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大学通识“水课”： 指挥棒不改，停课也没用

▲ 事实上，受欢迎的大学选修课并不少，2017年，云南艺术学院的《中国墓葬文化》课在微博走红。 （IC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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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老师会质问我们凭什么停了他的课，其实课上得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教学目标大家心里都有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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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教育部关于教授三年内不教本科生退出教师队伍的要求，有可能适得其反，让教授开设更多通识“水课”来凑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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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科研才能出成果评职称，是学术圈众所周知的事情。 “最后上好通识课，成了大学老师教书的‘良心债’。 ”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南方周末实习生 戴画雨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教育部要“灭”水课。

2019年10月31日，教育部网站公布《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教授上课、消灭“水课”、取消“清考”等硬规矩。

事实上，过去两年间，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已开始淘汰“水课”。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水课”是通识课程，即：公共选修课。

2018年，复旦大学有三十多门课程退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但未官方公开名单；2019年中山大学因选课人数不足等原因，停了四十余门通识课程，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科学纪录片解析》《欧洲文明史》《中国金融市场与投资》等；据深大新闻系校报报道，2019年3月，深圳大学公文通发布多则课程取消通知，数字据统计将近150门，包括《创造理论与实践》《数学认知与学习》《情绪与决策研究进展》等。

这也是通识课程自2005年在国内高校开设以来，首次被集中清理。

通识教育，源自英文的“general education”，其教育目标是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的知识和价值观。然而开设多年后，一些通识课程之所以沦为“水课”，往往在于学生想凑个学分，老师想凑个工作量。归根结底，高校考核评价机制这根“指挥棒”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位在高校长期从事教务工作的老师透露，“指挥棒”的存在导致相当一部分通识课程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例如有的学院，教授要完成给本科生上课的工作量，但学院本科生人数不足，就会选择开设一门公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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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停了我的课”

“有的老师会质问我们凭什么停了他的课，其实课上得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教学目标大家心里都有数。”2019年11月11日，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委员会副主任任军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复旦这两年通识教育改革虽然成效显著，但在推进过程中也屡屡受阻。

但该校一名被停课的科普课程老师回忆起停课过程却有些愤慨。“（ 停课前对教学质量 ）有评估，但学生评价占的比重很高。”

其所说的评估，指的是复旦大学开发的通识课程教学质量测评工具，也就是复旦淘汰通识课的依据。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淘汰“水课”，是以长期连续积累的教育学实证数据与多视角评估为依据的。“我们通过与大学核心课程委员会、教学团队负责人、教师和不同专业的学生、毕业生等各个层面的深入讨论，研制了‘高能课：中国大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测量·诊断·提升’工具。”

陆一解释，这一工具设计了二十余项教与学评价性指标和十余项反馈性指标，能够多角度刻画出每门课程及总体课程的教学质量，目前全国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采用。在调查数据的使用方面，基于指标数据生成“高能教学指数”和“刻苦学习指数”，能直观地筛查出几种高效能课程和几类有问题的‘水课’等低效能课程，并一一对应给出教学支持与管理建议。

对于学生评价，陆一表示其重要，但并非唯一的评价标准，测评工具不是单纯让学生主观测评一门课上得好与坏，而是设计了多个学习过程中的具体评价指标。但被问及具体指标，陆一称不便透露。

早在2018年2月，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曾表示，已有三十多门课程因不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陆续退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孙向晨举例，有的自然科学类课程对自然科学专业学生来说太肤浅，对于文科学生来说又太过艰深。

但被筛选出的“水课”并非马上停课。陆一说，根据测评出来的问题，评估人员会和任课老师商谈，回顾教学过程，看能否解决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实在解决不了问题的课程才面临停课风险。

以复旦为例，除前述三十多门课程外，剩下的一百五十多门课仍存在因教师开课需要而设课的情况，也有一些课程在学生中评价不高。学校将重新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和学生评价，决定课程的去留。有的课程将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甚至被取消。任军锋表示，复旦这两年一直在对通识课的开设与取消严格把关。每年都会“有进有出”。

尽管学生评价重要，但有些看上去很赚学生吆喝的课，也不一定就不是“水课”。陆一举例，此前复旦有一门教学质量获奖、在学生老师中都颇为出名的通识课，第一轮测评中并没有被列入“高能课”。陆一和任课老师分析教学过程发现，这门课虽然老师的课堂教学讲得精彩，学生听得也投入，但下课之后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开展学习。参考书读过与否、师生间有无更进一步的讨论，都不确定。

针对这点，陆一称，评估团队为任课老师提供了一系列提升课程质量的方案。比如，为学生的后续学习做了一系列作业设计，并且更多利用助教协助研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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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老师的“良心债”

“水课”的板子不能全打在老师身上。

“在复旦，通识课想拿到A越来越不容易。”复旦一名大四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同等水平下，复旦学生的绩点往往不如其他学校学生高，等到毕业申请出国时会遇到问题。因此，入校时，学长学姐往往会告诉学弟学妹们，哪门通识课老师“水一点”，打分手松一些，一定要“抢”。

大学四年必须选足通识学分，同样是2学分，能选一门“水的”“好过的”，为什么要去选一门尽管有“含金量”但“不好过”的通识课来“自我折磨”？在大学生中，这样的心理已然具有普遍性。

