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李安
李安为什么会成为李安？在大众传播中那些已经成为定式的好好先生的表象之下，一个已经取得世俗意义上一切成就的导演，究竟会不会为声名所累？在30年的电影生涯中，一直在讲述生命各种缺憾的导演，为什么会在65岁的年纪，讲了一个圆满到没有任何缝隙的故事？他近乎走火入魔般地陷入对120帧技术的探索背后，究竟是为未来电影确认技术边界的一腔孤勇，还是像很多科幻电影中描摹的那些技术怪杰，沉迷是源自生命深处某种无力抵挡的恐惧？
「不知道是开始了一个新希望，还是捅了一个新篓子。我不清楚。」三年前来北京宣传《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时，面对外界对120帧技术的疑惑，李安也跟着一起疑惑。
当时李安、冯小刚、贾樟柯三个人进行了一场「我们的第一次」的对谈，冯小刚说到了这个岁数，自己再怎么珍惜时间，再努力，再勤奋，顶多只能再拍七八部电影，所以要「顺心而为」。
李安听到七八部这个数字的时候诧异了一下，接过话茬儿说自己可能拍不了七八部了。那一年冯小刚58岁，李安62岁。
三年之后，面对同样的问题，李安依然迷惑，新片《双子杀手》在北美引发差评一片，对于李安全身心投入的技术探索，美国观众并不买账。「比利·林恩」时有同样的问题，但最后在华语市场，李安还是遇到了一些知音。甚至「中场战事」几个字也成为这两年各个圈层用于标榜和包装的热门词汇。这多多少少给了独自摸索的李安一些动力和安慰。
今年8月份还在做后期的时候，李安跟新片投资方之一、复星影业的CEO张昭吃了顿饭，他说了句话让张昭印象很深，「他说他对这部影片在中国大陆的成果、市场的反馈抱有很大的期待。」
但这一次，连「比利·林恩」的很多知音也迷惑了。
太满了。
李安最终在《双子杀手》没有给观众留任何余地，故事的结尾，老少威尔·史密斯在美国校园「喜相逢」，说了些不咸不淡的笑话，非常老套和陈旧的美式happy ending。大家不必像过往观看李安的作品一样，看完《色·戒》琢磨遗留在床单上的皱纹究竟有几层意思；看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琢磨两个故事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甚至上一部的「比利·林恩」里，长情的观众也能琢磨琢磨回到战场的比利会怎么继续自己的人生。
这一次，没有任何可琢磨。
后来李安解释说，是自己在《双子杀手》里做了让步，原本一版的结局是，经历了种种之后，老杀手把房子等等留给自己年轻版的复制者，然后消失不见，过自己的日子去了。
那天是10月15号，距离自己65岁的生日还有8天，经历了北京和上海两地紧锣密鼓的宣传，李安准时出现在武汉路演的现场，他还是老样子，微微驼背，穿衣风格不变，蓝西装和米色裤子，依然谦和友善、彬彬有礼，相比「比利·林恩」时期，头发大约是染过，但白头发还是大片大片地蹿出来。当天的活动安排得很盛大，但结束得匆忙而潦草，除开主持人高晓松寒暄和吹捧的时间，举办方过广告的时间，以及安排李安举着卡通板子配合拍照以备之后网上传播的时间，真正用来解答问题的时间非常有限。
但即使在这种充斥着诸多算计，又要争分夺秒的场合之中，李安依然秉持着人们熟悉的恳切与真诚，他用自己标志性的声音慢悠悠地说，原本那个深藏功与名的结尾，其实更符合自己「中老年人的心境」，但是电影最早在美国试映时，观众并不买账，「对我来讲如果是一个舞台剧，观众看舞台剧，他（克隆人）在把父亲枪杀的时候，最惊讶的时候就落幕了，我梦想过了10秒钟以后起立鼓掌是最完美的。」
然而现实是，故事的结尾被迫大团圆，那个「10秒钟以后起立鼓掌」的场景没有出现。电影上映后，豆瓣网友最终给出了7.1的评分，创造了李安作品评分的倒数第二。票房最终徘徊在2.2亿挣扎不前，相比于1.38亿美金的巨额投入，在北美市场遭遇打击后，片方试图依靠中国市场扭转颓势的努力，最终也宣告失败。
