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红警频发 长久如何收场

12月7日，北京，民众戴口罩在雾霾天跳广场舞。

从公布PM2.5数据到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它提供了一种解决公共难题的路径——中国在各个方面，都需要类似的过程。

本月8日，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对于事件本身我们不想多说——有些手忙脚乱，这很正常；上次没发布这次发布了，这是进步。但在事件之外，它所包含的意义，很多人可能并没有充分认识到。

不妨从头说起，或许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最初，是美国领馆人员为了表明生活环境差，故购买设备测量并在网上公布使馆所处地区PM2.5数据，以此要求更多补贴。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数据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迅速扩散，经过了初期的抵制之后，最终被纳入了政府体系，至此，PM2.5正式走进中国人的视野。

从不知道PM2.5数据为何物，到全国各地每天即时公布空气污染指数，再到现在北京首次发布雾霾红色预警，天安门执勤武警带上口罩也不再被视为抹黑中国，这一过程，到底是什么在推动？污染的恶化当然是根本原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毕竟，曾经不乏比污染更严重的事情不为人知。

在现代社会，干净的空气、洁净的水，不再是自然之物，受到人类的生活生产的影响，只有政府才能协调这一庞大体系。所以，空气与水，是一种公共服务的产品，反映它们质量的数据，同样也是一种公共服务。因此，从公布污染指数到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其实是大众得到提升的知情权与言论权，在一步一步地去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做改变。这个过程生动地反映了民众权利与民众所能得到的公共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

现在再来说这次雾霾红色预警的意义。红色预警的应急措施包括：全市工业企业停限产、施工工地停工、机动车单双号行驶、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等。此外，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还首次启动了联动执法机制，截至10日12时，京津冀联动执法共出动执法人员9210人次，检查各类排污单位或点位5700家次，发现并查处环境污染问题或点位259起。在红色预警措施启动30个小时内，北京市停限产企业已经达到2100家，3500多个工地停止了室外施工。

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数据，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启动红色预警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正如媒体所分析的，上一轮重污染天气之所以没有启动红色预警，也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损失太大，而这次之所以启动，则让人联想到12月6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主持环保部应急应对工作会议时说的狠话：“对应急预案启动不及时、应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追究责任。”

那么问题就来了：此次启动雾霾红色预警之后，标准已经明确了，以后出现同样数据，不预警肯定说不过去；但按照目前的情况，未来空气质量并不可乐观，如果雾霾持续严重，以后岂不是要学校密集停课，企业密集停产？长此以往，不要说政府承受不住GDP的损失，普通老百姓恐怕也未必受得了。雾霾红色预警凸显的不仅仅是污染之重，同时，它也会真实反映避免污染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至此，对于启动雾霾红色预警的意义，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可能带来这样一种后果：不加强治理污染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有可能比放纵污染带来的收益还要大。请注意，这种经济损失不是发生在未来，它就发生在当下——我们知道污染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在于把损失推给未来，所谓“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而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又把未来的损失拉回了现在。红色预警既不能不发，又不能常发，那么，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一个了：必须把空气治理好。

因此，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在攻击中国的发展，“要保卫中国的工业”，这种说法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只有反映真实情况，并呈现其后果，才能做出符合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足够的政治动力。从公布PM2.5数据到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它提供了一种解决公共难题的路径——中国在各个方面，都需要类似的过程，而正是此次雾霾红色预警的深层次历史意义。

看天下334期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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