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原生家庭还是学校,都不能阻碍南斯拉夫儿童早日成为精神健康的接班人。
文|akid
「原生家庭」近几年一直是网络热词,从早先的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到今年热播的《都挺好》,这个词总能触发很多人对自己原生家庭的回忆和感叹。其中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美好的经历,所以《都挺好》编剧王三毛说了句「原生家庭亏欠你的,应该自己找回来」才引发了广泛共鸣。
可惜《都挺好》只是爽剧,并没有为普通人提供奋斗多年找回来的具体策略。反倒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南斯拉夫,为帮助儿童对付万恶的原生家庭,儿童心理学专家提供了解决方案。
反父权治疗法
1949年,南斯拉夫开设了第一个儿童神经精神病科室,从属于贝尔格莱德医学院成人精神病诊所。
贝尔格莱德医学院是南斯拉夫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研究的重镇,至今在前南地区还有这一领域的专业学生在沿用该学院编撰的教材。让该学院引以为豪的,正是儿童神经精神病科室多年临床经验为这些身兼学者的心理医生提供的大量研究案例。
不过,这些研究案例的记录一度风格怪异,堪称世界独有的南斯拉夫儿童精神病学。
下面以一位名叫塞尼亚·康迪奇 (Ksenija Kondic)的医生,「医治」一个10岁的小女孩哥达娜(Gordana)的案例为例来说明其中特色:
哥达娜就诊是因为有长期的尿失禁问题,但康迪奇一直在考察小姑娘的原生家庭。
根据医生的笔记,哥达娜的原生家庭「乍看之下似乎和睦安逸」,却埋藏了深层问题。他从女孩的母亲那里了解到,哥达娜的父亲重男轻女情结严重:「爸爸(对她)非常冷漠,一直觉得女孩不如男孩重要。」「她父亲认为女孩就该呆在家里,所以也不让她出去和别的孩子玩。」
笔记中记录了他对小女孩的观察细节:「她说话柔声细语的,显得很害怕,双手放在膝盖上,视线一直朝下。」她很听话,而且「除了回答医生的提问之外,一言不发。」「她的任何动作也都是悄无声息的,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或者移动东西」。
康迪奇医生认为最严重的是,「她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征求许可。」
为什么这一点最严重?因为这证明了哥达娜是一个典型的父权社会受害者:怯懦、焦虑,毫无主见。小女孩的心理问题就在于她不敢反抗父权。
塞尼亚·康迪奇和他同代人的南斯拉夫儿童心理医生们,认为这届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家庭权威的绝对服从。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始终都是:你命由你不由爹,爹妈管你你造反。
在心理咨询时,他们会直接鼓励孩子们反抗和挑战父母的权威,如果患者真的照做了,那就能被认作「康复」和「有疗效」的迹象。有一份诊疗报告的记录显示,当治疗临近结束时,就诊的男孩爸爸进来抱怨他儿子对他「傲慢、不尊敬」,然后问医生他能不能打儿子。
什么造就了南斯拉夫特色心理学
南斯拉夫这种独具一格的儿童心理学,源于冷战时期它在东西方阵营中的特殊地位。
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使这个国家全面修正自己的制度,从原来的苏联体制转而标榜「工人自治管理」。外交方面,它急切而热情地拥抱了西方,不仅接受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还有文化和教育的频繁交流。
50年代初,南斯拉夫派出了很多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到西欧和美国,接受专业培训和教育。然而在此同时,南斯拉夫的国家性质并未改变,这些人学成归来后并不仅是作为学者和心理咨询师,他们工作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打造精神健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为了竭力摆脱身后的苏联阴影,同时也为了迎合国内「自治」的核心意识形态,南斯拉夫心理学激进地融合了西方思潮中主张「自我」「自主」的内容。
