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商界精英总会身陷囹圄

大部分国家的商业史都满含血泪。在我尝试着梳理日本商业历史的时候，这种感觉也尤为明显。大的历史变革推动了无数商界奇才的诞生，他们大都能审时度势，靠智慧获取财富。但也可能灵光一闪，消于无形。

在一个社会步入成熟之前，商业，就如同一个庞大的怪兽，他们有时候庞大威猛，但骨子里脆弱不堪，有可能一夜倾塌。政商联盟是一种神秘得难以言表的诅咒，这种关系就像一部精彩的商业大片：纠葛着财富、权力、欲望和野心。

世界丰富多彩，但此类故事大抵相同，人们总会慨叹：爬得高摔得狠。但耐心对比，又会发现，东西方身陷囹圄的商界大鳄，又各自不同。

▏光环迷人，实为巨骗

伯纳德麦道夫创造了史上金额最大的金融诈骗案但这远远无法形容他的所作所为。在他于2008年认罪之前，已经从信任他的投资者手里骗取了500亿美元的储蓄存款。他使用庞氏骗局为自己牟利达10年之久。

“庞氏骗局”这个名词源于查尔斯旁兹。他曾在20世纪早期使用过这套伎俩。简而言之，就是策划者宣称投资会得到超高回报，但是一直利用新投资者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此制造赚钱的假象来骗取更多的投资。

麦道夫并不是这种诈骗手段的发明者。但是他却将其发扬光大。

首先，他创造了利用这种手段诈骗获得金额的最高记录。

此外，他进行诈骗的时间也超过了大多数庞氏诈骗犯。由于这类诈骗需要策划人不断寻找更多投资者，难度很大。

所以很多诈骗者在很短时间内就自行暴露了。更让人震惊的是，麦道夫本人是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前董事会主席，在金融领域声名显赫，诸多光环一直萦绕着他。而查尔斯旁兹在开始进行诈骗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小贸易商。

▏心思缜密，一夜倾城

2012年6月14日，美国前德州金融大亨艾伦·斯坦福被休斯顿的联邦法院判处入狱110年。他一手操纵了巨额金融骗局，侵吞了来自100多国家的数千名投资者高达72亿美元，他使用自己在安提瓜的海外银行开具空头支票，欺骗这些投资者，并用骗取的钱财在加勒比地区维持奢华的生活。这位加勒比花花公子也由此完成了一段从暴富到赤贫的人生遭际。

斯坦福欺诈案与美国“史上第一巨骗”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董事会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异曲同工。二者头上均有迷人光环：斯坦福是《福布斯》上榜富翁；麦道夫是“理财天才”。二者身边均有名流帮衬：斯坦福被不少体育界和政界名流视为“财神”，麦道夫则通过名流口口相传吸引投资。二者手段如出一辙：以高回报为诱饵，行欺诈之实。 二者均在早期躲过监管之网，却败露于金融危机肆虐之际。

老陈说：虽然美国商界此种案例不少，但大都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欺骗行为，他们大抵与政界勾连不多，利用灰色地带赚取财富。而中国入狱的那些企业家故事更加让人唏嘘。他们在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里迅猛成长，也转眼凋零。

▏心中的哀牢山

褚时健是中国烟草业的传奇人物，他以十七年之功，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带到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烟厂的位置，累积创利税达800亿元以上，每年上缴税金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可是，到1996年却因贪获罪，据检察系统的侦察，褚时健贪污金额为700万元左右，在当年，这是一个极大的数额，按律难逃死罪。

事发之后，褚时健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随着案情侦查深入，其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之后，褚时健保外就医，隐居在哀牢山种橙子；再之后，他用电商的模式把褚橙卖到了全国各地。

耐人寻味的是，褚时健隐居的哀牢山成了诸多企业家心中的圣地。王石说：“每个中国企业家心中都有一个哀牢山”。

▏原始的罪恶

健力宝曾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饮料品牌，创始人李经纬白手起家，缔造了一个商业传奇，然而在2001年前后，李经纬与当地政府在健力宝的产权改革方案上沟通破局，他被硬生生地排挤出企业，后又因“涉嫌贪污犯罪”被“双规”并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财经作家吴晓波这样评价李经纬的故事。“从本质上看，李经纬案件是中国在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政商破裂的结果，这并非个案，如华晨的仰融、红塔山的褚时健、科龙的潘宁，都因为此种原因黯然离场。他们的悲剧都是时代的悲剧，最终却要个人承担沉重的责任。”

老陈说：1998年前后，正是中国改革风起云涌之际。联想、海尔、科隆这些显赫的公司都在进行艰难的产权改革。这个过程极为考验企业家的智慧。联想的柳传志纵横捭阖，他以怀柔、稳妥的方式实现了联想的产权改革。而李经纬，则因为冒进、自负、急躁而黯然退隐。那个时代，风云际会，有人弹冠相庆，有人扼腕叹息。同样是企业家，各自的生命历程，判若云泥。

▏黄光裕的诅咒

黄光裕一直被当做是中国改革之后原罪的代表。他的故事无需赘述，但今天看来依然发人深省。在1988年前后，吴敬琏和钱颖一把 “寻租”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引了进来，根据这一理论，吴敬琏等人认为，目前中国腐败蔓延的主要体制基础是：行政权力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会造成凭借权力取得“租金”即“非直接生产性利润”的众多机会。这种“权力货币化”或“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广泛的寻租环境，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

老陈说：如果我们往上追述会发现，大一统的中国体制内，“寻租”成为了一种诅咒。无论中国经济的体量多么庞大，身居其中的很多企业家虽然财富惊人，但都寝食难安。从吕不韦、白圭、陶朱公到晚清的晋商、徽商，乃至民国时期的孔宋家族……命运看似各自不同，但又都情节类似，此种味道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