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和他的助手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你喜欢哪吒吗?
我喜欢。
不过,所有影视剧和小说传奇里的哪吒,我只喜欢1979年动画片《哪吒闹海》里的那个小哪吒。
拔剑自刎还骨肉于父亲,是这个小哪吒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因为这一点,我才喜欢。
1979年版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导演是严定宪、王树忱、徐景达。
哪吒杀恶龙,是做了正义的事,引来了龙王的报复和责问,这是霸权逻辑。
父亲李靖给龙王跪下,是臣服霸权;龙王要李靖杀哪吒,是让他行使父权。
因为骨肉之情,李靖又有些不忍。
这种夹缝的为难,是典型的中国式家长难题。
哪吒的自杀,不是谢罪,不是自我惩罚,不是爱父亲,也不是简单的自我牺牲,而是自主选择的担当与反抗。
他说: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这是独立和重生的宣言——我不要父权的束缚。没有束缚,就没有负担,我要自由地为民除害。
喜欢小哪吒,当然不是鼓吹他的自杀。哪吒是神话,死后能重生,这里说的是精神。
在现实生活里,也有哪吒的困境和李靖的困境。
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背后也有不同的原因。
今晚的故事,太爷爷调查的就是一起自杀事件,和父亲有关。事发地点在当时的上海吉祥街,距离广东路不远。
看完这个案子,你也可以琢磨琢磨哪吒的问题,留言说说。
故事由助手「朱富贵」整理。
《北洋夜行记》是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民国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和我的助手,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案件名称:服毒疑云案
案发地点:吉祥街
案发时间:1931年8月12日
记录时间:1932年5月9日
故事整理:朱富贵
来上海这几年,我平时多在望平街,兼职的报馆在那里,调查事务所也开在那儿。
事务所是从报馆借来的一间斗室,只放得下一桌一椅。
我托人搞了个二手的折叠行军床,要休息时就反锁了门,把桌椅推到墙边,才展得开床。
就算这样,我还是习惯每天待在事务所。既然自称是私家侦探,还印了名片,就得有个样子。
望平街即今山东中路,在民国时期被称为“报馆街”。街上云集了当时影响力巨大的《申报》,《新闻报》,《神州日报》等。
上海的雨水和潮湿都能忍受,但我最受不了租房,怕遇上多事儿的房东,三天两头到屋里挑刺儿。
现在租的地方离望平街不远,房东唐老头爱喝爱赌爱嫖爱钱,但不爱管闲事儿,我喜欢这点。
八月十七号晚上,我从事务所回家,见家门口的石阶上坐着个人,是房东唐老头。他手里捏着毡帽,脑门上全是汗,眼珠子通红。
唐老头自己另有房子,很少来我这儿,除了交房租我几乎没见过他。
他看见我,把帽子扣头上站起身说,老金,你可得帮忙,我三天没敢闭眼了。
毡帽(zhān mào),用兽毛压制成布料制作的帽子。是民间常见的冬帽,《红楼梦》第九十三回中就曾这样描述来投靠贾府的乡民包勇:“头上戴着毡帽”,“穿着一身青布衣裳”。
唐老头是苏北人,一着急说话像炒豆子,噼里啪啦闹得我头晕。
不过我听明白了,唐老头失眠。失眠是因为做噩梦。做噩梦是因为他女儿死了。五天前,他女儿唐玉珍在家服毒自杀了。
夜里一闭眼,唐老头就看见女儿死的模样:直挺挺躺地上,脸色黑青,桌上地上墙上都是血,服毒咳出来的。女儿还瞪她,嘴巴一张一合,像有话说。
我说治病得去医院,求神得去庙里,这不是我专业。唐老头说他不是这意思,他想要我查唐玉珍自杀的原因。
我问他找警署确认过没。唐老头点头,警察说确实是自杀,药也弄清楚了,是砒霜水。
但他不理解女儿为什么要自杀。他见过报上登的那些自杀新闻,不是穷就是病,要么遭人欺负受了气。
他说的倒是没错。来上海两年多,我不知道在报上见过多少自杀的新闻,没登报的更不知道有多少。
民国时期各大城市自杀者增加,且多被报道。商家便利用“自杀”作为噱头登广告来吸引顾客。
唐老头流了两把眼泪,说我单身半辈子,攒多少钱都是女儿的,她要什么给什么,也没见受什么委屈。
所以就觉得女儿不可能自杀?我点上烟抽,觉得唐老头没把话说尽。
他低头叹气,又摘了帽子揉在手里,说女儿死后,外面传出不堪入耳的话,说她跟不同的男人鬼混,做了妓女。
我说这都是传闻,实际情况怎么样?
