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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1972：没有天生的伟大，不同际遇背后存在同样的方法论
1972年的中国，元旦过后没多久就发了一件大事，功勋卓著的陈毅元帅1月6日因病去世。四天后，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主席当着上百位主动要求前来吊唁的老同志的面，向陈毅元帅的遗体鞠了三个躬，令在场者无不戚戚然动容。
这之后，文革的凄风厉雨逐渐收缓，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部分受迫害的老同志被放松监视，可以与家人见面了，其中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1972年8月毛主席给邓小平回信，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为他的复出埋下伏笔。即便再有四人帮的百般阻拦，依然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1972年还有两件事影响深远，1月氢弹试验成功，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的核大国地位。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则被一些人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开端。
现在回过头去看，1972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对于习近平而言，1972同样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在上山下乡的陕北延川梁家河村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才艰难地成为一名共青团员。这对于他而言意义巨大，1969年他刚到这里时还是个“黑帮子弟”，在梁家河乡亲的关怀和自己的努力下，政治成分后来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完成入团这一步则说明他已经在政治上实现了彻底地“去黑化”，成为一名正常的不受政治歧视的人。这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是无所谓的事情，对他而言则是通过多年努力拼搏才能获得的认可。
30年后他回忆起自己的入团经历时说，“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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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元月，刚到梁家河时他还只是个15岁的少年，话少沉稳是他给大多数人留下的印象。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他自己感受到的是“十分的孤单”。
刚去梁家河没多久，有一次知青们和邻村的队伍一起去县里开会，前面的人扛着红旗，队伍浩浩荡荡。他因和同村知青走岔道要去找自己村的队伍，被人群中的好事者看见，喊道“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很快起哄者越来越多。后来惊动了县委，派人下来调查时，好在梁家河淳朴的村民都保护他，夸奖他是个“好后生”，这件事才得以平息。
原本以为离开北京就可以离开政治迫害，没想到在陕北农村依然有不怀好意的眼睛盯着他，他的内心愈发感到迷惘和彷徨。
虽然上学时也学过简单的务农课，认识几件基本的农具，但对于真正实打实的庄稼活，他还是很陌生的。加上年龄最小，畏难情绪时不时涌上心头。因此开始时，别人去干活，他却很随意。
1969年的秋天他回北京探亲，却又遇到国庆节清理“倒流”人口，被关进了派出所，而且一关就是四五个月的时间。在派出所不是白吃白喝的，“倒流”人口都被拉去干重体力活，当年新铺设的海淀区的下水管道都是他们的功劳。
从派出所出来后，他又被送到太行山根据地，那里是他的姨姨、姨父把他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地方。姨父跟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做流窜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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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姨姨、姨夫的话，他回去以后，就按这个思路努力跟村民们打成一片。
他逐渐能跟上当地村民的干活节奏，同时也接纳融入了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村民们见他有所转变，对他也更加好起来，到他的窑洞窜门的人也多了起来。
他的屋子逐渐成了梁家河村的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他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村民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那些从未听说过的事。
这也激励着他不断加强读书学习。农活一样干，但每天回来都要秉烛夜读到深夜。从文学、历史到政治、军事，他的知青生涯中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这为他以后的学习和工作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他在村里逐渐有了威信，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也都找他商量。其中还包括当时的村支部书记，村支书说他，年轻人见多识广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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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的冬天，他们全家人利用春节的时间在北京相聚，在给周总理写信后获得回复，终于得知，他的父亲习仲勋依然健在，不久可以安排家人见面。此时他已有7年没有见过父亲。
尽管见面前他做了无数关于父亲现状的猜想，但是真见到时，他还是有些惊讶。当年健壮威严的父亲不见了，变成了一位苍老瘦削、两鬓斑白的老人。因为多年未见，父亲也已分不清他和弟弟远平谁是谁。
父亲的眼泪夺眶而出，而他和兄弟姐妹原本 “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的约定终究没能抵挡住汹涌而出的热泪。
感伤过后，言谈间他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父亲并未因为批斗迫害和牢狱之灾而衰老，记忆力依旧惊人，对于外面发生的事情了然于心，精神里依旧保持着一股绝不屈服萎靡，壮心不已的气概。
他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父亲慢慢谈起往事，他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一直准备着未来还有机会要继续工作。父亲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父亲在狱中先后背诵了《矛盾论》、《实践论》、 “老三篇”等，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
就这样，尽管蒙冤十载，父亲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健康的体魄。这给他带来的鼓舞和震撼远胜于刚见面时的那几缕白发。
“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父亲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这16个字也同样成为他后来树立崇高理想，脚踏实地努力奋斗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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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感召和鼓舞下，他决心从现有条件出发，在自己能够发挥的地方把工作尽全力做到最好。他下决心在农村干出一番天地，甚至主动放弃了1974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机会。他对同伴说“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招生随时可能终止，同伴劝他说以后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他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说到做到，从此他勇挑重担，吃苦干活抢在别人前面，而且越来越有激情，越来越卖力。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农民还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农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都靠人力一层层把土铺好，再用很沉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劳动保护措施，他也没有手套，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他能一直拼命干，再也不“撒尖儿”。
在辛苦拼搏中，他还逐渐培养了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后来回忆道，“现在有几个作家的作品中把知青写的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感到惨，但是当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的很充实。”
1974年入了党，被推选为村支书后，他不负众望，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店，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他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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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同住一孔窑洞的好友在回顾时将他的知青生涯分为三个阶段，1969年1月到1969年秋天，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1970年初到1972年，他的情绪和思想处于稳定向上、刻苦磨炼的时期，处事已然沉稳自信，也开朗了许多；他从北京看望父亲回来之后的1973年，他的思想明显变化已能被外人感知，在这一段，他勇挑重担，积极参加农村的生产，后来当选为梁家河村支书做出了一番了不起的成绩。
恰好在这三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事情推动他，更清楚地认清现实，并且迈向人生正确的选择。然而，自身的努力又是无可替代的，在政治高压下，在陌生贫瘠的环境中，他没有消沉，那些他使出浑身力气砸下的夯石，那些在昏暗的煤油灯前伏案读书的夜晚，都成了他后来人生路上的基石和财富。
后来，他回忆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
1982年，当他有了更好的机遇和发展环境后，他仍然选择放弃中央军委的职务，从基层开始干起，跟他上山下乡的经历也密不可分。他在那里了解到了中国最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状况，他有所作为树立了自信，于是他希望建立更扎实的从政基础和经验知识，这些都是他后来治理一省乃至一国的宝贵财富。
他用“拼搏”二字书写了自己的青春，没有天生的伟大，他选择每一步都脚踏实地地把自己的事业逐渐推向顶峰。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成为领袖的际遇，但是他在磨难中仍然顽强地建立起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用拼搏奋发改变现实的实际行动，足以成为每个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论。
延伸阅读：
看完他的7年知青历程，你就会明白，他对人民的承诺来源于他所经历过的现实！（11739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