对绝大多数习惯以故事进入电影的观众来说，在缺乏一个好故事支撑的情况下，李安对120帧技术的执念成为了一种走火入魔式的孤军奋战，「大家都希望我一步登天，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至少在中文语境中，李安一直是神坛之上的人。我们几乎不能在华人世界找到第二个人，从电影成就上，从处事为人上，能够引发几乎众口一词的肯定与好评、尊敬和信任。这种情绪从2000年的《卧虎藏龙》笼罩至今，一方面，李安足够争气，相比那些背负着历史和现实沉重包袱的同行，李安足够专注，身处于名利场的漩涡与激流之中，也很少有走神儿的时刻。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被神化的对象，那份神坛之上的荣光自然也成为了一种捆绑和屏障。关于技术问题的争论根本无从证实或证伪，李安究竟是孤勇的先行者，还是执迷不悔地走上了歧路，只有时间才能做出解答。一些真实的问题被掩盖，我们几乎难以在层层光晕之中找到清晰地理解李安的维度——
李安为什么会成为李安？在大众传播中那些已经成为定式的好好先生的表象之下，一个已经取得世俗意义上一切成就的导演，究竟会不会为声名所累？在30年的电影生涯中，一直在讲述生命各种缺憾的导演，为什么会在65岁的年纪，讲了一个圆满到没有任何缝隙的故事？他近乎走火入魔般地陷入对120帧技术的探索背后，究竟是为未来电影确认技术边界的一腔孤勇，还是像很多科幻电影中描摹的那些技术怪杰，沉迷是源自生命深处某种无力抵挡的恐惧？
1980年代，陈冲在赴美留学期间就认识了李安。李安生于台湾，1978年起留学、从业于美国。算一算，那还是他最为苦闷的、后来被媒体大肆渲染的「六年煮夫」时期，「他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人，他不是一个有特别多寒喧的一个人，他不是会在那里跟你party或者，就是大陆的人群有这样一种闲聊的习惯，喝酒啊或者怎么样。他是一个专注的人，他没有太多的热闹。」
那是一个火热、激烈和巨变的年代，那个时期，大陆第五代影人已经完成集体亮相，台湾新电影运动、香港新浪潮也刚刚经历了各自的热烈时刻，张艺谋们，侯孝贤们，徐克们接连在华语电影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群星闪烁，李安却在遥远的美国蹉跎着岁月，这段日子，后来他自己有过一句著名的形容，「我若有日本丈夫的气节，早该切腹了。」
「父亲三部曲」的摄影师林良忠在美国留学时期，认识了当时已经毕业的李安，在李安没成为后来的李安的时候，林良忠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安静，那时候谢晋带着濮存昕和潘虹一众演员赴美拍摄《最后的贵族》，他们这些台湾留学生经常被拉去帮忙，一来二去，两人在剧组熟了起来，「他就很腼腆，然后有时候就是说眼神看人家的时候，他就类似有点亚斯伯格症 （注：一种泛自闭症障碍） ，他不会直接看人家，他就会低头。」
从30岁到36岁，李安过着完全看不到明天的日子，他早年闯荡美国的苦闷、屈辱、迷惘和不得志，是30年来华文媒体乐于反复咀嚼的故事，压抑之深很难尽诉。一个反证是，一直到几年后《推手》获奖回到台湾，制片人徐立功带李安跟官员吃饭，落座不久李安当场就掉眼泪，哭了好几分钟，吓坏了在场的人。一开始李安闷着不说，徐立功只当他是压力太大。等吃完饭出来，李安告诉徐立功，自己在美国窝了七八年，每天吃最简单的食物，「今天吃饭喝到鱼翅汤，我突然想到美国的老婆和小孩，那么多年都是吃最简单的东西，就忍不住哭了。」
这样的事还不止一次，当年金马奖期间有个饭局，王家卫、张国荣、陈凯歌都在，看着一桌好吃的李安心里又一阵难过，想着远在美国的太太小孩不能同享，还特地把这事跟旁边的王家卫说了说。
林良忠提供了故事的另一面，那时候在美国的留学生常常混迹于各个剧组，有时候是群演，有时候帮忙扛机器，虽然李安常常因为不善言辞躲到一边干力气活，但是另一方面，「很腼腆但很自信。他那种自信就不跟他聊天，你不容易看出来。拍电影的时候他就非常自信，而且就是说有独特的一个见解，然后一般人的看法他还觉得不以为然，就是你这样聊很多关于电影他觉得不以为然。」
「例如典型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学生电影就说拍得很棒什么的，能得什么奥斯卡奖，然后他看了他觉得不以为然。他觉得那种作品根本就没有办法面向广大的电影市场，或者说走得很远。」隔着30多年的时间看去，林良忠觉得在那段时期，李安已经形成了自己很强烈的电影观，当时正是艺术电影风行的时期，强烈的个人表达占据主流，「可是李安不会，李安拍电影就是说，他就知道他能拍给谁看，拍给大众看。」