唐老头急了,说我要都知道还找你干什么?而且,我怀疑她是给人骗了。
我问他唐玉珍多大年纪。
他想了一会儿,说马上要满二十一了。
我再追问,唐老头说了实话,他对女儿的生活并不了解,女儿也不怎么跟他亲近,缺钱的时候来找他拿,拿完就走。
前阵子,女儿拿了一大笔钱,半个月没音讯,人突然自杀了,钱也不知去哪了。
我说,这不是她死不瞑目要托梦问你话,是你想问她话。
唐老头说你怎么说都行,帮我查查,小珍最后这段时间都跟什么人往来,干了什么。
他掏出一把钱放桌上,说是定金,要是查清楚了,免我一季度房租。
我让他收起钱,说查完再算账。不过,我一不保证查到多少,二不保证能找回他说的那笔钱。
唐老头说不要紧,尽管查,调查的开支都算他的。他特意交代我,查清后就帮写个文章,登报澄清一下,钱他出。
民国三年交通银行发行的五元纸币。
我跟着唐老头去了趟家里。
唐玉珍生前的房间不大,但布置得很华丽,墙上贴满了流行电影明星的照片、画报,梳妆台上堆满了新式化妆品,还有进口香水。
跟那些报上说的自杀者比起来,她确实过得挺好。
图为《光华大戏院》贴出的影星《阮玲玉》海报。阮玲玉是民国第一女明星,号称电影皇后。但因被已婚富商欺骗,披上“小三”恶名,被舆论逼死,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后吞安眠药自尽。
我在她床头抽屉里找到几个电话号码,打过去都是她生前的朋友,都是女性。有百乐门的舞女,有百货公司的店员,也有正在念书的学生。
这些朋友都已经快半年没怎么和唐玉珍联系,她好像在忙其他事。
她们有个一致的说法,唐玉珍有点内向,似乎有满肚子话要说,但又不怎么会说。有时候兴冲冲地约了人喝咖啡,见了面又没几句话讲。
第二天早上,我到唐老头家附近转悠,挨个询问在路边趴活儿的黄包车夫,谁认识对面的唐玉珍。
一个盐城口音的老车夫说他认识,和唐老头是老乡,唐玉珍不嫌他老,总照顾他生意,每次还多给一毛钱。
我上了老车夫的车,让他带我去唐玉珍生前最后一次坐车去的地方。
老车夫带我去了闸北,一个有点偏僻的弄堂里,有座三层的楼房。
老车夫说,唐玉珍不只是最后来过一次,而是经常来。她说,这里住着自己的好姐妹。
人力车沿着四马路往西跑,一路不时能看到张贴的防自杀的广告标语。老车夫看着这些广告连连叹气,为唐玉珍感到惋惜。
他说,有几回去闸北,他趴到活儿,就等着唐玉珍回来,发现她哭过。老车夫不敢多问,但唐玉珍自己开口了,说自己的姐妹过得真苦。
民国时期为减少不断增加的自杀人数,上海社会局在自杀多发地,立警示牌劝退。牌中文字为:“死不得的!快回(归)去!”
