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3期选载鱼禾《寄居之所》
“三八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本刊“非虚构”栏目推出“女性书写小辑”，以四篇风格、取材截然不同的作品，呈现女性书写的不同面向：身体与灵魂、生育与劳作、成长与衰老、情感与思辨……今日推荐的是鱼禾《寄居之所》。
鱼禾|女性书写小辑
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著有散文集《非常在》《私人传说》等。曾获《人民文学》《十月》《莽原》等刊奖项。现居郑州，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NO.1 选文
寄居之所（节选）
她坐在那里说话。声音很轻，以至于后面的人听不清楚。有人把话筒向她嘴边移近了一点。声音依然很轻。那是后退的、云淡风轻的声音，独白的口吻，仿佛她面对的不是人群，而是一片空地。
这是一场以诗歌为主题的读书会。她聊起自己诗歌的精神来源，聊到索德格朗、辛波斯卡、狄金森……也都是我喜爱的。女性对于生命的独特直觉在诗歌里曾经得到过怎样的表达，从她们便可窥见。这种吸纳与输出的力量是软性的、强韧的，正如水流，仿佛涣散，可以随物赋形，却能浸透许多事物。她描述那座创造力的金字塔。她曾经把文艺输出中最为理性的部分视为塔尖。当一种观念广被认可之后，理念便成为新构筑的塔基，进而，一个倒过来的金字塔出现了。这时候，塔尖是诗歌。这种困难度最高的表达形式，考验的不仅仅是语言，而是整全的人格，需要调动整体的生命经验。她说，正是这种高度和完成度，让她在人生最困难的时期重新选择了诗歌，而诗歌也成为拯救者。
人们开始发言。我细听他们说话，觉得他们并不怎么关心诗歌。他们更关心她这个人——他们和她的交道，她的才华，她的成就。这关心有点复杂，有点枝枝蔓蔓，跟她正在聊的话题不大切合。在座者有许多人跟她是旧相识。老友相见，能把任何话题变成叙旧，这很正常。有些人曾经写过诗歌，后来转向了别的文体。和其他行业一样，诗歌当然也可以被视为由从业者构成的行当。从业者会渐渐形成一个圈子。但似乎只有极少数在意诗歌，其他人对诗歌不以为意。对许多人而言，“写诗”仿佛是对某个行当的投靠。但诗歌属于极端的事物，需要极端的心肠，大冷或者大热。这是具有奇异禀赋的一小撮人的事，甚至——有时候我想——诗歌简直是非人间的事，只有天使或魔鬼才能操作。
她不怎么答问，只是自说自话。一个人没有辗转四顾的习惯，自然会保持这样的态度——你们关心你们的，我关心我的，我不需要你们附和我，我的注意力也不会被你们牵着走。
我跟她至多属于熟人，还算不上朋友。事实上，由于开始写作很晚，我跟圈中许多人都没有过深的交道。偶尔在饭局上听见些淅淅沥沥的掌故，关于张三，关于李四，因为没有直接经验做依据，颇觉难辨真伪。在影影绰绰的流言里，写诗的人多少有点不寻常，会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说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有时候陷在传闻所提供的场景里，我想象当时的细节，很难像别人一样笑出声来。我左想想右想想，会把我这个不写诗的人也想进去。事实上我也是不谨慎的人，容易受到流言攻击。我想，若是我，我也会的，会在那种情形中突然感到厌恶，会说出冰凌般的冷话。这本是寻常人情，不难理解。只是人们习惯于对某些行当抱持苛求。
常常是这样，一桩关于你的流言已经到处流传，你才在某个角落不经意间听到。流言并不面目可憎，它常常是以笑呵呵的方式传播的。在貌似并无恶意的嬉笑声里，一个“被谈论的人”会无端成为可笑之人。没有什么比“滑稽”更能瓦解诗意了。无论如何，诗歌之事总是庄重的；诗人，可以霸道，好色，神经质，但不能是个小丑——这是人们心中的定律。要摆脱种种歧义和框定，对人来说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她似乎一直能跟这些琐屑之事保持距离。仿佛她有一层隔离灰尘的隐身衣，这些人际摩擦造成的碎屑沾染不到她。