这种坚定支撑着李安走过早期的晦暗岁月，他自己做过比较，那些扛不住压力转行的，很多后来再没有机会拍片，而「脸皮厚」到自己这副样子在电影圈赖了六年，倒真还赖出了峰回路转。
1980年代赴美留学的那波儿学生，面对的是一个天地倒转的新世界，「实在是到了那个地方，一切都是相反的，就是你原来所有的价值观也好，所有的一切都被颠覆了嘛。你要说他困难，当然他有外在的困难，但是很大的困难其实是内在的困难。」陈冲觉得，那一代的华人，大体都要承担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激烈冲撞和撕扯，李安的敏感让他对这些冲撞撕扯分外留心，这也成了他拍电影初期，最大的灵感来源。
《推手》和《喜宴》的剧本都是为了参加当年台湾有关部门的比赛而写，目的也很单纯，挣钱。剧本甄选面向全球，评审是吴念真和陈坤厚等人，当时《推手》老气横秋的笔调一度让他们以为出自某位大陆老作家之手。
36岁这年，李安终于「赖」到命运出现转折的时刻。《推手》、《喜宴》分获剧本大赛第一和第二名，当时他窘迫到没钱买机票回台领奖，还是在台湾「中影」工作的校友给开的方便。
后来「中影」的副总经理徐立功告诉他要投资1200万台币给他拍《推手》的时候，李安还纠结了好一阵子，这个剧本既不艺术，也不商业，还是个老头子的戏，万一拍砸了，那就是「十年练剑，下山第一仗就被砍死了」。
这是李安的性格，温吞，稳妥，甚至有点儿磨叽。迷惑之中他找老友詹宏志帮忙拿主意。那时候台湾的文化圈子还保持着守望相助的传统，詹宏志在家里组织了个party，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朱天文等都被邀请了去，大家各有各的经验，也喜欢拿这个闷葫芦开玩笑，「要不你拿钱跑吧！」最终还是侯孝贤一句话点醒了李安，「我以前只有800万，我们也拍啦，有机会能拍就拍。」
至此，李安与电影的神奇缘分才正式拉开了帷幕。
林良忠这时候被邀请担当《推手》的摄影师，现在回忆起来，林良忠能想到的最多的是「顺利」，虽然是处女作，又是在美国拍，但现场一直有条不紊，后来李安对林良忠讲，拍电影其实是很无聊的事，因为已经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虽然是他的第一部，可是他在每一场的调度，他都有自己的想法。」
这自然是个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的励志故事，但更重要的是，《推手》也开启了李安和制片人James Schamus的合作的序幕，纽约独立制片的高效和专业也最大限度地给了李安心无旁骛的便利——这一点，是大洋彼岸的同伴们无法企及，也将在之后的漫长岁月，成为李安最为锋利的武器。
《推手》写作和筹备期间，侯孝贤凭借《悲情城市》捧回来台湾第一座金狮奖，引发全岛震动；杨德昌也在经历两度资金停摆后，艰难推进着自己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影评人焦雄屏回忆，那时候李安在大家中间，其实并不是最出色的那个，「他的个性很受人喜欢，大家都喜欢他，很温和很害羞那个感觉，但是就当时从《推手》跟《喜宴》来讲，当时西方的电影节是不看好的。西方电影节更看重杨德昌、侯孝贤和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这些，因为他们都有各自本地的代表性。」
相比而言，在进入电影行业初期，当华语电影的同伴们都奋力讲述历史创痛的时候，去描摹各自时代的压抑痛苦的时候，李安自觉选择了一条与宏大叙事绝缘的电影道路，一群人中间，李安最木讷老实，高声说话都不会，只是尽自己所能地，把能做的事做好。
李安早期作品的剪辑让焦雄屏印象深刻，有一种长期训练后的娴熟感，当时更多活跃的影评人或学者大多从艺术电影的黄金年代成长起来，「大家觉得他是比较符合西方人的技术，会认为他是电视剧，他的美学比较接近电视剧美学，就对他不是很看好；他起初几部片子，大家会觉得格局小小的，小的美学跟小的传统好莱坞式的讲故事方式。」
《推手》
所以在李安的电影中，找寻不到《悲情城市》中那种宏大和细腻的哀伤，也没有「牯岭街」中弥漫的阴郁和冷峻，从更宽阔的视野看，那一代的华语电影普遍呈现出一种对父权文化的本能反抗，不管是此岸还是彼岸，各自经历的威权时代都有太多的创痛可以诉说。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华语电影呈现出的气质是反叛和革命，是对着历史清算它的罪孽。
