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那儿 看到了更大世界的微光
花儿街参考 ·出品
作者 | 林默
1918年冬，黎明还是蓝色的，一个年轻北大哲学讲师在院门口，遇上了正准备出门的父亲。
儿子不是从三里屯回来的，爹也不是要出门买早点的，他要去拜访一位朋友。这位光绪年间的举人，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刚刚在报纸上读了一段关于欧战的国际新闻。
临走前，父亲问了儿子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
或许是乐观，或许只是惯常应对父母的对话体，年轻的讲师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能好就好啊！”父亲点点头，离家而去。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只是早起一段摸不着边际的鸡汤对话，他来不及多想，作为当下重要的KOL，他正有大事要忙，每一天，他都在校园里跟人论争东西方文化。
1918年的北大风云激荡，众多后来被视为时代坐标的人们纷纷交汇于此，为各自的思想、学术和政见，张目和摇旗呐喊。面对彼时西洋新思想新文化的澎湃潮流，这位曾出家未果的年轻人却在北大的教坛上一力擎起大旗，号称自己就是专门来“替释迦、孔子发挥”。
年轻人没有想到，三天之后一个消息传来，他的父亲在离家不远的积水潭投湖自尽了。此时，距离其六十大寿只剩下四天。
他在留下的万言遗书里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1959年，北大之外，运动一波衔着一波。
湮没在喧嚣中，燕园经济系资料室里，有个青年学者，正埋头收集整理图书资料。
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他毕业之后留了校，又发觉自己口才不佳不适合讲课，他想做经济学科研。
春风刚刚吹到了他的脸上，还没等到马蹄疾，几位对其影响较大的老师们都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他也被扔到了资料室里开始了漫长的冷板凳生涯。
失意之后，年轻人倒是渐渐寻摸到了被流放到资料室的趣味。毕竟，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哪儿也没能比这儿有更多的国外经济学原著和经济学期刊了。他一头扎进了书堆里，还主动干起了翻译的活儿。
除了学术上的冷板凳，他还得时不时接受身体上的劳动改造。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快学会了挥舞锄头开山修渠和深翻土地，也亲身体会到了这个国家无数农民在土地上挣扎生活的艰辛无奈。
他还是个业余诗人。当“赶英超美”、“大炼钢铁”的狂热口号震天响，无数人热血激昂的时候，他在日记本上用一首七绝白描下了自己在河北农村的所见：
高炉余火映红霞，农舍停炊社即家，岂止城中遭苦雨，溪头荠菜不开花。
3
1968年冬天，一个正在上海养病的年轻人突然收到了“十二道金牌”，勒令他即刻返回北京参加学习班，原因在他看来十分荒唐：偷听敌台。
他觉得非常委屈。他什么时候偷听过，他都是光明正大地听。
他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毕业后留在北大当助教，然后开始投入全付精力研究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编辑系统。
这份工作需要查阅大量的国外文献，虽然资料上的每个英文单词都认识，单词也都认得他，但是阅读速度低的，像一场参禅。
年轻人琢磨着，可以通过练英语听力来锻炼反应能力，他先是收听短波中北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后来觉得不过瘾，就干脆开始坚持每天花半小时收听BBC。他毫不避讳地听了好几年，偶尔听到有意思的国外新闻，还会讲给大伙儿听。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那场政治浩劫里，这都成了他被反复折腾的麻烦之源。写检查，交代问题，学习班虽然就在北大，但只有周六才让回家。
就像几十年后，每当周日的夕阳落下，这个城市的人们，就会陷入明天又要上班的绝望一样。彼时，每当周日傍晚，年轻人一听到学校广播站的开始曲响起，情绪就会瞬间跌至谷底。
北京的冬天很冷，风很大，但他依然常常站在院子里，抬起头，望着高高的柿子树上几个孤零零的柿子在风中瑟瑟抖动，问自己：“这辈子难道就这样了吗？”
4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那个世家子弟官二代叫梁漱溟，那位写诗的青年学者是厉以宁，热衷收听英文广播的上海小年轻是王选。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这个沉重的问题随着父亲的沉湖，咚地落在了梁漱溟的心里。父亲在绝望中结束，临走前，他依然想听儿子说，能够为这个国家找到一条出路。
在北大，梁漱溟也听到了很多人给出的答案，胡适们大声主张应该将传统的中国连根拔去，全盘西化。但他却希望探索一条东方文化在新世界的翻身之道。
论战到后来，他想明白了，东方文化到底还行不行，不是大家在讲坛上、在报纸文章上吵出来的，而是要在现实中特别是乡村生活中去践行。1924年，他最终辞去了北大教职，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开始社会改造实验。
大跃进真的能让中国赶英超美吗？
厉以宁的疑问埋在心底。北大资料室里的那一堆书和期刊，给了他掌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的机会，一个全新的世界慢慢显露。
1980年，当政治运动终于过去，厉以宁站了出来，这个依然口才不算上佳的人，成了为股份制改革发声的第一人。
王选当然没有困在小院里看一辈子柿子树，吃一辈子的冻柿子。那些个在北大”收听敌台“的日子，已经为他推开了通往更大世界的一扇窗。
几年后当他开始研制精密照排系统，很快通过大量翻看文献了解了国外的前沿技术方向，从而弯道超车了同行们。
时代的风口上，王选成为了那个被吹起的人，也由此开启了千年汉字印刷在现代社会的进化之路。
那些没有被绝望遮挡住的黎明，没有被时代的口号带走的诗歌韵律，没有被柿子树遮挡住的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在那个时代，都曾经近乎被湮没在斯时的时代背景中，却点亮了通往更大世界的微光。
在没有看到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你以为你的选择只有A和B。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之后，会发现A和B只是无数选择中的一种。
后来的微光是什么呢？也许是一个看似不务学业的BB机。
前几天的北大校庆典礼上，王选的遗孀陈堃銶，亦是当年攻关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核心人员，作为校友代表到场致辞，陈堃銶致辞后，站在她的身边接过话筒的那位校友说，“80年代末期，学校开始倡导学以致用，倡导市场导向，我也开始关注中关村大街那些带着BB机的人，也开始知道了电子邮件可以瞬间把信息传到大洋彼岸，知道了有互联网。这些都是我后来留学和创业的理想起点。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些也是北大120年来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涵和精神魅力”。这位校友，是李彦宏。
从北大走出的第一代创业型科学家王选，曾为了获得先进的芯片和存储器，曾想尽办法突破美国对华的禁运封锁。十多年后，当李彦宏赴美留学，打算申请计算机图形学的助理研究生，面试的教授最后问了他一个问题：Do you have computers in China?
这位教授的意思不是“你在中国有电脑吗”，而是，“你们中国有电脑吗?”
然而，此间的少年当时并没有像热血日剧里演得那样，鼓起勇气大声告诉对方，自己将来会建一个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要让每一个人都很方便的想找到什么就能找到什么，要买很多很多的电脑用来干这件事……他只是漠然地说了一个字“有”，然后默默离开了教授的办公室。
二十多年后，这位北大走出的新一代创业型科学家，把人工智能实验室直接安在了硅谷。
一座学府的传承，是无论是否曾在那里相聚过的人，都可以秉承着同样的精神信念，走上了共鸣的轨迹。这里，是马寅初写下“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七十多年后，重伤的山鹰社再度出发的北大；是梁漱溟、厉以宁、王选和李彦宏的北大，却更是台下那些听众的北大。这座学府的可贵之处，是无论多大多小的声音，都可以在这里发出声音；是无论汇集了怎样的强光万丈，却掩映不住那星星点点的时代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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