整个50年代,该国儿童教育的核心思想都是:培育他们「自由、有创造性的人格」。他们比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更彻底地将家庭甚至学校视作「传统的阻碍」,一场与原生家庭争夺社会主义新人的战斗就此展开。
在这套思维的主导下,南斯拉夫心理学家还得出了一个推论:越是传统的家庭结构对儿童的心理健康越有害。在遇到病情严重的患者时,他们尤其注重收集这方面证据。比如在一个试图自杀的八岁男孩的案例中,医生强调的原因是他祖父母的危害:因为三代同住,他的家庭等级森严。
南斯拉夫特色的儿童心理学虽然偏激,倒也没造成太大危害。不过,他们东西方结合的成果并不只有付诸儿童,而且在脱离苏联之前,南斯拉夫人也观摩学习过他们的「监狱精神病学」。
弗洛伊德集中营
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以后,开始了党内的大清洗。大约15000名斯大林支持者或者有支持斯大林嫌疑的前「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组织(Cominform)的成员,被关进裸岛集中营(Goli Otok)。
裸岛因为贫瘠荒凉而得名,岛上全是石头。和纳粹在亚得里亚海域的海岛集中营类似,犯人们初来裸岛,都要先去砸几天石头。这种砸石头的「劳动」并不生产任何产品,只是为了羞辱犯人。
让裸岛在集中营史上独树一帜的,还是它以「自治管理」为核心目标的精神改造系统,东西方前卫精神病学在这里实现了最残暴、最彻底的融合:每个囚犯都要忏悔,每个囚犯也同时负责审判。在宣告囚犯改造成功之前,他们会面临认罪忏悔、写自白书和调查审讯的无休止运转。
开始改造的囚犯要毫无保留地供出「所有肮脏的想法」,狱警会事先对他们申明:「党已经洞悉一切,你的自白只是作为你个人的‘新生’」。只是为了引导囚犯「自觉自发」,为了他们的个人成长才提供了这一切。
在「自治管理」的原则下,裸岛囚犯成为了这一改造体系的一部分,依据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对党的忠诚度分为三个层级:最底层的一般犯人之上是「改造积极分子」,最上层是每个号子的「牢头」。
根据一名幸存者霍瓦特(Mihovil Horva)回忆,当一屋子犯人、狱警围着认罪的囚犯时:「牢头会告诉大家要交待哪些罪行,朝着改造对象咆哮如雷……而周围的人都咬牙切齿,殴打都是集体行为、吐口水以示蔑视。」
牢头带领着改造积极分子和其他所有犯人,敦促认罪的囚犯反复审视:「你曾经做了什么?你以前怎么想?你现在怎么想的?」他们还负责评估这段忏悔够不够触及灵魂深处、改造有没有产生效果。
至于评估的准则,往往是沿袭弗洛伊德学说中「潜意识」的概念,企图把犯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罪恶揭示出来。他们会不断挖掘囚犯心中最隐秘的想法,无论那看上去是否与审讯主题有关。
根据一位名叫卡卡(Caca)的女囚回忆,集中营女监里有一种特殊的自我批评:要求供认自己的性生活,包括细节、感受甚至性幻想,涉及的对象不仅是丈夫和男朋友,还有「同志们」。供诉所得的材料,用于考察性经验对人格构成作用的「精神分析」。
1956年,南苏恢复外交关系,裸岛转变成一间普通监狱,南斯拉夫特色的反父权心理学也逐渐褪去了起初的风光。如今,这些俱已成为历史,只有不明就里的西方「探寻自我」爱好者偶尔听说,会稀里糊涂地怀恋一下那段他并不理解的「美好时光」。
参考文献:
Ana Anti (2019) Raising a true socialist individual: Yugoslav psychoanalysis and the creation of democratic Marxist citizens, Social History, 44:1, 86-115,
The Pedagogy of Workers’ Self-Management: Terror, Therapy, and Reform Communism in Yugoslavia after the Tito-Stalin Split,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50 no. 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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