从高校管理角度看，为了让学生修够通识课程学分，必须提供相应的多种课程选择。

如此一来，为了迎合学生对通识课程“水”的期待，老师也习惯了适当“放水”。不“放水”，下学期没人选课，影响的是老师的教学工作考核。

前述被停课的复旦老师没有再开新的通识课。他回忆，停课之前，学校教务处也曾找他沟通。“不会直接说课程质量，会说学生需求不大。”他一口答应了，觉得停了通识课虽然少了工作量，但专心专业领域，不会因为授课牵扯精力，也挺好。

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有类似想法的大学老师不在少数。

何况，在很多高校的老师教学工作考核中，通识课是被打折扣的。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雷生举例，在不少高校，专业课一堂45分钟，工作量是1；通识课一堂45分钟，工作量要乘以0.8的系数。而老师上一堂课只有几十元。如此比较，还是做科研项目、拿项目经费，更加名利双收。

高校对专业、通识课程的分配体系，导致让年轻教师承担通识课教学任务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水课的产生。

一名2018年进入大学任教的老师透露，一个学院里，专业课开设有定数，而老师各有专长，刚报到的年轻大学老师，三年内很难开设属于自己的一门专业课。“老人”占着专业课的位置，“年轻人”又不能闲着，通识课便落到他们肩上。

张雷生也曾有这样的经历。他刚入职时，接的是一些专业的专题选修课，一年后，学院一名老师因私出国不回来了，他才有机会拿到专业课。“一门专业课的新设审批，过程非常漫长。”张雷生说。

“高校不可能招一个年轻老师来只搞科研，这成本太高了。”前述年轻教师说，“所以教务处往往会分派通识课的教学任务，派到谁头上，不管你对这个领域懂不懂，都得上。”

还有的学校，是由专门的基础部老师承担通识课的教学任务。学校里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没什么专业水平的老师才被分到基础部上通识。

一名在高校长期从事教务工作的老师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相当一部分通识课程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例如有的学院，教授要完成给本科生上课的工作量，但学院本科生人数不足，就会选择开设一门公选课。他担心，近期教育部关于教授三年内不教本科生退出教师队伍的要求，有可能适得其反，让教授开设更多通识“水课”来凑工作量。

大势所趋下，复旦却希望逆流而上。任军锋说，复旦希望未来的通识课程能成为“专业课程的升级版”，因此正鼓励老师开设新的高质量通识课程，给予每门课程3万元经费支持，并在绩效考评方面予以更多倾斜，最高可能获得数十万元奖励，尤其鼓励老师定期开设小班讨论课，解决“沉默课堂”等教学实际问题。

但现实状况是，愿意开设通识课程的老师还是寥寥无几。

复旦一名不愿具名的教授解释，目前高校教授普遍承担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而重科研才能出成果评职称，是学术圈众所周知的事情。

“就算不功利，也不能完全拿情怀说事。一位老师开设一门通识课程，对其本身的专业研究和教学其实没有丝毫帮助。还一味说让最好的老师上通识课是不现实的。”这名教授说，“最后上好通识课，成了大学老师教书的‘良心债’。这‘债’让老师背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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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不重视”

停掉“水课”，是否能达到提升通识教育质量的效果？在多名通识“火课”的老师看来，明确一门课程的学习目的，老师和学生合力，才能有效避免通识课沦为“水课”。

国内高校的通识教育始于2005年前后。因当时缺少开设此类课程的经验，有不少课程是老师自荐或者院系推荐开设的，其中一些甚至“脱胎”于讲座课。但张雷生指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对某一学科的反思能力，而非对专业知识的了解。最初开出的一些课程往往是专业课程的“缩减版”，无法满足通识教育的需求。

多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学者表示，高校对通识课程的不重视，是“水课”泛滥的根本原因。

这种“不重视”是显而易见的。通识课的排课时间一般放在晚上，排课人数往往是数百人的大课……这对老师、学生的精力都是一个挑战。但也有不少老师认为，排课向通识课倾斜，对专业课来说也不公平。老师上课的时间精力本身非常有限。

从学生个人的长远发展来看，通识教育对一个学生的人文社科素养培养固然重要。不过专业能力才是一个学生升学、就业不可或缺的“敲门砖”。学生、学校的重视程度也自然更高一些。

让通识课变鸡肋更本质的原因是资源分配不公。贫愈贫，富愈富，是目前高校老师收入状态的真实写照。前述高校教务老师表示，高校的精品课程奖励补贴经费非常有限，“基本上专业课都给不过来，哪轮得上通识课呢！”他说，“老师们上通识课，往往是‘赔本赚吆喝’。”

但在外部，从教育部到一流大学，这两年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有所提高，也不断提出课程改革要求。最近这次，并非教育部第一次提出淘汰水课，水课也不仅是通识课，更指向了专业课。

早在2018年6月，教育部长陈宝生在成都举行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要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

2019年2月26日，在教育部发布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亦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正在部署全面整顿本科教育秩序，淘汰‘水课’，打造‘金课’。这是本科阶段课程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高校内涵式发展、提升质量必须要做到的改革。”

陆一分析，此次高校密集清理“水课”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最本质的原因就是要提高课程质量，清理考察对象也不只是通识课程，而是所有的课程，包括一些专业选修课。此外，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重视通识教育，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

“通识课到底达到什么样的教学目的？怎么考核？大多数高校的相关规定的建设比较欠缺和模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奇分析，在各个高校年度报告里，很少体现本科生培养计划和目标，这点无论是从专业课还是通识课来看，都是顶层设计的缺失。

目前，高校有两种类型的通识教育课程，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必修课，如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等。另一类为内容较广的公共选修课，学生只需选修几门学习即可。但在多数高校，对通识课的教学目的和课程总体设计目前仍无清晰的规划。

重整通识课，或许这才应该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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