我下车走进天井,向人打听,在二楼最里面找到唐玉珍去的那户人家。
开门的是一个白净的女孩,二十多岁,穿着青色的袍。女孩往我身后看看,又回头看看屋里,问我找谁。
我说我是记者,问她认不认识唐玉珍。
女孩突然变热情,把我让进屋里。她说自己叫于美颜,这里是个女性互助会,唐玉珍生前常来。
互助会都是普通女人,相互介绍来的。大部分都是因为家庭原因或受了委屈的姐妹,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倾诉一下。
于美颜说着话,不自觉咬起了指甲。
我说你不用紧张,如果不方便咱们可以出去聊。
于美颜放下手,摇头说没关系没关系。她掰着指头数数,说我们互助会有十四——唉——十三个姑娘。
我让她说说唐玉珍的情况。
于美颜想了一会,说唐玉珍刚来的一阵子,每回都抱怨父亲唐老头只知道挣钱,不关心她。
后来,唐玉珍聊父亲聊得少了。大家一问,才知道她交了个男朋友,叫汪辉。
于美艳起身到橱柜里找出张照片,是撕开的两半。一半上头是唐玉珍,另一半是个男人,男人穿着西装,模样也挺年轻,圆头圆脑笑得很开心。
这个汪辉油头粉面,还骗小珍说上过大学,小珍让他迷住了。
于美颜接着说,小珍出事前来过几次,挺伤心的,姐妹们都帮他骂这个汪辉,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于美艳把汪辉揉成一团,突然猛拍桌子,惊我一哆嗦。
她说,小珍是汪辉害死的,我跟报社说过,没人信我!金先生,你帮帮忙,写个文章骂这男人。
我要她放松点,问汪辉人在哪里。于美颜说,这个汪辉吃白相饭,说了一半突然呆呆地愣住,没再往下说。
我看她神经有点紧张,就递了根烟,说等我先查清楚,可以登报。
她抽了烟冷静下来,把汪辉那半拉照片展开给了我,让我去大世界找,汪辉常在那里赌钱。
我收起照片,在屋里四下看了看。这是件新式楼房,但看上去挺老,家具也都是破旧的。
里屋开着门,里头没人住,黑漆漆空落落的,中间摆了几张小桌,墙边靠了一排长凳。于美颜说那是平时姐妹们聚会的地方。
我走进里屋拉开百叶窗,太阳猛地把屋里照亮。窗外对着一片荒地,远处模模糊糊是黄浦江。
靠窗的长凳上放了摞报纸,还有几本杂志,有最近新出的《玲珑》。
《玲珑》杂志是民国上海著名女性杂志之一。由著名摄影家林泽苍创刊于1931年3月18日。《玲珑》的内容包含:时事、政治、文化、影视和文艺等,力图建构独立自主的“摩登女性”。
我问她为什么一个人住这里,家里什么情况。她不回答。我也没再问,说白天这窗帘可以多开开。
临走时,她没送我出门。我看见她进了里屋,站在窗前,影子拉长到门口,有点颤抖。我转身带上门,她关上了百叶窗。
民国时期的百叶窗。
大世界在西藏南路上,是上海最有名的游乐场,里面有所有吃喝玩乐的服务,也是流氓、白相人的聚集地。
我花两毛钱买票进来,游乐场里的人不多。一个赌场跑腿的小孩说,现在没人玩了,都忙着讨债了。
大世界游乐场由上海巨商黄楚九创建于1917年,内设剧场、电影场、书场、杂耍台、中西餐馆等。1930年,黄楚九破产,他开办的银行储户发生民众挤兑取钱的风潮,其中有很多是大世界的员工。
我找着赌场,里头有十几张赌桌,男男女女围的满满当当。外头萧条,不耽误赌钱的热闹。
我掏出那半张照片看了看,绕着赌桌找,找着了汪辉。
他比照片上瘦,脸色黑黑的,穿了件衬衫和黑色背带裤,正往桌上扔筹码,胳膊搭在旁边一个姑娘肩上。
民国时期上海博彩业发达,街边的赌摊和大规模的赌场随处可见。图为民国时期的赌场内景。
我挤开人,凑到汪辉跟前,问他手气怎么样。汪辉一扭头,问我是干嘛的。他红着脸,眯着眼,浑身酒气。
我说找唐玉珍。汪辉没听清,继续朝赌桌上吆喝。旁边一个男的笑起来,问假圣女是我什么人。
另一个人哈哈笑,扒过汪辉的肩膀说找你的圣女呢。
汪辉问我什么事。我说唐玉珍自杀了。他脸色一变,说我不认识唐玉珍。
说完他从赌桌上捡起条领带,转身就走。我一把抓住他胳膊。汪辉见挣脱不开,喊人帮忙。
我还没使劲,他突然摔在地板上喊起来。两个看场子的跑上来。
汪辉见了机会,拔腿就跑。我脱不了身,掏出记者证解释。记者证是找报馆朋友办的,平时揣着办事方便,家里还有一沓。
出了赌场,汪辉没了影。
图为民国广东台山三台新闻社记者证。
第二天一早下起雨,我套件雨衣出了门。
一上午跑了好几个赌场,走得鞋里进了水,也再不见汪辉影子,他那几个同伴也不见了。
路过丹凤楼,我进去吃饭,点了份金银蹄鸡。日子过得狼狈,吃的不能含糊。我喝了几口热汤,浑身毛孔打开,舒服多了。
金银蹄鸡,是一道著名的徽菜。由鲜猪蹄,火腿脚,老母鸡炖煮而成,味道清甜鲜香。
这时,一个报童吆喝着进了饭馆:大新闻大热闹了——年轻男子要跳江自杀殉情,下午两点就跳——大新闻了!