李安和他最初的几部电影都成了例外。
李安同他严厉父亲的故事几乎像他的电影一样著名，作为被父权深深压制的人，同样作为被动地出生在孤岛之上的孩子，这个外省人的儿子继续着父辈漂泊的命运，在主动和被动之间，选择成为了一个永远的旁观者。
「我可以处理电影，但我无法掌握现实。面对现实人生，我经常束手无策，只有用梦境解脱我的挫败感。
在现实世界里，我一辈子都是外人。何处是家我也难以归属，不像有些人那么的清楚。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美国我是外国人，回大陆做台胞，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的选择，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就是做外人。」
这段被广泛运用的剖白是李安对自己的身份认知，着手拍《推手》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国漂了十几年。时过境迁，这个「外人」终于有机会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根脉的时候，他的目光中没有反叛，没有对立，而是多出了许多谅解和同情。
李安爱哭的毛病一直都有。
《推手》拍得很俭省，当时甚至都没有监视器。林良忠拍摄的时候，李安就凑在他旁边，「有时候拍着拍着，我都没怎么样，他自己就热泪盈眶了。」
电影中就是有些奇妙的缘分。徐立功给李安推荐了演员郎雄，李安后来说郎雄的脸，「他就是中国父亲。他也不要做什么，但是中国五千年来的压力好像都扛在他身上。」
当时林良忠跟郎雄住一个宿舍，郎雄是名演员，但没一点儿架子，性格很江湖，远不是《推手》中憋屈压抑的样子，「那时候郎叔常说的就是，这家伙拍得太老套了，拍得太慢了。」
在片场，大家都喜欢郎雄。郎雄老家河北，1947年赴台湾从军，说来也是个外人。郎雄老来得女，拍戏的时候总是抱怨老婆不让他在家里抽烟，于是现场烟不离手。那时候孩子正小，所以郎雄总是很慈祥，很有亲和力，又带着那么一点现世安稳的小满足。
林良忠觉得，跟父亲关系紧张的李安在郎雄身上投射了许多情感，「李安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典型，中国那种大家族式严厉的一个父亲。所以等于说在电影里面弥补一下（缺憾），李安是把他三部曲里面，把郎叔塑造成一个非常慈祥的一个父亲。」
慈祥，但是窘迫，格格不入又无处可去。有时候很可爱，但更多时候，又有无法言说的可怜。
出版人梁文道觉得，恰恰是这种「外人」的身份，给了李安某种观察的便利，「他对这种身份一向很自觉，在他作品里面能看得出来，他作品里面常常有那种对四边周遭环境，自己所身处的时空感到格格不入的人，那么一种不自在的人。」
这里面有一个观察视角的问题，侯孝贤和杨德昌是在台湾而看台湾，第五代是在大陆而看大陆，李安漂在外面，目光中肯定会有诸多不同，「他也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格格不入的一个人，那么因此他会变得很敏感。那么有这种敏感的时候，一个局外人最能够看穿，他又能够进入到内部，又能够站在外面观望，他更能够看到一个主流文化当中的人，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特点，比如说鱼是不知道自己在水里游的，但是我们在外面看鱼我们就知道它们要在水里面才能游起来，那李安就有点像在外面看鱼缸一样，来看他所身处的环境。」
《推手》中的郎雄（左）
对轰轰烈烈的外部世界，李安一直有一些迟钝，也有一些躲避。但对人的情感中那些纤毫和纠结的部分，他总能深入其中。这样的能力，让他在接下来的西片生涯中，可以深入200多年前的英国乡村，复刻简·奥斯汀笔下那个流动着理性与感性、规矩和欲望的世界；也能转身走进美国的1973年的冰风暴中，在旧秩序崩塌后的废墟上呈现那个年代的虚无与迷茫。
2000年，《卧虎藏龙》横空出世，并在次年赢得了华人世界的第一座奥斯卡奖。
其实在那一年早些时候的戛纳电影节上，华语电影取得了十分夺目的成绩，姜文的《鬼子来了》获得评委会大奖，梁朝伟凭借《花样年华》获得最佳男演员，杨德昌凭借《一一》获得最佳导演。但论及在华人世界引发的震荡，以及对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所产生的影响，似乎都不及《卧虎藏龙》。