在举办读书会的园子里，女人们照例花枝招展，让人想到莺莺燕燕这样的描述。而她简单到底。一头不加修饰的短发，一袭暗红羊绒长外套，平底卡其色皮鞋。即便在室外，她说话音量也不高，极少大笑，双手笼在衣袋里慢悠悠走路，从不勾肩搭背。我就想，这是个不会跟任何人过从甚密的人。就人际交往的规律来看也缺乏这种可能。精神自足会让一个人意识到人和人保持间距的重要。或者可以说，间距不见得被明确意识到，但精神自足本身就具有拒斥力，它会在主客之间——在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外物之间，拉开一点距离。
这让我羡慕。也因此，我先看她怎么个“撤离”。眼前这本书辑录的诗歌全部写于去年。她坦承那是“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对她而言，那也正是知天命的年纪。诗行里的撤离仿佛是忍耐许久之后所下的一个决心，是破釜沉舟式的，毅然，彻底，绝无犹疑。漫长的排比犹如阅兵式上的队列行进，整齐、隆重、气势如虹。在这样的形式之中却又藏着肃杀，令人感受到某种一意孤行的壮烈。这种骨子里的坚决，慨当以慷的气概，也许正是汉语诗歌的美感所在。与生命的险峻所抗衡的转身，难免带有强烈的仪式感。所有目不斜视的孤绝的吟诵者，也许都是这样的。
尽管我对这易水歌般的决绝怀有仰慕，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对寻常人而言，从一切中撤离，并不是凭一次决意就可以实现。这束缚了我们也给予我们寄居之所的外壳——身体，以及维护这个寄居之所所必需的事物，如果不是由于阅读与写作，如果不是由于诗歌或诗意，那些具体事物所构成的小世界，或许就是我们全部的命运；如果不是由于我们心有旁骛，或许这外壳终将令我们俯首帖耳。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3期
选自《天涯》2018年第6期
No.2 写作观
论“寄居之所”
肉体是一堵墙。一首诗这样写，在肉体中仿佛在单身牢房。身体是我们全部人生的基础，是我们的寄居之所，也是我们终此一生都必须承担的重负。我们以为身体和灵魂是两码事，但事实上，它们只是一个东西的不同层面。体力不济不仅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表达风格，而且有可能让人更趋向自私，更容易投降。十年前，我会写出“我喜欢一切强烈的有速度感的东西，比如暴雨、辣椒、开到两百迈以上的汽车”之类的狂话，但是现在，我不再熬夜，不再爬山，不再大口喝烈酒，不再吃辛辣食物，我于是再也用不动那些绝对而暴烈的词语，我的行文速度慢下来，有时候简直慢到迟钝。我正在不自意中向这个逐渐衰退的外壳投降，遵从它的约束，听从它的暗示，不超越它的势力范围。
身不由己，正是人之为人的大被动。当我们面对世界时最终闭口不言，我们以为至少对自己是拥有主权的，不是吗？陷在人生的厚壳里，我们对自己的状态常常浑然不觉。我们只知道心中不满意，并不了解这不满意原因何在。直到某一天，我们在一种突然降临的测验中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连自己也不能左右。生为巧合，死则无常，出入都不由我们左右。人生的灼痛与悲哀，大约都是由于这贯彻始终的大被动吧。它貌似绝对，不由分说。
然而，有别于虫豸禽兽的自生自灭，生而为人，依然想要一个清楚明白。这个驱壳中被附加了灵魂，不就是对被动的抵制？要清楚明白，才能完整地体验、判断、选择，从而完整地为人。整全地理解人自身，或正是一切哲学与宗教的发端，也是为文的原动机？我对这个世界有无底的深情，也有不竭的怀疑。我放任自己纸上谈兵。我尝试每一条道路。我设问也回答，求证也讨论。我把这视为唯一可能的解放。这不一定“可以把一个东西变得更好”。但是也许，任何摆脱“一样”的努力，都是对画地为牢的避免，是对绝对被动的抵制，是对那个大漩涡的挣脱。
——摘自《没别的，就想问个清楚明白》
发表于《人民文学》微信公号
论散文创作
对于种种关于散文的判断，我虽然常常心怀抵触，却也不轻易辩驳，做个不知死活的反方。并不是由于正方辩手太多太强大，而是由于，这一类辩题本身往往存在概念式陷阱。一个显而易见的循环逻辑是，散文应当是平常的——因而散文是非专业的，至多是专业写作之外的“溢出”——因而散文是拒绝匠心也拒绝表达野心的。以如此这般的伪公理为论题，作为反方，无论从何处置喙，都是自投罗网。
