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那儿 看到了更大世界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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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林默


1


1918年冬,黎明还是蓝色的,一个年轻北大哲学讲师在院门口,遇上了正准备出门的父亲。

儿子不是从三里屯回来的,爹也不是要出门买早点的,他要去拜访一位朋友。这位光绪年间的举人,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刚刚在报纸上读了一段关于欧战的国际新闻。

临走前,父亲问了儿子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

或许是乐观,或许只是惯常应对父母的对话体,年轻的讲师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能好就好啊!”父亲点点头,离家而去。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只是早起一段摸不着边际的鸡汤对话,他来不及多想,作为当下重要的KOL,他正有大事要忙,每一天,他都在校园里跟人论争东西方文化。

1918年的北大风云激荡,众多后来被视为时代坐标的人们纷纷交汇于此,为各自的思想、学术和政见,张目和摇旗呐喊。面对彼时西洋新思想新文化的澎湃潮流,这位曾出家未果的年轻人却在北大的教坛上一力擎起大旗,号称自己就是专门来“替释迦、孔子发挥”。

年轻人没有想到,三天之后一个消息传来,他的父亲在离家不远的积水潭投湖自尽了。此时,距离其六十大寿只剩下四天。

他在留下的万言遗书里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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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59年,北大之外,运动一波衔着一波。

湮没在喧嚣中,燕园经济系资料室里,有个青年学者,正埋头收集整理图书资料。

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他毕业之后留了校,又发觉自己口才不佳不适合讲课,他想做经济学科研。

春风刚刚吹到了他的脸上,还没等到马蹄疾,几位对其影响较大的老师们都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他也被扔到了资料室里开始了漫长的冷板凳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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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之后,年轻人倒是渐渐寻摸到了被流放到资料室的趣味。毕竟,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哪儿也没能比这儿有更多的国外经济学原著和经济学期刊了。他一头扎进了书堆里,还主动干起了翻译的活儿。

除了学术上的冷板凳,他还得时不时接受身体上的劳动改造。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快学会了挥舞锄头开山修渠和深翻土地,也亲身体会到了这个国家无数农民在土地上挣扎生活的艰辛无奈。

他还是个业余诗人。当“赶英超美”、“大炼钢铁”的狂热口号震天响,无数人热血激昂的时候,他在日记本上用一首七绝白描下了自己在河北农村的所见:


高炉余火映红霞,农舍停炊社即家,岂止城中遭苦雨,溪头荠菜不开花。


3


1968年冬天,一个正在上海养病的年轻人突然收到了“十二道金牌”,勒令他即刻返回北京参加学习班,原因在他看来十分荒唐:偷听敌台。

他觉得非常委屈。他什么时候偷听过,他都是光明正大地听。

他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毕业后留在北大当助教,然后开始投入全付精力研究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编辑系统。

这份工作需要查阅大量的国外文献,虽然资料上的每个英文单词都认识,单词也都认得他,但是阅读速度低的,像一场参禅。


年轻人琢磨着,可以通过练英语听力来锻炼反应能力,他先是收听短波中北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后来觉得不过瘾,就干脆开始坚持每天花半小时收听BBC。他毫不避讳地听了好几年,偶尔听到有意思的国外新闻,还会讲给大伙儿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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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那场政治浩劫里,这都成了他被反复折腾的麻烦之源。写检查,交代问题,学习班虽然就在北大,但只有周六才让回家。

就像几十年后,每当周日的夕阳落下,这个城市的人们,就会陷入明天又要上班的绝望一样。彼时,每当周日傍晚,年轻人一听到学校广播站的开始曲响起,情绪就会瞬间跌至谷底。

北京的冬天很冷,风很大,但他依然常常站在院子里,抬起头,望着高高的柿子树上几个孤零零的柿子在风中瑟瑟抖动,问自己:“这辈子难道就这样了吗?”


4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那个世家子弟官二代叫梁漱溟,那位写诗的青年学者是厉以宁,热衷收听英文广播的上海小年轻是王选。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这个沉重的问题随着父亲的沉湖,咚地落在了梁漱溟的心里。父亲在绝望中结束,临走前,他依然想听儿子说,能够为这个国家找到一条出路。

在北大,梁漱溟也听到了很多人给出的答案,胡适们大声主张应该将传统的中国连根拔去,全盘西化。但他却希望探索一条东方文化在新世界的翻身之道。

论战到后来,他想明白了,东方文化到底还行不行,不是大家在讲坛上、在报纸文章上吵出来的,而是要在现实中特别是乡村生活中去践行。1924年,他最终辞去了北大教职,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开始社会改造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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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真的能让中国赶英超美吗?


厉以宁的疑问埋在心底。北大资料室里的那一堆书和期刊,给了他掌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的机会,一个全新的世界慢慢显露。

1980年,当政治运动终于过去,厉以宁站了出来,这个依然口才不算上佳的人,成了为股份制改革发声的第一人。

王选当然没有困在小院里看一辈子柿子树,吃一辈子的冻柿子。那些个在北大”收听敌台“的日子,已经为他推开了通往更大世界的一扇窗。

几年后当他开始研制精密照排系统,很快通过大量翻看文献了解了国外的前沿技术方向,从而弯道超车了同行们。

时代的风口上,王选成为了那个被吹起的人,也由此开启了千年汉字印刷在现代社会的进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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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没有被绝望遮挡住的黎明,没有被时代的口号带走的诗歌韵律,没有被柿子树遮挡住的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在那个时代,都曾经近乎被湮没在斯时的时代背景中,却点亮了通往更大世界的微光。

在没有看到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你以为你的选择只有A和B。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之后,会发现A和B只是无数选择中的一种。


后来的微光是什么呢?也许是一个看似不务学业的BB机。


前几天的北大校庆典礼上,王选的遗孀陈堃銶,亦是当年攻关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核心人员,作为校友代表到场致辞,陈堃銶致辞后,站在她的身边接过话筒的那位校友说,“80年代末期,学校开始倡导学以致用,倡导市场导向,我也开始关注中关村大街那些带着BB机的人,也开始知道了电子邮件可以瞬间把信息传到大洋彼岸,知道了有互联网。这些都是我后来留学和创业的理想起点。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些也是北大120年来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涵和精神魅力”。这位校友,是李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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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走出的第一代创业型科学家王选,曾为了获得先进的芯片和存储器,曾想尽办法突破美国对华的禁运封锁。十多年后,当李彦宏赴美留学,打算申请计算机图形学的助理研究生,面试的教授最后问了他一个问题:Do you have computers in China?


这位教授的意思不是“你在中国有电脑吗”,而是,“你们中国有电脑吗?”


然而,此间的少年当时并没有像热血日剧里演得那样,鼓起勇气大声告诉对方,自己将来会建一个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要让每一个人都很方便的想找到什么就能找到什么,要买很多很多的电脑用来干这件事……他只是漠然地说了一个字“有”,然后默默离开了教授的办公室。


二十多年后,这位北大走出的新一代创业型科学家,把人工智能实验室直接安在了硅谷。


一座学府的传承,是无论是否曾在那里相聚过的人,都可以秉承着同样的精神信念,走上了共鸣的轨迹。这里,是马寅初写下“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七十多年后,重伤的山鹰社再度出发的北大;是梁漱溟、厉以宁、王选和李彦宏的北大,却更是台下那些听众的北大。这座学府的可贵之处,是无论多大多小的声音,都可以在这里发出声音;是无论汇集了怎样的强光万丈,却掩映不住那星星点点的时代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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