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与杰作 | 傅高义：深入另一个世界

今年 7 月初，傅高义作为五位执笔人之一 起草的《中国不是敌人》联名信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 一个月后，这封信的签署人已超过 200 人。 直至今日， 他仍坚持每星期在哈佛 组织一次关于中国的系列讲座， 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摄影：Nigel Parry 撰文：拾七
编辑：谢如颖
编辑助理：初子靖

在波士顿剑桥街、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一面墙上，一位老教授面部微侧、正盯着你，他打着领结，右肩上方画着一丛水墨毛竹。这便是「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创造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剑桥中国史》编者、「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紧挨着的一张，则是一位神色随和、嘴巴自然微张的「中国老头」。这张在一株老树前拍下的「生活照」，也是挂在一起的十几张肖像照中最不起眼的一张。这就是费正清中心的第二任主任，在哈佛同时有着「日本先生」和「中国先生」之称的傅高义。
离中心不远，一座有 161 年历史的小楼，是傅高义的家。客厅里的一张中式桌几上摆着一盆中式盆栽，书桌上放着一本关于胡耀邦的书，凹痕感显示出他的日常翻阅。
数十年来，傅高义每天工作在地下。经由一个陡直的螺旋式楼梯，位于地下的书房仿佛一个微型「藏书楼」。几十个书架将空间隔开，四面八方的书包围着你。与多位中国领导人有关的书穿插其间，还有一位已很少听到的国家领导人的题字，靠在书架上。
89 岁的傅高义从这个小世界爬楼上来，双手扶着扶手，左脚每拾一级，右脚跟上一步。
「我每天的时间太少了。」他这样坦言。
很难想象一位已近鲐背之年的老人，记录隋唐以来中日交流史的新著 8 月刚刚面世，已开始动笔为又一位中国领导人立传。上一本——《邓小平时代》，他 70 岁动笔，80 岁完稿，历时10 年有余。
傅高义在美国中部一个小镇长大，但他却不安于在自己的「藏书楼」、哈佛的象牙塔中理解世界。而立之年后，他交游甚广。博士毕业后本欲以研究美国社会为志业，为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弗洛伦斯做研究助理，后者则对他说，你完全是一个乡下人，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
这激励了傅高义随后 60 年了解他方的努力。
1958 年，年轻的傅高义挈妇将雏奔赴战后的日本，先学了一年日语，而后一年的田野调查跟踪了六个日本「新中产」家庭，写出《日本新中产阶级》。
1987 年，受广东省政府之邀，他在广东待了七个月，广东100 多个县他去了 70 多个，还走访了全省十四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写下《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为了《邓小平时代》一书，他直接访谈了约 300 人。去年寒冬来到北京，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一谈就是六个小时。为此，他笑言要做许多「拉关系」的工作，但不少人日后成为他的朋友。广东省当年派给他做助手的年轻干部「小窦」，为日后《邓小平时代》的资料筛选提供了巨大帮助。
1961 年，傅高义初到费正清中心，曾跟随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学了一年中文，后因需专心研究不得不「荒废」。40 年后，为了给《邓小平时代》一书收集更广泛的第一手资料，70 岁的他重新学习中文。
或许是因为年龄增长，现在他的中文表达已不如几年前。
「能力不大，但努力很大。」他爱这样说。
傅高义并不满足于在学术上留下传世之作，也在不断介入现实。
1997 年，他克服哈佛校内质疑声，促成某位国家领导人访问哈佛。他曾和费正清一道为先前的哈佛同人基辛格出谋划策；致信刚刚当选总统的尼克松，建议跟中国进行接触，当然也有「私心」：作为中国研究者，「仅从外部研究一个社会不够」，希望未来可以去中国认识朋友；让中国的学生也来美国，互相学习。
今年 7 月初，他作为五位执笔人之一起草的《中国不是敌人》联名信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一个月后，这封信的签署人已超过 200 人。直至今日，他仍坚持每星期在哈佛组织一次关于中国的系列讲座，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两部著作分别在中日卖出逾百万册，傅高义笑言自己在两国都「出了风头」。几年前中日关系恶化，他把调解、改善中日关系视为己任。书写中日交流史的新书即将在日本和中国香港面世，他还在等待在中国内地的出版计划落定。
相比几年前，对公共事务的评论，他更谨慎了，也许是为了让中美日三国的人都能接受，也许是为保留他自认仍然拥有的说话的「特权」。
黄昏时分，我们的访问结束。他再度返回自己的「藏书楼」，沿着小巧得甚至有些狭窄的旋转楼梯往下走，几乎要侧过身来。
2019年8月 美国波士顿

