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40万亿，没有一个想还的？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19日在北京参加某论坛时，详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深层问题，谈及地方政府债务时称，中国的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但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想还债的，甚至许多地方连息都还不起。言论引发外界热议。

贺铿在当天的“2018中国企业信用发展论坛”演讲中称，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还是比较严峻，至于“今年是不是比去年要更好一点？”，他都不敢这么说。

“我认为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很大，L型的发展趋势，这个L底是不是真正到了也不敢下结论，即使是到了，这个底的时间也不是一年两年就完了，我们必须在“三个转变”方面下功夫，在速度上追求高速度现在的可能性不大。”贺铿说。

经济风险主要还是金融风险

第一：经济杠杆率太高，例如我们的货币发得太多，放水太多。2017年末M2是167.68万亿，是GDP的25％，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高。

第二：企业债务率太高。依据标普的估计，中国企业的债务率是14万亿美元，央企2015年有关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央企资产负债率91.8％，应该说基本上资不抵债。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74.5％，民企54％。

“世界上经济学家统一的认识企业债务超过50％就很危险，我们都超过了，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和民企。所以说我们提出来的“僵尸企业”是大问题。”

第三：地方债。贺援引国外的机构估计，中国的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应该是合理的，但是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想还债的。政府信用比企业信用还差。

“现在要让他还债，他说我工资都发不出来，财政困难得很，怎么办？所以现在欠的这些债不说还本，还息许多地方都还不起。”

以下为演讲实录：

贺铿：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下午好！我想借这个机会讲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第二，当前的经济形势分析。第三，怎么解决，展望是什么。

第一，关于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大家都知道，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这个矛盾究竟我们怎么来认识？

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首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民的收入差距非常不平衡，很大。

有关资料显示，城乡居民的收入由改革开放前的1：1.92，也就是说农村是1，城市是1.92这么一个收入差距，扩大到1：3.1，扩大了很多。

另外根据调查资料来看，1％的富人占有25％的社会财富，而25％的最低收入者只占了1％的社会财富。这个数字在很多国家比较都是很惊人的。

再用基尼系数衡量，我们的基尼系数比美国、比俄国、比印度还要大，因此我们的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公平性比美国、比印度、比俄国更不公平。

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么大，应该说是我们的社会当前还不很和谐，不很稳定的根本原因。

我们在新时代必须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的方向都会受到质疑。

因为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同时他在南巡讲话当中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在讲话当中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差距只能缩小。”这是从一个方面来看发展是不平衡的，因为收入不平衡。

（二）经济发展的水平各个地方也不平衡。

我们区分一下东、中、西部，东部是13个省市（包括东北三省），中部是6个省，西部是12个省市区，这三个东、中、西部GDP的贡献，东部是3，中部是1，西部是1。

也就是说60％的GDP是由东部13个省创造出来的，中部只提供20％，西部13个省市区也只有20％，经济水平差异是明显的。

三个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很明显，东部居民的平均收入是西部居民的1.67倍，是中部居民的1.53倍。这个差距很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作为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

（三）发展不平衡。优质社会资源的分配很不平衡。

我们只说几个主要的，比方说2015年底，我们公布的高速公路通路里程已经超过了13万公里，这13万公里，中部和西部加起来只有45723公里，也就是说65％的高速公路建在东部，西部那样广袤的地方只有35％的高速公路。

再从优质的高等学校来看，985的高校全国是39所，东部26所，中部6所，西部7所，也就是说67％的优质的高校都分布在东部。再从好的医院来看，2017年3月公布了100所最优秀的医院，最好的医院。

东部64所，中部19所，西部17所，也就是说64％的好医院都在东部。第四个从贫困县来看，农业部也在这儿，应该是很清楚的，全国665个贫困县，东部占了66个，中部151个，西部448个，西部13个省占贫困县占了70％。这是发展不平衡，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好办。

发展不充分，当然，这是相对的，同志们头脑要清醒，不要以为GDP世界第二我们就飘飘然，我觉得前一段有些同志是飘飘然的，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还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还是发展中的国家，这个位置没有改变，十九大讲进入新时代也强调了这个东西没有改变。

我们不充分的方面表现在好几个方面，主要的首先是经济总量虽然是第二，平均水平很低，人均GDP在18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86位，人均收入水平排在92位，联合国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或者叫富裕指数排在104位。

所以说我们只能是中等偏上一点的水平。

虽然我们的GDP是第二，还有一个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类似的指标叫GNP（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别是什么呢？

一个是国土原则，只要这个厂办在中国之内就都是中国的GDP，如果中国境内是外国人办的场，那不是中国的，中国人在外国办的厂是中国的，按这个计算出来就是GNP。

GNP排在全世界第四，第一是美国，第二是联合王国，第三是日本，我们是第四。这些指标都要具体地来分析才能冷静地看我们国家发展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