焦雄屏记得那年在戛纳首映，「前面都紧张得要命，因为就不知道李安这种武侠片会不会被人家，会不会外国人到底看得懂看不懂，全世界的都在那里，所以一开始飞屋顶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笑声多么的鄙夷，全部人就嘿嘿乱笑，说太可笑了你们中国人。」《卧虎藏龙》呈现给西方世界的是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中国，「你想想看，他们Superman也可以下面弄个斗篷就飞起来了，中国人飞屋顶有啥呢，对不对，那他们就认为不行，就一直笑。然后开始杨紫琼跟章子怡对打，那个是真材实料，等她打完以后，你会发现那个戏院从此以后非常的安静，没有人再讲一句话，隔一阵子，打完一阵掌声一阵掌声，你就知道这电影成功了，李安成功了。」
回过头去看，《卧虎藏龙》成为了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李安是位在美国打拼的台湾导演，大陆观众对他的了解，不会比对王家卫多多少，在那之后，李安头顶上多出了华人之光的光环，一个在海外打拼多年的人，凭借儿时对古典中国和侠义江湖的向往，在西方人主导和制定规则的游戏中取得了胜利。
几年前，章子怡接受采访的几张视频截图引发过好一阵讨论。采访中，章子怡说起了好莱坞的等级与偏见，亚裔演员常常被歧视，好的角色宁可给黑人演员，也不会给亚裔演员。亚洲演员的价格也会被压得很低，有时甚至减半。
世人看待李安早年的故事，总会混进很多成功学的想象。李安的触底反弹和大器晚成往往让人们忽略了，在东西方交流远不及之后频繁密切的年代，一个脑袋不太灵光的、性格温吞的亚洲面孔，在好莱坞等级森严的名利场中谋得栖身之地，究竟需要怎样的坚韧和耐力。
更为难得的是，时代轰隆隆进入21世纪，当大陆第五代导演被华语电影的商业化浪潮冲击得七零八落、第六代导演在艺术和商业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的时候，李安在经历了《绿巨人浩克》的短暂失败后，接连拍出了《断背山》、《色·戒》、《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电影，并两度问鼎奥斯卡最佳导演，加上此前获得的其他奖项，一举成为华人世界获奖最多的导演。
拍完《卧虎藏龙》的时候，李安第一次觉得自己「已翻过山头，能从层峰看往山下」，却没想到之后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翻，翻出了自己的奇幻漂流。
《卧虎藏龙》
1980年代的新电影运动都有以艺术性定高下的倾向。李安没在这股潮流之中。在美国接受戏剧和电影训练，李安很清楚好莱坞席卷全球的根本在于它的通俗性，通俗是抵达观众的最佳方式，但要做出自己的东西，还是要在艺术上有所保证，这样李安横亘在东西方之间、艺术与商业之间，挣扎着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电影出路。
作为一个一辈子的外人和旁观者，李安练就了一种高效的变通和适应能力，表面上看，他不属于任何地方，但需要的时候，又可以迅速进入那个地方。李安的这种弹性让梁文道印象尤为深刻，「像早期《冰风暴》、《理智与情感》，甚至是《绿巨人浩克》，你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华人导演在拍，那只是我们中国人要认清楚，哦，这个是李安的作品，我们才会在里面找到一些符合我们心目中的一些的特点，我们期望的一些特点。但是对李安而言，我觉得他就是能够很快地掌握人家的特点，因为他充满耐心，尽量不带偏见，又很敏感，所以他很能够抓住你们想要做的那些东西。」
对于人心和人性，李安一直保持着温厚的体谅。《与魔鬼共骑》拍的是美国的南北战争，查资料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事：