在表达的意义上，散文与小说、诗歌的区别，仅仅在于凭借不同罢了。小说凭借虚构的故事，诗歌凭借思绪与意象，散文呢，按照传统的写法，它凭借实在的事物，但其实，散文的自由，在于突破这种具象和实在——散文可以凭借任何东西。如果我们承认写作意味着对人性的穷形尽相，意味着人对自身的种种晦暗性的警觉与理解，那么，无论这种追究凭借的是什么，都是成立的。如果小说更像一场充满悬念的战争剧，那么散文就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战争——不是布置、假设与推导，而是不折不扣的真相，充满了危险和未知。这种惊心动魄、生死未卜的现场感，正是我迷恋的。
在以表达客体为基准衡量作品共鸣度的逻辑视野中，散文的写实传统和永远的“我”视角，对作者而言意味着必然出现“力竭”；对作品而言，“我”表达的价值也时刻经受着怀疑，“私人性”几乎成了散文的先天缺陷；进而，可以成立的表达理想似乎不可能通过“以散文为业”来实现。
对于自我能量与对于散文可能性的双重怀疑，其实也一直侵蚀着我的决意。但在这种迟疑之中，我又十分确定：
形式上似为“私人传说”的散文，涉及的并不必然是“一己之私”。“我”并不在“众人”之外。我深信写作者的个人经验与他人经验的贯通，是在深度而不是广度上发生的。丹纳曾论及地理环境对人文风俗乃至对文艺作品的影响，他认为，文艺作品的价值等级，决定于它所触及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度。我们各自站在自己的地面上，但我们却有共同的“深处”——地心。沿着纵深线向地心掘进，我们必会在某个点相遇。在这个意义上，写“我”还是写“翠花”，写一个还是写一群，并无大小公私之分。
写作者的储备是活水而非死矿。尽管散文写作的能耗巨大，但是可汲取的营养无处不在。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因始自先秦不断发生的文体分化而失去理论支撑的文体犹如残障儿。自理系统不整全的孩子要求你给予更多，要求你以生命化入他的成长。但也恰恰因此，这孩子可能天赋异禀；而你，所领受的也不仅仅是消耗与负担——犹如磕长头的信徒在长路上耗去精力与年岁，在这个以我为薪的过程中，你对生命与世相的觉悟，必然也会更澄明、更彻底。
主体在场的题中之义，意味着作为散文作者，怎么活和怎么写，往往是二而一的事。因而，有人说散文不是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换句话说，散文不是反营造，而是散文作者的活本身，就是大营造。这种丝毫也做不得假的现场提问，与其说是考验，不如说是激发。我不视之为局限，而视之为确认。
——摘自鱼禾《在迟疑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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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评论
远取诸物，返观自身——鱼禾散文的内省性特质
文｜刘军
王冰最近著文谈及当下散文现代性意识的稀缺，视这一问题与文化积累的匮乏为当下散文的两大缺陷。文学领域内的现代性其实是个弹性颇大的取值空间，其下限为人类业已确立的基本价值准则，向上一格，则为对终极价值的叩问及终极关怀的建立。若以体裁类比，在现代性的自觉层面，散文可谓最为迟滞。当下，即便严肃的散文创作，也大多停留于叙事的酣畅、经验观照的准确、历史材料的再解读层面，过于注重确定性的要素，而对于超出经验的不确定性要素，却少有触及；及物的写作范式占据统治性地位，内省式的写作依然鲜见。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鱼禾的散文创作，也许是必要且重要的。
2012年，鱼禾系列读书随笔《非常在》出版。此前她曾相继出版了两本散文集《摧眉》与《相对》。鱼禾专心致志于写作很晚，大致是2010年前后吧，两部散文集汇聚了她的专栏文章，形制相对短小，宽度也尚未形成。而到了《非常在》，陡然转入才情勃发、个性十足的写作通道。《非常在》之后，鱼禾转入长散文写作，先后刊发于《人民文学》《十月》《散文选刊》《莽原》等刊物的作品，俱是数万字的篇幅。长散文的写作形态，考验的不仅是作家的叙事能力和结构能力，对于作家的经验储备和智识储备，也是一个近乎严苛的测量。如果说《非常在》凸显了更多思辨和形而上色彩的话，那么，鱼禾近年来的长散文写作，则转向了经验凝聚的领域。亲族叙事，成长经验，行读洞见，等等，繁多的经验再现与陡然抽离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之中，构成了篇章之间既各行其是、又差异互补的微妙布局。
