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圈的熟人性侵：嘴上说的不要，不是撒娇

站出来，是第一步

2018年的第一天开始，北航毕业生罗茜茜的实名举报让性骚扰问题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自公益圈雷闯性侵案后，这个话题又在近日得到持续发酵。7月25日，一封名为《章文，请停止你的侵害！！！！》的匿名举报信自微信平台流出，举报者描述了自己遭到媒体人、学者章文的性侵犯。

随着这篇举报信的扩散，《新周刊》副主编蒋方舟以及记者易小荷均在自己的朋友圈中表示自己也曾受到过章文性骚扰。这些言论以截图的形式迅速流传到网络上——由于以蒋方舟为代表的知名公众人物的介入，令这起性骚扰事件在很短时间内收到了大量关注。

当日晚上8点，章文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发出了对此事的公开回应。其中内容主要为：与举报者发生性关系是“出于双方情愿”；举报者“换过好几个男朋友”；举报者的曝光行为是一次双方激烈争执后的结果；“媒体圈、公知圈，一聚会基本上都喝酒，男女都喝，喝酒之后就是合影，会做搂、亲、抱等亲密状。”不断加作家宋石男的微信，是因为自己遭受其多次在朋友圈中的辱骂。

为此，ELLEMEN Digital第一时间联系了作家宋石男，获得了他“被卷入”这起事件的始末，以及他对性骚扰问题的一些看法。

—

宋石男：千万别沉默

（以下自述部分由ELLEMEN与宋石男的对话整理而成）

我大概是6月初听说了这件事情的。原本这件事情只在我们的小圈子里传播。由受害女生的导师（这位导师也是我多年的朋友）出面，向相关者打声招呼，他们没有想要大范围传播。我是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相继向我的律师朋友和一个在媒体圈多年的资深调查记者朋友求证，他们均向我表示确有其事。

我当时认为这件事情太令人作呕了，于是在朋友圈发言斥责章文。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章文的朋友圈好友请求。他之前应该是有打过我的电话，但是我一般陌生电话是从来不接的，所以可能漏过了他的来电。他没有找到我，就开始以微信朋友申请的形式向我发送消息，指责我污蔑他、辱骂他，但是我均没有回复、也没有通过他的好友申请。章文就开始扬言说请了律师要告我。

这件事情后来被当事女孩知道了。她十分愤怒，没有想到她的老师、朋友在这件事情中都受到了牵连，这才鼓起了要公开举报章文的勇气。但她一开始也是有些犹豫，我们通过她的导师互相加了微信之后（加好友的时间就在这两天，我这里还有截图），我也向她发去了鼓励的话。最后在7月25日那天，她将自己的遭遇发布了出来。

然后蒋方舟、易小荷她们也很快站出来实名举报章文。这点是让人很佩服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她们完全是可以不趟这次浑水的，但现在她们勇敢地站出来了，这就给了更多人勇气。我了解到，举报者手中有相对完整的证据链，并且受害者绝不止她一个。因此，只要有这些勇敢的女性站出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出来指认他，越来越多的人会被卷进来，真相就会越辩越明。

在中国，由于我们有圈子文化的存在，熟人性侵的概率非常高。我这里说的熟人，至少是一方对于另一方来说，是有权威或名声光环的。这种光环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不对等关系。

圈子效应背后对应的是什么？是资源、名声、权力，这其中强势的一方拥有足够的能力做一些具有欺骗性的、混淆视听的行为，从而导致他的不恰当行为得以被掩盖；受害者更因为处在利益链的下层而被剥夺了发声权。一旦沉默，与事发时间相隔越久，真相就越不容易被挖掘。越多受害者站出来，与人们观念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

—

处罚性侵犯为什么如此难？

即使是在美国，轰轰烈烈的#me too运动也并不是一朝一夕间凭空爆发的。早在2006年，社区活动人士Tarana Burke在网络上使用了me too这一短语来呼吁人们重视受到性侵的有色人种和底层女性。2017年10月好莱坞演员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对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指控，十一年后，人们才开始真正将“性侵”这个词提到日常讨论的中来。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me too运动轰轰烈烈的背后，是美国社会正愈演愈烈的平权热潮。

2018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黄盈盈与学者潘绥铭在《文化纵横》上发表文章。其中的调研指出，中国人所认为的性骚扰，主要发生在平等关系和陌生人之间，很少有人承认（或者认为）强势人物（比如老板、校长或者其他不对等关系中的人）的某些作为也等同于性骚扰。也就是说，相比起一开始就在为弱势群体呼吁性别平等权利的#me too运动，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并不构成性骚扰。

ELLEMEN Digital曾经对话过专注于两性平权的广州性教育中心创办者韦婷婷。她曾与今年3月发布了历时半年多做的6529份高校性骚扰调查问卷结果，接受调查的人中有7成学生均有过受到性骚扰的经历。

韦婷婷在采访中表示，让学生们保持沉默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与高校的官僚体系相关——学生的毕业、考研、就业都与自己师长的关系息息相关；另外就是性的污名化，越是被侵犯得严重的女生，就越难以站出来再次表述自己曾经的遭遇。

“但最困难的一点还是，由于性教育或者是施暴者的权利光环，让性侵犯这件事情本身变得难以被界定。”韦婷婷说：“在法律方面，与性骚扰相关的一条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提到了性骚扰一项。但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性骚扰，以及如何评判。况且中国女性还是会被从小教育要温顺、柔和，有关于性的事情不要说。而男性则会经常接触到一些性相关的影视、书籍等，往往会传达出——女性嘴上说不要，但其实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错误信息。”

对性骚扰的难以界定还被放到了不同国家的求爱文化中被广泛讨论。正如法国知名女演员Catherine Deneuve在《解放报》上发表声明质疑#me too运动——在一个以调情为乐趣的国度里，性骚扰的界定在什么地方？粗暴地将一切暧昧举止归为性骚扰，是对女性权利的真正认可吗？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在每一次有性侵犯受害者通过社交网站站出来指控加害者时，总会收到这样一些质疑：“为什么你当时不站出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怎么才能知道这不是一起受害者为博得自己利益的钓鱼事件？”更有另外一种观点表示：“男女之情属于私德，不应该被拿来放在公德范畴内被讨论。”

—

站出来，

可以提高性侵犯者的作恶成本

对此，宋石男无不有点气愤地表示：“我们定义的私德是不侵犯他人利益的私人行为。而性侵明显已经影响到了第二人、甚至多方人的利益。早就已经上升到了公德的问题上。”

自今年1月开始的一系列中国性骚扰举报案件，让宋石男感受到了有关性骚扰的话题正在网络上“比此前更自由地流动”。

事实上，自2016年起，有关高校性骚扰、职场性骚扰的调查就一直在进行。2016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康宸玮发布《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对2007~2016年间已确认发生在校内的60起性骚扰事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2017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阿廖沙”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自己曾遭大学班主任的父亲性侵。而2018年始的罗茜茜又为更多受害者树立了标杆。

“只有更多人站出来了，这件事情才能更多地作为公共议题被更多人讨论，增加那些性骚扰者的犯罪成本。”宋石男说：“同时我也想提醒所有人，在评论这些勇敢站出来的女性（或男性）时，换位思考。千万别犯‘直男癌’。”

采访、撰文：JIAC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