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个亡国之君都很“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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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史·哀宗本纪》载：

己丑，大元兵堕西城，上谓侍臣曰：“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耳。”又曰：“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絷，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戊申，夜，上集百官，传位于东面元帅承麟，承麟固让。诏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大军入，与城中军巷战，城中军不能御。帝自缢于幽兰轩。

按理说，末代之君，大都昏庸无能，或奢靡残暴，置万民于不顾。但完颜守绪明显不在此列。

完颜守绪被蒙宋联军围困在蔡州城，自知不得幸免，死前做了妥善的安排，也将自己一生所为向臣子作了陈述。

他自谓一生对万民没有太大的过错，所实施的政策也基本是对的。但国之将倾，非一代一人过错，也非一人之力所能挽救。

最终，在城破后兑现自己的诺言，上吊自杀，以君王死社稷的方式，保留了作为帝王的气节。

《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载：

观夫甲申之岁，灵武、大同相继沦陷，李建泰疏请南迁。帝召示群臣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嗟乎！以勤俭爱民之主，十七年宵旰忧劳，无终无救于危亡。卒至以万乘之君，毕命于三尺之组，其事可哀，而其志弥烈矣！

1944年是明思宗朱由检去世300周年。为纪念崇祯皇帝“君王死社稷”的壮烈，一些历史学者立了这块碑。

碑文中后世用客观理性的眼光对崇祯皇帝做出中肯评价，令人钦佩且印象深刻。

“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以及“其事可哀，而其志弥烈矣！”便是对崇祯帝的最好写照及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