鱼禾从不讳言散文“主体在场”所必然导致的“私人”样貌。她把自己即将出版的长散文集命名为“私人传说”。这份自信后面无疑有着颇深的用意，除了对于私人经验的特别尊重之外，必然还有对于私人经验书写之价值的独到理解：“作为写作者，关注并体察他人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这是理所应当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作家的在场，是一种什么姿态的在场；文学表达中的现实，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现实。我们的文学主张似乎有一种轻视智识的传统，沉甸甸的现实往往难以获得相称的反省……现实是整体的而非碎片的，是日常存在而非突发事件。作家在写作之先，就应当有那么一个刻度准确的、宽阔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的横轴，是不相分割、连续存在的生活本身；纵轴，是作家对世界、对人的基本观念和态度……从写作的角度看，现实只是被充分消化的个人经验，谈文学表达之‘道’，意味着必须首先澄清写作者对待现实与自我的基本态度。”
纵观鱼禾的长散文系列，进入文本的不同经验皆被纳入独特的心理观照系统之中，体验的浓烈后面，不同程度地具备了精神内省性的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文本的深层纹理所在。即使是叙事色彩鲜明的作品比如《失踪谱》(《莽原》2015年第1期)，也总会潜伏着一个基于自我心理过滤的、从属自我沉思的叙事视角。这部曾获得《莽原》年度文学奖的作品，讲述了家族史中六位失踪者的人生片段。人生故事的奇异性，情节的中断与空白，历史与现实经验的融入，这些因素本是小说的敏感点所在。鱼禾对于这些要素的处置，避开了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避开了因为往事苍茫所需的虚构性补充，而致力于情境关系的有效性建构。这一份沉郁凝练的失踪谱，也是父亲的临终讲述。身患重病的父亲，体力不支加上对亲人交代家族史的强烈念头，决定了去繁叶而留枝干的叙述形态；而故事的另一个讲述者——“我”，则是一个拾遗补缺的角色，既努力忠实于父亲的记忆，又以无限的体恤和悲切，揣测着父亲的留白所具有的可能和意义。
失踪者的故事横跨大半个世纪，从祖辈到父辈，再到吾辈。战争、灾荒、革命、冤案——这些因素是亲人失踪的缘由，也是全部的现实构成。一个家族的失踪谱系，兼容了中国现代史进程中战乱对底层民众的摧毁、宗法社会下的香火情结、狂热年代中被恐惧感紧紧束缚动弹不得的个体、女性生存难度的极限这些几为标本的时代与人性要素。被照亮的记忆图景一直压在父亲的生命深处，通过这一场临终讲述，它们的重量转移到作为后辈的“我”身上。
在现实关怀和历史深度层面，这部作品以一个个鲜明的节点，呈现了在历史烟云席卷中的个体微弱而诡异的命运行进图，堪称一部豫北人文背景下的《百年孤独》。所抵达的境地，如同文本中“二奶奶”在西屋房顶上的哭泣——这是一个女人最无奈、最凄凉的哭泣，也几乎是整个北中国的哭泣。这样的哭泣在当时可能无法穿过村庄，而时至今日，一定会如钢针一般刺入读者的内心。另一方面，家族记忆的延伸，在本质上就是自我来处的延伸。心里住下越来越多的人，自我的颜色方越来越趋于清晰。在讲述失踪者故事的同时，作家也不忘省察自我血脉的颜色，比如蒙古人一般的相貌和秉性，家族中的逃离基因，性格上的要强和自我担负性，这些旁逸斜出的细节丝丝缕缕嵌入文本，成为全文隐约可见的背景性底纹。
《父老》(《人民文学》2013年第2期)是鱼禾的另一篇重磅文本。作品同样有着双层结构，第一个层面凝聚了情感的深广、自我的担负以及对父亲一生的回望。作为女儿，丧父之痛如同血脉被陡然截断：“他留下的缺口深不见底。我还在这里，我在一豆烛火前给自己把脉……这是血的刻度：沉浮迟数，温凉寒暖，一切俱在其中。”为了支撑起情感的经脉，作家在素材处理上入乎其内且出乎其外，表现出娴熟而灵巧的闪转腾挪功夫。父亲病重的前后因果，这一层叙述兼容了投射性的现实关怀——包括家乡化工厂对河流、庄稼、村庄的侵蚀，医院作为机构视病人如机器；在最后光阴里，“我”和父亲倏然进入俗常所不曾有过的相互依赖的境地；父亲性格的立体性，包括父亲的痴迷和坦荡，承担和懒散，荣耀和遗憾——这些自外“入内”的因素，使文本凝聚而饱满。而放疗病区的病人群像，因同样的病症盛年亡故的舅舅，因父亲的病而不断被掀动的“我”的处境等等，则是自内而外，无限投射，使文本宽阔而郑重。
