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各位读者是否记得自己参加高考时的作文题目，就算记不住题目，但对两句话肯定有印象：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为什么要诗歌除外呢？要知道我们中国可是盛产诗词歌赋的国度。其实这个问题，在一千年前就争议过，当时的争议甚至还包括要不要考古诗文默写。
1071年二月，北宋朝廷发布了一项重大教育改革方案：废除专业考试，进士科不再考诗赋、默写经文。所有进士科考生都必须选修一种经典，加上论语和孟子。考试内容为经典大义，殿试时再考政策论文。
宋代的科举制度，继承唐代，早期分成进士、明经与诸科。明经与诸科，可以视作专业考试，考生选择一组经典、历史著作或是一种专业(可能是法律或典礼)。进士科重视的是通才，地位最高，将来出路比较好，考试也最难。考生必须创作诗、赋，默写古代经典，另外则是政策论文。
这样的考试能考出甚么人才，没有定论，但大家也就这么考过来了。
大概在11世纪50年代，一批以范仲淹为首的青壮政治家，怀抱打击朋党、拯救世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想，打算推动改革，翻转朝廷。范仲淹提出了著名的十事疏，包含人事、财政、民生、国防的改革方案，其中教育改革一项，便要求检讨科举考试内容，找出一个最好的人才征选办法。
如果把这个问题简化一点，官员念兹在兹的，就是到底要不要考诗赋。写诗很好玩，推砌词藻也很有挑战性，但你考他音韵正不正确，到底有甚么用呢？踏碎琼瑶，是能踏碎契丹、党项的大军吗？
至于默写，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范仲淹的批判很凶狠，但方案比较保守。他认为人才必须在学校中培养，在学表现优异的，才能考科举。考试顺序应该改变，舍弃默写，先考经书的「大义」，如果一定要用今天的概念理解，大概就是用申论题，考「核心价值」一类的东西吧。通过大义考试的人，才能再考诗赋。这样一来，录取的考生才不是一群不懂公平正义的书呆子。
这个方案还没真正开始就夭折了。原因很多：朝野恶斗、改革派人缘不够好、皇帝不够挺。不过，「诗赋无用」自此成为教育改革很重要的基本理念。
到了11世纪70年代，范仲淹的后继者(虽然他绝不承认)王安石的教改方案，基本上遵循这个预设，并且野心更大。王安石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考试是为了招募人才，如果都招来一些只会写诗喝酒的文人，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有甚么用呢？诗肯定是没用，还是废了吧。只要懂大义，能写时势评论就好。
这实在是很重大的变革。想像一下，你已经为了考试投入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教科书也买了不少，精熟某一种答题方式，现在一下子告诉你，“对不起，我们不考这个了”，是在开玩笑吗？即使在当代的开放环境下，考试方法改变，还会引起家长抗议，何况是以科举为出人头地唯一解的宋代？
范仲淹的盟友、几番大起大落的真‧政坛不倒翁‧欧阳修，在50年代担任主考官的时候，曾坚决修改录取标准，所有喜欢推砌词藻、文风华而不实，号称太学体的考生，通通落榜。这些人本来都是万众瞩目的文坛新秀，不甘心被打脸，于是趁他上班时号召同志路过，痛批欧阳修黑箱操作，甚至写祭文丢进他家。一次考试可以弄到这么严重，涉及制度修改，当然不能不慎。
代表这种顾虑的苏轼，当然不会坐视不顾。1071年正月，教改方案正式发布前的一个月，他上书皇帝，建议沿用旧案，不要随便改革。苏轼的理由是：号称对当代比较有用的策论，其实只是文字游戏，考生完全可以事先准备很多陈腔滥调，临时再拼凑黏贴，是一种简单的嘴炮，而且还很不好评分。
比起来，诗赋是一种原创的艺术，而且观诸过去，诗赋取士未尝没有人才，而精通所谓「大义」、很能大发议论的，却可能反而是酸腐学究。
苏轼最后也放了大招：「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诗赋”、“申论”都是垃圾！」(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
王安石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他想要尽善尽美。在他来看，将人生最精华的岁月，拿去学习诗赋，是一种浪费，等到当了官以后，与社会脱节，甚么都不懂，如何培养治国的人才？(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
因为他这么坚定，神宗又这么挺他，于是才有开头提到的当年二月的公告。
自此到北宋灭亡的55年间，除了短暂的元祐政党轮替期间(1085-1093)，朝廷曾一度恢复考诗赋；在徽宗、蔡京主政的深化教改时代，甚至一度连科举都废除，完全透过学校取士。
王安石的教改，看起来大获成功。
据说，在12世纪开头几年，还曾有官员要求，凡是学习诗赋的，都要打一百下屁股。
当然，王安石也好，王安石的敌人也好，最终逃不开形式主义的如来神掌。为了适应考试，再有理想的知识，也必须形成一种固定模式。据说王安石自己都感叹，推动价值教育，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结果：
「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
当他自己的理论成了教科书，也就被系统反噬，失去了本来预期的弹性与创意。这或许也映证了苏轼的预言：叫这么大声，还不是没用。
也许，他们的敌人，根本就不是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