我要来报纸一看,差点呛了一口汤。这家报馆大清早收了封遗书,要求刊登自杀声明。
遗书上说,自己和唐玉珍自由恋爱,二人感情被家庭阻挠,唐被迫自杀,他不愿独活,要在今天下午两点于黄浦江十六铺段投江,自杀殉情。
落款是汪辉。
图片为漫画《自杀者和新闻记者》,于1928年在《上海漫画》上登载。《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1927-1937》中写道:“有些女性在自杀之前,写好遗书,寄给报社,生前未能出名,死后经过报纸的炒作,成为人们的谈资,在坊间成名。...尽管这样的事情匪夷所思,但确实存在,而且案例不少。”
这种自杀声明我在报上见过一些,但多是遗书寄出时人已经死了,是为公开表明心迹。汪辉这种预告自杀的还是第一次见。
我看看表,已经过了十二点,就搁下碗去了十六铺。十六铺是是码头区,但今天雨大风急,大船小船全没出码头,横七竖八靠在边上。
我裹着雨衣,沿着江岸找人。
走了一阵,连着碰见好几个穿同样制服的人,有男有女。我心里好奇,拦住一个女孩,问她们是干什么的。
女孩短发瘦脸,一副剑眉,看起来很精干。她说他们是防自杀巡逻队,来江边找汪辉。
巡逻队是上海市公署成立的,专在黄埔江边巡逻,就为阻拦和营救在黄浦江自杀的人。
图为描绘当时巡逻队的漫画《黄浦江上之今昔》。图片来自《上海市政周刊》,1928年。
“这个汪辉在报上发消息,搅得所有人都出来找他,平时我们都是轮替。”女巡逻员显得有点不太高兴。
我说我是记者,可以一起找人。女巡逻员没同意也没反对。我跟在她后面,一路上没说话。
走出码头区,拐进一个河湾,远处有个人站在江边,正四处看。那人看见我俩,拔腿就往江里冲,犹豫了半拍后,一头栽进水里。
我大叫一声跑过去,那人正是汪辉。女巡逻员紧跟上,扑通跳下水游过去。我不会游泳,站在浅水里干着急。
救人过程不顺利。
巡逻员抓住汪辉后,他却挣扎得更激烈,二人在水里浮浮沉沉,越扑腾离岸越远。我赶紧退回岸边,站高地上喊其他巡逻员。
汪辉命大。另一个巡逻员拎着根长竹竿过来了,我俩递了竹竿过去,汪辉一把抓住。
女巡逻员自己游上了岸,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我脱下雨衣让她披上。
汪辉抱着胳膊,侧躺在地上大喘气。我蹲下身,问他怎么样。汪辉不吭声,直往外吐浑水。
这时,几个人从远处跑来,都淋得一塌糊涂,有搜查队,也有记者。汪辉一阵狂吐,扯着嗓子嚎哭,像在出殡。
汪辉冻得满脸铁青,却说的声泪俱下,说他的心死了,要为唐玉珍殉情。有个记者撑开伞拍照,一边还偷偷背过身,抹了几滴眼泪。
巡逻员一边一个把汪辉叉起来,要带回巡逻队里。我跟着一起过去了。
巡逻队办公的地方在江边一个石库门弄堂,领头的是个四十多岁的队长,跟汪辉不疼不痒聊了几句,就让他走了。
石库门是民国时期上海中下层市民居住的楼房,因其门头多由石头做成而得名。
一出门我就拽住汪辉。他又要跑,西装被我一把扯掉,衣服里子上蹦出两个软塌塌的玩意儿,俩不足气儿的猪尿脬。
我说操,怪不得刚在水里看你一沉一浮的。我追上他,一脚踹中汪辉后心。他在地上打了三个滚才停下。
汪辉嘴还挺严,只承认自己是闹一闹假自杀,想出名。其他事儿什么也不说。
我揪起他往江边拽,说看来你明天还得上报纸,你不想上报纸吗。汪辉慌了,要我停下,他啥都说。
今年年初,汪辉在城隍庙会上闲逛遇见了唐玉珍。汪辉浪荡惯了,跟唐玉珍搭话,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上海城隍庙位于豫园南侧(今方浜中路)。每年都要举办盛大的三巡会,意在让地方神“城隍爷”视察百姓生活,禀告天庭。民国时围绕城隍庙和三巡会形成了大规模的庙会,以小吃,商货闻名。