王国维先生曾言及，入乎其内，故有深情，出乎其外，故有高格。写父亲的优秀篇章中，我曾读过两位男性作者的散文，北岛的《父亲》和玄武的《父子多年》。或许是缘于性别的区分，他们的书写重心更多的放在理解层面，而鱼禾的《父老》，着力点则在于深情——情感人人可写，不同的是，鱼禾笔下的情感，隐忍如是：“是啊，如此这般，仿佛是不爱。只是若干年后，借助了岁月的剥蚀，父亲的心才有了形状……不曾有什么瓦解过我的坚强。只是到最后，因了他眼中的依赖，因了他求救般的手——因了这令人唏嘘的弱，我的铠甲才得解除。”文本的第二个层面隐秘地藏于另外的角落里，也藏于作家的另一篇散文《放疗病区》的末尾。临终的诀别，死亡的羽翼乍然落下，虚空如巨石般压覆过来，诵出的佛号，写于灵棚处的挽联，皆是某种心理的安慰。
在这里，死亡作为哲学问题涌现至目前，至笔下。打小开始习染的无神论观念难以逼视死亡的虚空。死亡来到眼前，她看到亡父的眼泪，才陡然意识到，生命的消失不单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重击，竟也是一道令人仓皇失措的思考题：“生命之内奥义重重。心里的畏惧何时来的，我不知道。那个被困在放疗病区的临终之人，他，生命行将衰竭，是否曾有那么一瞬间，比我更接近生死的真相，或者竟如人们所传，他看见死亡显形为一条通向光明的幽暗通道？是否有一瞬间，死亡的灵氛团绕，他大梦初醒，回顾这一世的混乱颠倒、辛苦经营，因而唏嘘涕零？”(《放疗病区》)
思和诗以同一方式面对同一问题(胡塞尔语)。经过沉思的外在遭遇、目之所见，进入作家的心理旅途。这种内在化的处理方式，构筑了内省性散文的基质，使之与思辨型叙述、故事型叙述区别开来，也触及到了现代性的核心要素——主体确立与自我意识。《乡愁，或另一种乌托邦》(《散文选刊》2015年第2期)与最近几年风行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主题似有重叠，实则匠心独具——许多论家认为散文不该有匠心，但鱼禾不以为然，她觉得散文不是不需要营造，而是需要作者身心直接参与的“大营造”。在江西作家江子笔下，在安徽作家江少宾的散文里，或者触及人事的凋零，或者触及田园将芜，祖屋坍塌的状况。而鱼禾笔下的乡愁，则同时指向故乡——淇河岸边的古老村庄，曾经就读的复旦校园，正寄寓其中的伊城(该是郑州吧，她用了代号)，汶川的震后废墟。
而乡愁也是多维度的，包括对亡父的悼念，对弟弟——可视为离开故乡进入伊城讨生活的年轻一族的人格代表——生活及人格状态的忧虑，对故乡孩子前路无望、俱被荒废的痛心，对自我经历重重人生逆流的省察……如此丰富的切面，使鱼禾言说的“乡愁”有了格外沉重、也格外痛切的分量。这一篇章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对故乡人心荒芜的准确勾勒上。努力挣钱而富足之后的玉表姐一再数叨：“晚上坐在那里数钱，数得心里那个空啊……钱有了，楼盖了，可两个孩子，都荒了。这么些年挣命，到底还是落了俗套。”而坐在表姐对面的她，却极力把悲哀藏在无感之下：“我早已陷落到某种不可救药的情绪之中了。这情绪犹如四方连续的花纹，平铺，无穷无尽，也大致等于没有。”
《吸引》(《十月》2015年第2期)写的是一次盐湖之行。与多为观看和介绍的旅游散文截然不同，鱼禾的西行记述，文本指向内在的自我。伊城向西，是亚洲大陆腹地的云朵、天空、大地，它们的色彩、形状，盐湖的滞重，德令哈夜色的悲凉，呈团块状进入作为在路上的“我”的内心，涤荡着属于尘世的俗念，于是这趟行走，便成为一次身心清空的过程：“我知道我认真对待过一切。我的双手郑重其事地捧起过，先是滚涌不绝的生活，后是疑问和经卷。但试过的道路都指向了悬崖，被败坏的时间也不曾提供教训。我们和自己其实是陌生的，对于身心之内的困难，既难诊断，更难处置……你只能一个人去远方。独自远行是更决绝的关闭，不是打开，更不是呼救。” 《驾驶的隐喻》是鱼禾近年来以成长经验与人性困局为主题的系列长散文代表性作品之一，2015年获“十月文学奖”，并被《散文·海外版》转载。借用“十月文学奖”的评价，这篇长散文“以汽车作为隐喻主体，探讨了驾驶主体和世界的关系，以及现代人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驾驶延展了人类的存在空间，也让人类服从于某种神秘的力量，试图挣脱而无又从挣脱”，可以说，从题材到处理方式，既有对散文创作诗性传统的优美继承，又有对散文言说界域和固有形式的果断突破，在当下散文创作实践中，可谓罕见。