邓小平的经历在全球领导人中都很少见

ESQ：在你关于中日 1500 年交往史的新书《China and Japan：Facing History》中，是否存在什么史实是大众了解、关注不多的？
傅高义：虽然两国的人员来往不算多，但是相互之间学习的东西非常多。追溯到唐代，日本基本的文化都是从中国来的，包括字、书法、佛教、儒学，还有建筑。
1894 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很多领导人，比如孙中山、周恩来、蒋介石，很多文学界人士，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都在日本念过书。蒋介石军队的很多主要领导也在日本学习过。所以从 1895 年到「二战」期间的 1937 年这个时期，非常多的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现代的事情。
1978 年 10 月，还没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已经前去访问了日本。那时一直到 1992 年，中国向日本学习的东西，包括科学技术、产业、管理。
我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帮助比美国还要多。日本企业界的不少人了解日本在「二战」期间做了很多坏事，对中国造成了很多伤害。他们觉得应该帮助中国，他们愿意。
ESQ：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你如何看待邓小平对这 70 年发展的影响？
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是很特殊的，有这么好背景的领导，全世界都非常少见。上世纪 20 年代他在法国待了两年，之后在苏联待了一年。后来参加革命，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 年到 1952 年他在西南领导地方，1952 年一直到 1966 年在中央工作。
他还有军队的经验，1937 年到解放战争时期是军队的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参与经济工作。1973 年到 1975 年周恩来患病，邓小平是与总理一起去跟外宾见面的，外交方面的积累也有。
所以各个方面的经验他都有。「文化大革命」里他受了批评，被下放到江西的工厂，他每天有时间可以考虑很多问题。所以 1978 年三中全会后他领导改革开放，是有很全面的准备的。
ESQ：作为一个学者，你在 1993 年到 1995 年曾经前往华盛顿工作，这对一个历史学家有没有帮助？当时为何前往？
傅高义：我的朋友约瑟夫·奈（Joseph Nye，「软实力」概念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当时要去华盛顿，克林顿政府让他做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任。他需要一个熟悉东亚的人陪他一起去，他了解我对中国、对日本有兴趣、有研究，所以让我一起去。在华盛顿，当时我可以更详细地了解美国政府，我的工作是把关于东亚的情况综合、做报告。为了写报告，我也有机会跟别的国家的代表谈话。当时日本的驻美大使，我跟他见过几次。中国大使馆当年有一个年轻人叫杨洁篪，我们常常见面、讨论，相互表达自己的看法，可以相互理解。
这也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了解中国政府怎么看一些问题。这是非常好的经验。

美国应该保护自身利益，但中国不是敌人

ESQ：你上个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联署文章《中国不是敌人》？
傅高义：对。
ESQ：当时出于何种考虑？
傅高义：你们可能也知道，特朗普当选以来，不仅是他一个人，还有民主党人，可以说整个华盛顿的气氛，对中国都不友好。我认为美国应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竞争应该竞争，但该合作的地方也非常多。所以我们五个人写了那封信发在《华盛顿邮报》上，现在参与署名的已经超过200 人了。

这封信我想也传到中国了，中国人也应该理解，现在有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有不小的意见，但他们并不代表整个美国，很多美国人还是希望跟中国合作。
ESQ：假设特朗普连任，你认为中美关系会继续恶化吗？
傅高义：他没有战略，也不了解情况，他的思想不稳定，他的经验是跟别的国家讨价还价。他的政府没有组织，乱七八糟的，也没有经验。他自己的说法也不时改变。全美国，没有一个问题人们的思想是统一的—差不多没有。
美国人现在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有担心。最近三四十年来，美国把黑人的地位提高了、对黑人等少数族裔人的做法越来越好了，大学也给黑人机会多一点。要是我是白人男性，我的孩子现在想上大学，机会却留给黑人、不给我的孩子，凭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趋势总的来说是好事，但是一些白人确实不满意自己的地位，所以反弹。
此外，很多美国人还是住在小地方，那些地方的经济没有搞好，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好。还有，富人和穷人的差距太大了。一个大公司，领导层跟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太大。这点日本比美国好，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很小。为什么这么多人支持特朗普，是因为美国的确有很多自己的问题。
我希望明年选举会选出新的总统。对中国有看法的人当然有很多，但是还是要合作。
ESQ：中日之间，你觉得未来会是怎样的发展轨迹？
傅高义：我认为明年中日关系会好一点。这两个国家「二战」前后的历史，人们不该忘掉，但是在复杂的世界里，应该合作。去年中国去日本的游客有 800 多万，大家可以看今天的日本是什么样子，多了解日本。
我想中美关系因为特朗普时代还有很多人批评中国，不会马上恢复到之前比较正常的关系。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慢慢地把留下来的问题进行讨论，关系也可以改善。


知识分子应该深入另一种文化
ESQ：如今在美国或是华盛顿，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怎样？
傅高义：这比较复杂。在华盛顿工作的人我想也看过书，也看过报纸。我们知识分子对他们先前看的书和报纸会有影响。但是对现在的政策问题，政府的很多专家是忙于应付了，他们见知识分子的机会不多。但是关于重要的问题，他们会邀请一些知识分子谈话，帮助他们了解情况。
奥巴马总统听了很多学者各种各样的看法。特朗普听的范围比较小，知识分子的看法听得不多，他听到的消息、观点不一定很广泛。
政府不一定听我们知识分子的，但我们自己的分析应该客观，学习各个方面的看法。表达看法，在报纸、在书里、通过演讲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当然也希望政府邀请我们到华盛顿谈我们的看法，但我想最基本的，还是了解情况。应该全面、正确地了解情况，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
ESQ：杰出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傅高义：知识分子应该多了解别的文化，应该很深地进入另一种文化。以前的人在自己的国家里看自己国家，我觉得那不够。应该了解不同的世界，也应该跟他人做朋友，了解不同的人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单单看很多书还不够，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并不都是一致的，多理解不同文化的朋友怎么看事情，考虑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历史，尝试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是最好的。可以相信某某事，但应该多考虑不同的视角，而不仅仅是一个角度。
ESQ：你觉得应该怎么平衡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傅高义:现在有的人做学问太狭隘。 我认为我的学生可以很深地研究一个事，但是它跟全世界别的事有什么关联，应该多多考虑。
ESQ：如果现在可以和任何一位历史人物共进晚餐，你会选择谁？
傅高义：李光耀。我跟他谈过几次。他的思想很开放，了解很多也考虑了很多。他了解美国、了解中国、了解历史、了解怎么领导一个国家。他分析的是世界的问题。我也在意那个人能不能直率地讲话，李光耀很直率。
ESQ：但你还是选择为胡耀邦写传记？
傅高义：我问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你喜欢谁。很多人说胡耀邦。胡耀邦的看法对一个国家是不是好事，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这么多人喜欢他，我想多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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