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元酸奶被偷喝，花4000元验DNA找嫌疑人，值当吗？| 今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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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阳 洋洋得义

台北警方虽然做了DNA检验，但私下对这种“滥用警力资源”，并“全民买单”的做法，实际上是有怨言的。然而，很多网友对此不满，力挺事主坚持查出谁是盗窃者的做法。

正义虽然是有成本的，但因为有成本问题就不去执行正义，人们情感上是无法接受的。贯彻正义，需要在承认有成本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兼顾民意。这是有办法做到的。

台北市私立文化大学某周姓女学生，因不满自己的酸奶遭室友偷喝却无人承认，气得上警局告偷窃，还要求以DNA采验揪贼。为了这瓶59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3元）的酸奶，警察花了1万8千元（约合4000元人民币）做DNA检验，终于找到了真凶。但此事也引发了热议，花这么大力气去办这种“小案”，到底值当不值当？

警方抱怨这种案件不符合“比例原则”，但很多网友认为女孩坚持查出谁是盗窃者的做法无可厚非

这起“偷喝酸奶案”，可以说是所有案件中“最小”的一种。如果非要破案，基于酸奶瓶上的生物信息，总是能够识别出偷喝者的。本案的麻烦之处在于，这个酸奶瓶因冰过有水痕，无法采得清楚指纹，只能验DNA来查案。于是，在事主的要求之下，台北警方根据“去氧核醣核酸采样条例”，通知5名室友到警局接受DNA采集，连空瓶在内共计采集6个样品送验。而验一次DNA需要的种种流程，耗费至少3千新台币，警方采验6个DNA样本就花了约1万8新台币（约合4000元人民币），该笔费用由已编列的警方鉴识预算支出。

对此，据台湾媒体报道，警方私下是有怨言的，认为这不符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即所谓“不拿大炮打蚊子”，是许多国家和地区行政法上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要求警察办案要适度。换句话说，“偷喝酸奶”这样的案子，不应投入过多的警察资源来办理。而由于这笔鉴定费要从警察预算处，相当于“全民买单”，有警察认为这有滥用鉴识资源之嫌。

警方这么看是有历史原因的。前台湾警察大学教授叶毓兰指出，曾有民众因便当放在机车上被拿走而报案，要警方调阅监视器，出动大批人力，警察也照做了。她认为这次的案子也类似，根本就是滥用警力。她建议应比照其他地方的做法，“除了民事案件不涉入，应设定相当价值与侵害程度，若民众坚持采样检验提告，相关费用应由民众自行负担。”

由于台湾媒体基本就是转述了警方的看法，还特意强调“全民买单”，言下之意是周姓事主坚持验DNA做得不对。这引起了很多台湾网友的不满，很多人表示，支持事主的做法，理由有很多：比如有人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偷窃者今天可以偷喝饮料，明天还可以偷别的，把这样的人及时抓到，很有必要；有人认为“正义不应当有价格”，警察不该挑案子来办；有人则引用古语“勿以恶小而为之”，认为偷喝酸奶虽事小，但只有防微才能杜渐，警察把偷喝者抓到是为了她好，所以有价值；有人则认为，既然偷喝者不肯承认做错事，那就应该让小偷来全额鉴别费用——这个想法得到了大部分网友的好评。

正义是有成本的，但这与人们心目中的警察形象有偏差

正义应当有价格吗？这个问题或许不好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正义一定是有成本的。

5年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事情——武汉发生一起命案，一女大学生返校途中意外身亡。为了侦破案件，当地警方要求附近四所学校数千名男性师生提供血液样本检验DNA。这个检验费用多达几十万，而且非常劳师动众。

2013年，武大珞珈学院以及周边院校的师生们因破案需要接受采血

如果说是命案，大案，这么做也就罢了，人们予以理解。但一些相对小的案子，也有这么做的。还是2013年，山东滨州学院5000多名本科男生全部被采血验DNA，为的是揪出学生宿舍里的小偷。尽管背景是盗窃案发生了30多起，有一定的严重性。但还是有很多人质疑这种做法，认为要侦破失窃案，就让5千名学生和50万办案经费遭受池鱼之殃，办案手法实在有些过于粗放。但是，不这么做，或许就真的抓不着小偷。

台湾知名法律经济学家熊秉元曾专门撰文谈“正义的成本”。他指出，如果汽车失窃的破案率，定在百分之百，那么，一般扒窃的破案率也该是百分之百。伤害杀人的破案率，更要是百分之百，不用说，掳人勒赎、银行抢劫等重大刑案，也非达百分之百不可。无论大小案件，破案率都要求百分之百。“有哪一个司法体系，能负荷这种重担呢？”另一位台湾法律学家萨孟武曾有这么个说法，“如果有人偷了1块钱，那么即使要花费10块钱，也要把小偷抓住！”熊秉元质疑说，“如果花的不是10块，而是100块、1000块、10000块呢？”