现代性问题为当代中国文学进化之路上必然遭遇的问题。当然，鱼禾的散文不可能穷尽现代性的全部要素，但确凿无疑的是，她以独树一帜的创作实践，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努力。而就散文文体的推进层面，除了长度之外，兼容心理独白、人物与故事、诗性体验、隐喻手段所形成的跨度叙述，在增大散文的容量以及拓展散文的维度方面，亦确立了独特且相对成熟的表达模式。这种努力和成效，在《逃离》《悬空：我的梦中居所》《孤立》《地图》《高原反应》等散文中亦不断得到印证。生活在都市深处的鱼禾，对日常生活保持着一份既敏感怀疑、又疏离远视的态度，许多事情在她，仿佛无可无不可；独于写作一途，却能抱持信任与专注，为确认一种文体呈现人性与世界的可能，不惜踉跄试路。这使我想起艾略特的经典诗句：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那条通道 / 通过那扇不曾打开的门。
——选自《文艺报》官方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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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目录
聚焦│Focus
《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18年度作品揭晓
阎晶明 现实主义与现代性的融合
实力│Main Current
迟子建炖马靴（短篇小说）
选自《钟山》2019年第1期
罗伟章寂静史（中篇小说）
选自《钟山》2018年第6期
张 柠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短篇小说）
选自《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
薛 舒成人记（中篇小说）
选自《长江文艺》2019年第1期
班 宇猛禽（短篇小说）
选自《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
郭 爽拱猪（中篇小说）
选自《正午时踏进光焰》
锋锐│New Wave
房 伟 阳明山（短篇小说）
选自《红豆》2019年第2期
梁清散 济南的风筝（短篇小说）
选自《银河边缘 · 奇境》
李 诞在雪地犹豫（短篇小说）
选自《冷场》
非虚构│Non-fiction
女性书写小辑
叶浅韵生生之门
选自《十月》2018年第5期
鱼 禾寄居之所
选自《天涯》2018年第6期
草 白临渊记三题
选自《野草》2018年第2、3、6期
吕 途女工传记四则
选自《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读大家│Reading Classics
洪子诚死亡与重生？——当代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
选自《文艺研究》2019年第1期
对话│Dialogue
金 庸张 英侠是一种很崇高的道德（访谈）
选自《青年作家》2019年第2期
书架│Book Shelf
潘向黎 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外三篇）
选自《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
肖像│Portraits
王祥夫宽堂先生
选自《滇池》2019年第1期
艺见│On Arts
朱以撒书意六谭
选自《书意百谭》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3期
3月1日出刊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改版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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