人类中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人可以自然地杀人。这种保护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如南北战争和拿破仑时代的战争，两军对阵，近距离开枪，按说至少应该有八成以上的命中率，但都只有少数人倒地，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正对人开枪，不是往天上打，就是往旁边射，要不就是装子弹、装伤病，假装很忙地打混。
这是李安看待世界的方式。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伤亡超过100万人的南北战争具有「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和革命的意义」，但李安从资料堆里打捞回来的，只是人在面对杀戮时那点儿本能的不忍之心。
他一直不是激烈的人，但拍起电影来，又有一种凶狠的坚决。每拍一部电影，他都恨不能把自己变成圣坛上的祭品，以换取电影之神的片刻庇佑，张震说片场的李安充满杀气，无处发泄的时候就折磨自己，章子怡则形容他「面善心狠」。
《卧虎藏龙》的竹林戏拍了两个礼拜，周润发和章子怡就被钢丝吊了两个礼拜，20年前的技术和设备远不及今天，李安还非得逼着大伙儿一起拍出「意乱情迷」的打斗场面，周润发开始还比较乐观，吊在树梢对着下面喊「我有冇玉树临风啊？」到后来总也有吃不消的时候。章子怡的妈妈去探班，看了一场就给吓哭了。
杨紫琼的戏拍了一个礼拜，在打斗中意外受伤。有一回杨紫琼问李安，会因为她受伤怕她辛苦就便宜行事么。李安的回答是，「你知道我不会，因为电影上映时，我不能打字幕说，很抱歉，因为主角受伤，所以无法做精彩的演出。而且疼痛是短暂的事，电影一显影后是永恒的。」
李安的生日是10月23号，天秤座和天蝎座的交界。焦雄屏有时会觉得他是一个有着蝴蝶外表的天蝎，「就是说他外面是非常温柔的，美丽的，跟花啊，跟诗啊，都有关系的，外表温文尔雅，就像你们说的君子。但是呢，但是他出击的时候快狠准，那个大蝎子的个性凶狠坚决，他常常出现的，要有非常清楚的目标性，那个是天蝎的个性。」
即便之后一次次攀上名利的巅峰，李安也一直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王家卫的那种任性和天马行空是李安所不具备的，在多年前的一次交流会上，李安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介绍王家卫，「多年以来，同为电影导演。我不知道我对他是从欣赏变成了嫉妒，还是嫉妒变成了欣赏，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是说我也想像他那样酷炫，但就是没法像他那样酷炫。」
「比利·林恩」的时候接受采访，面对鲁豫关于天才的询问，李安很认真地回答，「我们这辈的比如说，王家卫，他真的很天才。像我，我不是那一型的，我要慢慢慢慢地来，我算人才，不算天才。」
他的性格注定了这辈子都成为不了那种「你们爱看不看」的狂人型导演，早年提起《推手》对自己的限制，李安提到过自己对观众「会有一种对父亲般的义务感，有所不敢为」。虽然最终他一次次突破了这个「有所不敢」，但对观众的义务感，倒也一直未曾消除。
关于天才与否的话题，一位普通观众的评价或许可以作为注脚：李安从来就不是一个天才，因为天才大多数不屑于深究普通人的情感。他只是一个极其「人性化」的导演，用他的温和与包容，细腻而深刻的语言逐渐打动你，让你明白「人性」的真谛。 （《理智与情感》短评，豆瓣网友：萨嘎摩多熊猫桑）
他凭《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二度问鼎奥斯卡那年，《锵锵三人行》做过一期节目，学者许子东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人通常是见不得别人好的，把事情做得很好很漂亮的人，一定会有人说他不好，任何公众人物都难逃被置于放大镜下轮番窥视的命运，李安成了例外，「人人都说他好，这个很奇特。」
放在他同时代的导演序列中，几乎每位享有盛名的导演，都有过同媒体或公众的恩仇史，但李安完全是个例外。他从不过度曝光，不跟媒体吵架，他广结善缘，尽量让各方满意，在「导演」这个盛产狂人与暴君的行当里，李安成了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