唐玉珍年纪小,我没费啥力气,就搞到手了。汪辉越说越得意,她有钱,不花白不花。
我又踹了他一脚,让他说重点。
汪辉说,这就是重点——她有钱,我没钱。我就是为钱随便玩玩,她却当了真。
三个月后,唐玉珍提出要跟汪辉结婚。汪辉说,唐玉珍说她不喜欢他爹,不想再待在家了,要出来跟我过日子,但我可不想啊。
汪辉就躲着,但总被唐玉珍找着。
我问汪辉,假圣女是怎么回事。
汪辉想了想说,也不全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开个玩笑。她不是省油的灯,我俩第一次,她都没流血。我跟朋友讲了,都是他们这么叫,我倒无所谓。
汪辉哼了一声,说她出钱,我出力,一起玩玩开心,不挺好吗。非闹得自己名声也臭了,死了。不过现在也好,我这一闹她也跟着落个好名声。
这时候,雨停了。
我拉起汪辉,忍住没再踹他,让他跟我去见唐老头,把跟唐玉珍交往的事情细说清楚。
但我运气太差。
走到江湾,几个穿黑衣黑裤的流氓围了上来,全是汪辉的同伴。打完之后,汪辉被他们带走了。
汪辉说,记者先生你就别生那么大气了。信不信明天我照样上报纸?说完他摘下西装里头挂的猪尿泡,丢在地上踩爆了。
我两只手都蹭破了皮,腿上也被鱼刀子拉了一道儿。
躺在地上喘了半天,身上冷起来,只想喝点酒。我想,要是小宝在就好了。
晚清民国时,人们常用的一种折叠刀。因其外形像一尾弓起身子的小鱼,被称为鱼刀或鱼刀子。
晚上我躺下就开始发烧,稀里糊涂睡到第二天中午。
还没起床,唐老头来了。我跟他说调查的情况,没说两句,他打开随身带着的几张报纸。
报上都是汪辉跳江的新闻。
还有文章写了汪辉那通殉情的鬼话,称汪辉为“当代焦仲卿”。
我说老唐,这小子是胡闹,故意借你闺女搏名声呢。唐老头说我知道,没事,这下小珍名声是坏不了了,你把这人找出来,我想见他。
他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我说肯定能找出来,不过他现在是名人了,说不定不愿意见你。
我在家睡了一天,隔天醒来又被报纸吓了一跳。
一天之间,汪辉成了全上海最红的人。有张报上说某国民党军官被汪辉的事情感动,要聘请他做秘书。
当时事件的报纸截图。
第三天晚上,唐老头也上报了。他自己找到了汪辉,不过不是去找麻烦的,也不是要钱的,而是做了件很有风度的事儿:认亲。
报上标题是——
记者写道,唐老头念在汪辉对唐玉珍一片真心,虽然唐玉珍已死,却要追认汪辉为婿。唐老头还说明早会在唐家正式办一场认婿仪式。
我再也忍不住,第二天天不亮就去找唐老头。
唐家连夜赶工,门口挂上了灯笼红幔。门外还设着香台,一群道士坐在前面,敲着枕头大的木鱼打醮。
院子里挤着一群记者,都在等报道认婿仪式。我问唐老头在哪,才知道唐老头一大早就去接汪辉,还没回来。
直到半晌午,俩人才露了面。唐老头满脸带笑,汪辉衣冠楚楚,对着记者挥手,好像是女儿没死,真要招女婿。
汪辉看见我,像不认识我。倒是唐老头上来拉住我胳膊,招呼我入席吃酒。
我问唐老头事情就这么完了。
唐老头说完了,一会礼毕就跟我结账。
我问他就不怕小珍再托梦。
唐老头咧嘴一笑,说今天这么一冲喜,再加上这个——他手指着门上的黄纸,说从静安寺请到灵符了,什么都能镇住。
我说好,调查费我列好单据给你送来,房租减免就算了,我月底搬走。说完,我踢翻旁边的条凳,出了唐家大门。
纸符是道教符法的承载体之一。道士将巫咒咒语用朱砂画于黄纸上,经由特定步骤加持完成。图为镇宅保平安的纸符。
出门迎面撞上一群人,挥着花花绿绿的小旗子朝唐家走来,全是女孩。
领头的人是于美颜。于美颜往后一挥手,后面的十几个女孩喊起了口号——
汪辉欺骗感情谋财害命,唐德宝认贼作婿恬不知耻!
