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乐队：革命的浪漫年代，版权的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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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乐队的两名成员，本尼·安德森（左）和比约·乌尔法厄斯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 （CFP/图）

乌尔法厄斯是瑞典国宝级乐队阿巴乐队（ABBA）的主唱。这支乐队由曾经的两对夫妻组成，乐队名是他们四个人名字的首字母，他们是与“披头士”乐队齐名的欧美最知名的流行乐队之一。在阿巴乐队鼎盛的1970年代，他们的唱片成为瑞典仅次于沃尔沃汽车的第二大出口商品。

1982年，随着两对夫妻相继离婚，阿巴乐队解散。解散之后发行的合辑《阿巴金曲》，全球销量3000万张。

乌尔法厄斯坦言自己生存在版权黄金年代的幸运，没有互联网，没有非法下载。而现在的环境，对想以歌手为长期职业的人来说“太糟糕了”。

南方周末 ：阿巴乐队成名的197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有什么让你难忘的事？

乌尔法厄斯：当时冷战特别厉害，时时感觉到威胁。因为苏联离我们很近，邻国挪威又是北约国家，北约和苏联是冷战的两个对立方，我们正好在中间。瑞典不是北约的，也不是华约的，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国家。当时我们个人的心态就是，也许有一天苏联人会打过来，很容易就把瑞典占领了。我写过一首歌叫《访客》，是我们1981年出版的最后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那首歌就反映我们的这种心理。

那时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从书上看到，那是非常可怕的一段时期。西方有很多书籍报刊都报道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南方周末 ：1970年代，瑞典年轻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

乌尔法厄斯：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失去了光环，瑞典年轻人都把期盼的目光放到中国身上。我们也有类似红卫兵的学生运动，叫“红五月”，都特别激进，年轻人当中弥漫着革命浪漫主义气息，觉得革命是浪漫的事，想改变世界，改变社会。他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的阴暗，把它浪漫化了。

我一直是社会民主派，或者叫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自由派人士，追求个人自由，没有参与这些激进的活动，但对比我穷困的人，我也抱着同情和责任感。

南方周末 ：你什么时候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

乌尔法厄斯：很早就感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那时候报道不多，因为你要做出点成绩，光说是没用的。后来到中国来，我感触很多，跟我多年前从书上了解到的中国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一分子，我们把音乐剧介绍到中国来，翻译成中文，也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小小的参与方式。如今在西方，天天可以看到中国的报道。

南方周末 ：阿巴乐队的黄金年代，你们的作品大部分是像《跳舞皇后》这样的欢快的歌曲，是否因为瑞典是个高福利国家，你们都很幸福？

乌尔法厄斯：事实上，瑞典是自杀率很高的一个国家，这是无人能解的一个谜。每年黑夜特别长的国家肯定自杀率特别高。社会福利程度高，跟人的高兴、不高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只是想创作出最好的作品。每个星期，我们不停地弹钢琴弹吉他，创作歌曲。一般我们每年写12首歌。我们很幸运，这些歌曲受到大家的喜爱。我们的音乐一点也不反叛。我们的穿着常常极端夸张，不过那是为了吸引眼球，我们的音乐并不叛逆，父母小孩都可以接受。

南方周末 ：1980年代，朋克音乐和新浪潮音乐开始流行，阿巴乐队的歌常常受到一些音乐评论家的嘲笑，称你们是“不时髦的过气乐队”，你怎么看？

乌尔法厄斯：是的，我还记得一些评论家的名字，像是杰尼·罗森，但他后来又公开承认喜欢阿巴的音乐。1980年代初，我们的音乐不受重视了，这是事实；但在1980年代末，人们开始翻唱阿巴音乐，我们又出了一张新的专辑，收录了原来的老歌，叫做《阿巴金曲》，这张专辑在西方又开始火了起来，发行了3000万张。

南方周末 ：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假设重组阿巴乐队，与过去会有什么不同吗？

乌尔法厄斯：现在跟1970年代有太多的不同，有了网络，很难像以前那么做事。很复杂，版权问题、非法下载什么的。过去没有非法下载，人们都会花钱买专辑。那时本尼和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写歌，如果在今天，我们就无法专心写歌，恐怕得在创作之外的事情上花很多时间。现在音乐人就像在竞技场上，年轻乐队不再有那么长的寿命。生存在版权的黄金年代我们很幸运。我们有黑胶唱片专辑，然后又出版磁带，后来有了CD又推出CD专辑——我们都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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