第二个方面综合国力不强，做大国有企业是很容易的，现在有113家是所谓500强，占22.6％。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排名就是100家最具品牌影响力的企业，这个大家很少宣传，我们的媒体也不大注意，这100家最具品牌影响力的企业只能排进去两家，一家是华为，排在86位、88位这个地方，再一家是联想排在最后一位。这么大一个国家有品牌影响力的企业只能排进去这么两家，可以看到我们真实的实力，怎么来思考。

我们是农业大国，应该说农业我们应该可以跟人家去比一比，仔细一分析，没办法比。

我们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力，拿奶牛来讲，内蒙的奶牛的年产奶量只有美国的1/3，你怎么跟人家竞争？

我们的北京的鸭子被英国人引去产生了樱桃谷鸭，占世界鸭肉市场的70％，占中国鸭肉市场的90％。我们现在吃北京烤鸭应该自己的鸭肉，但现在是樱桃谷鸭。

去年公布了世界科技排名我们排在第二十位。

再细看前20位有哪些，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韩国和新加坡排在我们之前，可惜我们的科技水平要实实在在地来看，生产当中许多核心技术没有掌握，所以才提出要由中国产品变成中国品牌，由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由中国速度变成中国质量，没有这些改变，那么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发达国家去论高低的。

所以从发展不充分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我们的企业家们应该在如何赶超世界的水平上下力气。

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主要矛盾。第二，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

当前的经济形势应该说还是比较严峻的，今年是不是比去年要更好一点？

我不敢这么说，我认为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很大，L型的发展趋势，这个L底是不是真正到了也不敢下结论，即使是到了，这个底的时间也不是一年两年就完了，我们必须在“三个转变”方面下功夫，在速度上追求高速度现在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世界的经济创造应该说总体上是向好的，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现在的情况都比较正常、比较好，新兴国家有一些国家前几年的困难也基本上走出来了，比方说巴西、俄国。

中国这个情况要出现大的经济下滑的可能性我认为是不大的，但是要走出当前经济下行的困境还要经过努力。

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我说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经济当中究竟有什么风险。第二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哪里，第三，我们的经济下行原因是什么。

前两个问题有许多专家做了深入的分析，但是第三个问题，我们很少重视。

经济的风险中央也明确主要的风险是金融风险，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杠杆率太高，例如我们的货币发得太多，放水太多。2017年末M2是167.68万亿，是GDP的25％，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高。

第二是企业债务率太高，依据标普的估计，中国企业的债务率是14万亿美元，比美国13.1万亿美元还高0.9万亿。而美国的GDP比我们高，我们的GDP只有美国的65％，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看，央企2015年有关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央企资产负债率91.8％，应该说基本上资不抵债。

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74.5％，民企54％，世界上经济学家统一的认识企业债务超过50％就很危险，我们都超过了，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起来民企。所以说我们提出来的“僵尸企业”是大问题。

第三是地方债虽然不是很高，跟有的国家比较，但是信用差，我们这里讲信用主要是讲企业，地方债务的信用需要讲政府信用怎么样，我们的政府信用也是很差的，比企业可能更差，国外的机构估计，我们的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这应该是合理的，不高，但是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想还债的，现在要让他还债，他说我工资都与不出来，财政困难得很，怎么办？所以现在欠的这些债不说还本，还息许多地方都还不起。

第四个是进秩序很乱，影子银行、表外资金、互联网金融可以说是野蛮生长，隐藏的风险很大，还有资产泡沫，房地产的问题我不详细讲了，这个泡沫也是明显的。

另外就是外汇的风险去年、今年都比较突出，主要是美国的加息和减税的这些政策，它的外溢影响明显，我们有可能出现外汇进一步出逃，也有可能出现人民币进一步贬值，这些问题，尤其是外汇出逃对于我们的经济是会有明显影响的。

因此这些问题不重视，不把防风险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我们的经济就会出现大的问题。现在中央很重视，我相信大的问题不会出现。

第二个是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我们现在不够，过去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是靠三架马车（消费、投资、进出口），现在消费增长乏力，统计指标只有一个能反映消费的问题，就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过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增长的情况每个月都公布，大概是14％-15％，现在我们这个指标增长10％左右徘徊。也就是说比过去低了四五个百分点，消费是乏力的。

第二，投资现在也不好办，两难，投资分两类，一类是生产性的投资，那是扩大再生产的，扩大了很多，现在产能过剩了，所以这个也不好再盲目地扩大。

另外一些基建投资，当然你可以更多地去搞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等等市政建设，但是这又遇到了金融风险的问题，杠杆率不可以再高了，再高的话就不好办了，所以说投资也遇到了障碍。出口，现在贸易摩擦大家都知道，不需要我讲。