焦雄屏记得有一年在戛纳，正好赶上李安《冰风暴》的内部晚宴，当时有很多好莱坞明星在场，「但他在主桌上全部安排的是我们这批中国人，他没有跟自己的演员坐在一起而让家乡同胞被边缘化。」
后来《卧虎藏龙》的庆功party上也是一样，「他一再地请我去主桌，我觉得不妥，力辞，可是被硬拉过去。明星们人人都认识，但我坐在那里，恐怕就会有人要问『她是谁』。当时杨紫琼、张震、章子怡和我一桌，主桌上安排的都是华人同胞，而不是哥伦比亚或者华纳的老板。这令我非常感动。」
走过漫长的30年电影生涯，李安几乎赢得了电影节、媒体、观众等各个方面的一致认可，这其中甚至包括大陆和台湾的官方，拿了奥斯卡回台湾，三个政党的邀请都要去。《卧虎藏龙》以台湾有关部门的名义提名，李安也写信对大陆方面做了一番解释。获奖消息下来后，李安甚至给美国的公关人员上了两次课，特地解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政府关系和媒体情况，就怕称呼出现什么错误再惹出风波。
相识30多年，李安最让陈冲佩服的一点，「就是他能够从他自己，就是从人性、人情和人生存条件，这样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拍了许多的从题材上到形式上非常不同的电影，这是我最敬佩他的地方。」
一件往事是，《喜宴》的女主角原本是照着陈冲写的，但后来因为台湾「中影」的投资，不能启用大陆演员，两人本该在30年前就开始的合作，兜兜转转到了2007年的《色·戒》才实现。陈冲回忆，《色·戒》的现场特别有意思，有各种不同的语言，一会儿英语一会儿粤语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台湾腔，但身处其中并不觉得杂乱，大家各司其职，很有秩序。
「电影也好，艺术、音乐，这一切应该是使人交融的，这个跟人情是相通的嘛，不该被政治或是什么东西分割开。电影这个东西的确是为全世界的观众服务的，通过电影能够看到另一种生活，但是与此同时情感是交融的。我们都非常相信这一点。」
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形容过李安的长相，「李安的脸笑起来跟哭一样,应该是脸皮薄的人才会长成这样。」《双子杀手》首映后，电影《绣春刀》系列的导演路阳接受《人物》采访时也提到了李安的「苦相」，「我觉得李安导演挺苦的，但是他好像是那种以苦为乐，他必须要通过这种修行才能够，内心才能够舒服，好像不这样做，他就无法找到个人的一个平和。有时候他的样子会让你觉得心疼，他可能把他最大的自由全部放在电影里面了，因为在现实中，他顾忌的东西很多，他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可能对自己也没有那么在意，可能也不会觉得自己很苦，但他就可能不像王家卫导演那么任性吧，像王导就会对自己更好一点。」
李安的「苦相」最终在去年的金马奖风波中被定格。李安不能任性，唯有周旋与调和。但一切辛苦还是统统付诸了流水。
「功成名就」几个字常常会遮蔽掉人们许多记忆，路阳清楚地记得，《卧虎藏龙》上映时，起初也是骂声一片。在台湾，境况同样很不乐观。大家会觉得这是拍给外国人看的电影，一点儿都不中国。
同样，李安在《绿巨人浩克》这种漫画题材中探讨人性和身份认同时，大洋彼岸的观众们也并不买账。
而几年前的《色·戒》，即便大陆公映版本已经删减了大量裸露戏份，但在当年的网络平台上，还是有旗帜鲜明的讨伐文章，标题是「中国人早就站起来了，只有李安之流的还跪着。」
这大概是作为「外人」的李安，必须要承受的命运。李安不是玲珑剔透的人，他无数次说过自己在生活中的低能，这个让父亲失望的儿子，总被太太吼的丈夫，只有完全沉浸在电影世界之中的时候，才能获得彻底的皈依和自由。
以此理解李安的话，大约能解释他在电影世界中一次次的穿行与冒险，相对于让他心不在焉、很多时候又不得不委屈求全的现实世界，当一个电影的造梦者反倒比较简单。
全世界的人都在问，为什么要钻120帧的牛角尖，在《双子杀手》的路演中，李安从技术、中美电影产业差异、数码时代的电影美学等角度给出了很多很多的回答，但最符合他心境的可能是，「我真的很想知道，我们怎么样用更清晰的方法做梦。」
李安是华人世界获得奖项最多的导演