“偷喝酸奶案”，正是陷入到这么一个极端的情形。

事实上，那些不极端的情形，我们的身边比比皆是。最简单的，普通盗窃，刑事立案有金额标准，通常要够2000元、3000元才会立案。如果不到立案标准，那就是一般的治安案件，警察处理的积极性就得打个问号了。有不少学者指出，对于一些小额侵财案件，由于数额低、发案多，“基层公安机关往往存在不立案、不侦办的情况，对此类案件的侦破缺乏主动性。”

另外，如果一个盗窃案的案值达到了立案标准，千万别以为这就说明这几千块的案值能够“覆盖”办案成本，其实有可能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这些案件会优先立案，是因为警力资源有限不得不按一定的方式进行筛选。

毫无疑问，对于这样的情况，老百姓们是有怨言的。毕竟，在人们的心里，成本不应该是法律所关注的东西，之所以要贯彻法律，目的是要治理和预防违法和犯罪。去年，为了节省4亿英镑的预算，英国伦敦市区警方做了个决定，表示不再调查小偷小摸等低等级犯罪案——这个做法当即炸了锅，你要省钱私下出工不出力也就罢了，公开宣言不办理这些案件，岂不是长犯罪分子气焰，置老百姓于险地吗？

英国媒体整理的伦敦警察评估是否会调查案件的流程图

在人们的认识中，警察需要做的，就是全力缉凶而已。那些树立警察形象的案件，也与案值无关。比如抢劫，抢的哪怕是5块钱，警察也应该全力出动，因为抢劫往往可能伴随人身伤害，这次抢劫犯可能抢的少，但下次可能做出重大伤害；比如入室盗窃，哪怕没偷到几个钱，警察也应该介入，因为“入室”行为本身就会给整个社区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另外，警察在办案时，往往是无法预先估算事后所耗费的司法资源的——如果警察路上遇到了逃跑的小偷，哪怕小偷只偷了1块钱，但警察是不知道的，他需要做的就是抓小偷，通知同事一起抓小偷，抓到为止。

贯彻正义，需要在承认有成本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兼顾民意

回到“偷喝酸奶案”，具体怎么看待呢？这个案子特殊在，从警察的角度出发，这是付出过高“正义的成本”的典型，而“不计成本”的理由，冷静来看其实相当薄弱——这不是入室盗窃，不是有人下毒，仅仅是某一个室友偷喝了一瓶价值有限的酸奶，其社会危害性是很有限的。而且，其耗费的司法资源是可以清晰计算的，评估的结果就是“13元VS4000元”。至于说防止偷喝者继续作恶，或者说是要起到教化作用，几乎任何小额侵财案件都有这样的意义，难道全部都要让警察来管吗？甚至可以说，期待法律的惩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也是有些天真的——作案者再怎么说也只是偷喝了一瓶酸奶，能怎么罚？

很多人提到，应该让偷喝酸奶者承担检验DNA的费用。的确，对一些耗时久或者经济案件，美国可能会要求犯罪者支付调查费用。但“偷喝酸奶案”明显不合适，真要这么做了，就是典型的“罚不当罪”，“罪刑不相适”。而且，公诉案件本来就应该由国民的税金来承担办案成本，因为成本问题就让作案者承担，是说不通的。

那么，难道应该如警方所说，周姓事主就不该报案，或者说，不该坚持验DNA来找到作案者吗？这个结论恐怕实在是不能服众。这给人的感觉就是，正义就是有高低价格之分的，人们并不希望法律和正义是这个样子。

其实，即便在承认“正义有成本”的前提下，民意还是有办法得到兼顾的。这需要执法者尽量地发挥灵活性，最大限度地去响应民意。

比如说多发的小额侵财案件，百分百侦破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警察并不一定要把案值作为硬性标准。比如说，有群众报案手机被偷了，也许只是一款很便宜的手机，但如果根据举报者的说法，盗窃者穿着特征明显，具有较高的辨认度，那就应该及时进行即时调查活动，如果抓住窃贼并公示出来，就可以很大程度安稳民心。这方面也有反面例子，某派出所辖区曾经接报过多起作案手法类似、发案地点相同的手机盗窃案件，但并未采取有效侦查措施，结果是导致不少群众对公安机关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另外，执法者还可以根据作案者的态度，来决定采取怎样的措施 。比如，台湾某沈姓男子被控进入超商内顺手牵羊一瓶价值8元的“养乐多”饮料，按理说不至于被起诉。但他辩称忘了结帐，检方不采信他的说词，依窃盗罪将他起诉。检方指出，沈某偷的是价值不到10元的东西，实务上是可以做出缓起诉，或是以“微罪不举”方式给予职权不起诉，主因是他拒绝认错，才会起诉他。没错，如果违法者态度不好，不肯承认错误，那么即使是很小的违法，那么对其惩处并予以公示，也是能彰显出法律和正义的价值的。

根据以上思路再来看“偷喝酸奶案”，当地执法者或许就能采取更加妥当的应对了——根据事主叙述，警察大可确定嫌疑人就在5个室友之中，那么在验DNA之前，警察应该劝说嫌疑人主动自首，并告知，如果没有人自首，警察将“不计代价”找出嫌疑人，而检方也会配合予以起诉。这样做的话，相信民众也会更加认可这种“正义的成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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