剩下来的，中央提出来是要靠消费和创新，这当然对，消费怎么办？它决定于居民的收入，收入不是一下就能提到很高的，所以需要慢功夫。

创新当然是很好，但是创新也是慢功夫，不是今天说创新，什么都一下就新了。

所以这两个提得很对，但是不会很快，这是当前经济要想快速增长，动力不够。怎么解决这个动力问题是值得大家共同讨论、努力的问题。

第三，分析一下经济下行的原因。

经济下行的原因应该说我们重视得不够，要宏观调控，要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病在哪里要找出来。不能老是过去的办法，加大投资，再就是地方办法就是招商引资，不能老是这个办法。再就是搞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那都不行，病不在这个地方。

这个病在哪儿呢？第一是GDP分配的比例关系严重扭曲，GDP怎么分配？

一部分是最终消费，一部分是资本形成，是有客观比例的，全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平均计算，最终消费是65％，我们在改革开放一直到2000年，我们的最终消费率大概都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62.9％左右。

实现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每年这个比例降低1.4个百分点，降到2010年，最终消费率降到了4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9.5个百分点，那你内需从何而来，所以我们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把最终消费率逐渐提高到合理的范围，65％左右，那你内需就起不来。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要重视这个问题。

第二是我前面说的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很差，根据经济学的原则，收入分配越平均，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大，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小。

现在看起来是增加了3％、4％的居民收入，但是它增加的不是最需要收入的人最想消费的人增加得不多，有钱的人再增加也不会增加消费，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经济健康增长的问题首先要解决GDP的分配结构问题，同时要解决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这是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

最后，办法和展望。

解决上述的问题，治好这个病根，第一是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好几年，我们重视了没有？抓住了要害没有？我觉得没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要把生产要素能够让它合理流动、科学组合，最终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

生产要素一般是指资本、劳动、技术、企业家，前面说发展不平衡，这些东西怎么引导到需要发展的地方去？生产要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采取的措施的重要方面，怎么科学组合？

劳动用多少？资本用多少？科技应该怎么样加强？才能够使我获得效益，你应该有政策的保证在这方面改革，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呢？

就是说要素增长如果是10％，才能保证增长15％，那个5％就是全要素增长率。

那么这个全要素增长率是哪儿来的呢？科技，所以中央强调要创新，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所以说我们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个办法就是继续降税、减费，让大多数的企业家生产成本降低一些，只要大多数的企业能要活下来，不愁将来没有税收，税基就会扩大，所以这个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强调，怎么给企业降税，怎么降费，现在费也很多，美国特朗普降税一下子就降掉50％了，幅度之大我们是想不到的。

第三个就是改革开放，关键是要改革，国有企业这种体制怎么改？分配收入制度怎么改？财税体制怎么改？这都是大问题。改革的目的就要使得我们前面说的病根能够治好。

展望。

如果我们坚持上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开放的措施。

按照中央的基本指导思想去做好工作，我认为中国还有可能出现新的跨越式增长。

所谓跨越式增长就是别人达到目的可能要十年，我们只要一年两年，因为先进的生产力需要经过十年的创新发明等等，才能出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可以引进来为我所用，只要能把引进来、消化了，我们的生产力就会在短时期之内提高。

一定会出现新经济时代，大家为这个新经济概念也开了很多会，我觉得我们没有把新经济这个概念搞清楚，所谓新经济这个概念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上个世纪90年代，克林顿那个时代由于新的技术，就是数字机床的应用提高了生产率。再加上里根的供给侧改革，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失业率低、增长率高，财政由赤字转为盈余，通货膨胀率比较合理，这样的时代经济学家把它叫作新经济时代，“一高三低”这个时代。

这个条件应该是下面几个条件，第一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工具明显进步，我们的生产工具核心技术没有掌握。引进来了没有消化、没有吸收，现在反而受制于人，我们的芯片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第二是代表现代管理制度的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核心问题是企业怎么样选择企业的高管。

这个机制要形成，这个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质所在。现在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官僚体制，我们的民营企业基本上是家族体制，这是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的，必须真正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第三是代表政府改革成果的营商环境明显改善，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是不大好的，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要改善营商环境，这是提得非常切合实际的，我们必须在营商环境上下功夫，让我们的企业家有大胆宏图的优良的环境。

只要这些问题达到这么一个要求，我们再出现8％左右的高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出现这样的高速增长，出现新经济时代，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走向强盛、真正的强大，我相信这个时代会很快到来，我们共同为这个时代的到来去努力，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家。

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