在他为世人编织的梦境里，顽固的父亲可以有一场叛逆的恋情，头脑发热的女学生可以为爱抛弃主义，怀俄明州的两个牛仔将一生最美的时光留在了断背山。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这些梦境里，东方与西方可以平视彼此，华人世界可以共享一个古老中国的江湖美梦。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徐枫很早就注意到李安的电影，在他看来，放在30年的时间长度上审视李安的作品，从艺术维度衡量的话，李安或许不是最出色的那个，「从艺术角度来说，没任何人能跟侯孝贤去相提并论的，而杨德昌是属于对于社会的思考，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对于社会和对于电影的思考达到最深度的一位导演，所以我个人认为台湾当代电影对世界电影的贡献是杰出的，因为贡献了这两位导演。」
为什么到达不了那个深处，徐枫用《色·戒》打了个比方，「李安让故事停在爱发生的时刻，但是如果这个爱发展下去，它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了，因为所有的世俗化的层面，社会化的层面，还有私人的那些矛盾的层面，全部会回到这个爱情中，而增加这个爱情的内部的分裂。到那个时候她才会真正面对一个自己内心真正的战斗，而李安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个战斗。」徐枫觉得，对李安来说，事实上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法讲述着「爱最大」的主题。一个小插曲是，《色·戒》的小说，其实杨德昌在世时也动过心思。「如果是杨德昌来讲的话，他一定会处理得更深更冷，李安呢，可能由于他的善良，其实是不敢深入的，像杨德昌这种，或者伯格曼的电影，所有的电影都是把认为是最天然的爱要进行几度的戳来戳去，把那种荒谬的东西给戳出来戳明白。」
但即便如此，徐枫还是把李安放到最重要的华语导演的位置，甚至不用加之一。徐枫觉得，评论界常常会把电影的评价尺度混淆，李安的平均既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劣势，「无论从他的感知、理解、体悟、把握能力来讲，他确实从个人性上来说他比别人要综合和完整。李安有一个特点，就是叫以柔克刚，他相对来讲他是有自己的某种定见，但是这个定见在外部环境的时候他有很多很柔软的东西，他跟外部环境去打磨磨合的能力比较强，在这点上他是真正的东方人，他身上就有那个天下至柔莫胜于水，但是柔弱胜于刚强的那种劲道。」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导演梅峰也是国内最早关注李安的学者，在他看来，「好莱坞的好处就是不给观众制造门槛，希区柯克也好，诺兰也好，其实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着各自的表达。你要是说放在一个导演的生涯里面，那李安接下来还能拍多少，那是一个好莱坞的数字，那是好莱坞的商业概念的数字，我们说希区柯克拍了五六十部电影，真正构成影史经典的也就10部左右。那同样再过四五十年过去，那李安就是李安了，《断背山》永远是在那个位置上的，《色·戒》永远在那个位置上的，这是不可以抹去的，构成电影史重要的作品。」
李安愿意把对120帧技术的尝试视作自己电影生涯的第三个阶段，《双子杀手》的每场路演，现场都会播放电影的主题曲，里面有一句歌词反复出现，forever young，forever young，李安说了很多次返老还童，说希望自己能再年轻20岁，好看到电影未来的样子，他说不想等了。
这场赔了很多钱的冒险被视为一次豪赌，有媒体干脆放出大标题：李安想做21世纪的格里菲斯。关于未来的电影史怎么评价自己的问题，李安倒是在「比利·林恩」宣传的时候跟许知远聊过一次。
面对许知远抛来的问题，李安先是回答，「一个拍电影蛮努力的人吧。我希望在搅动人心上面有一些作用，搅动之后我希望也有一点平抚的作用在里面。」紧接着急忙摆手，否定了自己这句回答，「哎呀我收回，其实那个我也不管，我就是一个蛮喜欢拍电影的人。」
注： 除采访外，文中部分内容引自台湾资深媒体人、作家张靓蓓女士所著李安传记《十年一觉电影梦》，今年十月，张靓蓓女士不幸因病去世，特此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