到天启帝，跳出脑海的必然是“木匠皇帝、宠任太监”等关键词。但我想说的是，皇帝也是人，为何就不能有些个人喜好呢？
对于一国之君而言，我们并不能以惯常的“仁义道德”作为要求，譬如赵惠文王有“弑父”之嫌，汉文帝有“杀侄”之疑，唐太宗有“杀兄娶弟媳”之名，宋太宗有“烛影斧声”之传。
但即便如此，也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代明君令主。为何到了天启身上这种“纯属个人喜好的私德”就成了他荒废朝政的罪证呢？
诚然，我今日如是说，势必会大招诟病，但这有何妨？
最早关于天启因“侍弄奇技淫巧而荒废朝政”的记载源于明朝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但这本书的创作却有一个大前提，即：
彼时崇祯登基，为揽大权而铲除阉党，刘若愚身居嫌疑之地，自然不敢对魏忠贤有所阿附，不然一旦与崇祯的大政方针相龃龉，势必会万劫不复。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文中隐晦的点明，喜好游戏漆雕的天启并没有“怠政”。
“先帝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
又好油漆匠……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
……或有紧切本章，……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文中“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一句就足以说明，少年心性的天启帝始终没有遗忘自己身为“一国之君”的职责。
而所谓的“所以太阿之柄下移”不过是刘若愚的猜测之语罢了，当然这更像是为了迎合当下而说的谄谀之言。
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可一旦谣言被不明真相或是有心之人利用，那就将是滔天大祸，难以止息了。刘若愚的“供状”到了清朝，经过王士禛的演绎就变成了：
“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话说，这王士禛又是何人呢？他的祖父本是明朝的布政使王象晋，明亡后，并无“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的觉悟的王氏一族，迅速傍上满清王朝的大腿。
王士禛本人更是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加满清科举 考试。自顺治七年（1650年）始，先后经过乡试、会试及戊戌科殿试等诸番考验，然后顺利步入官场，成了大清朝的“忠臣”。至于其兄王士禄、王士禧、王士祜等，并有才名，名重一时。
“书中层层是陷进，拨开迷雾见真金。从来才干文章外，劝君读书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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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