记者听外面有动静,一窝蜂冲出来,有腿快的已经上去采访于美颜了。唐老头跳了脚,一边叫人上去拦于美颜,一边拉着汪辉钻进屋里。
于美颜带人堵了门口,唐家伙计抄起棍棒,把抗议的女孩往外推。远处传来一阵警哨声,跑来了十多个穿制服的巡捕。
一个高个子红头阿三一上来就抓住于美颜,一把按在地上。其他巡捕挥着棍棒,赶走互助会的女孩。
红头阿三,是民国上海市民对印度裔租界巡警的俗称。当时担任巡警的多为印度锡克教徒,喜用红色头巾缠头,因此得名。
巡捕也不追赶他人,站在原地等着。唐老头和汪辉从屋里迎出来,嘴上千恩万谢,趁着握手塞给阿三一卷红钞。
于美颜忽然大喊大叫起来,使劲挣扎,要巡捕把自己带到我面前。我掏出记者证,说想和于美颜单独聊几句。阿三上来一阵嚷嚷,推开我。
一名巡捕用中文说,赶紧走吧,这儿那么多记者,你很特殊吗?我想拿钱解决,发现自己口袋里只有几个铜板。
这时,于美颜尖叫起来,大喊金先生——你看见没有?女人死了!男人上报了!
人群又骚动起来,有记者冲上前拍照。巡捕押走了于美颜。
吹鼓手又响起来,认婿仪式要开始了。追着于美颜的记者又跑回院子,拿起相机对准了唐老头和汪辉。
我不想再看,叫了辆黄包车离开。
我去找汪亮,让黄包车去了上海医学院,那里有他一间与人合用的办公室。
国立上海医学院由公共卫生学家颜福庆创办于1927年,位于今现吴淞中学附近,初名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它是民国唯一一所国立医学院。首开解剖科等实验室,引领国内学界风尚。
汪亮不在,同事说他去和英国人踢球了。他想从英国同事那里弄点法医学资料,最近常去陪人玩。
我在办公室坐了会儿,从汪亮柜子里顺走了一瓶朗姆酒,回事务所喝了半瓶,有点上头。这两年大烟戒得差不多了,酒瘾却越来越大。
朗姆酒是用甘蔗酿制而成的烈性酒,原产地在古巴。民国上海的洋酒多由外商或洋行代理。图为当时上海流行的圣詹姆斯朗姆酒广告。
睡到半夜有人砸门,我看看表才两点多。起来开门,竟然是汪辉,头发乱糟糟的。
我打了个酒嗝就关门,他一把抵住,说有急事,唐玉珍的事儿。
我看了看他一脸慌乱的模样,裤腿拧着,一只脚没穿袜子。
我放他进屋,倒在行军床上闭了眼,说这里没地方坐,你腰好站着说吧。
民国行军床。
汪辉蹲在地上,声音有点哆嗦,说有人要杀我,你得救救我,我给钱。
我说谁要杀你,冤魂找你索命了?
他哎呦叫了一声,爬过来坐在我旁边,说我还真以为是闹鬼了。
白天唐老头家搞完认婿仪式,开席招待众人,汪辉喝了个痛快。晚上唐老头让他在家过夜。他喝多了,稀里糊涂就进屋睡了。
半夜汪辉醒了,再也睡不着。他发现自己睡在唐玉珍生前的房间。
他看见了墙上没擦干净的血迹。他开灯看房间里的东西,唐玉珍的衣服,梳妆台,书报,还有那些海报。
汪辉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看着那些东西,突然难过起来,觉得自己挺喜欢小珍的。
他发现自己只穿了一只袜子,索性脱了鞋,把袜子脱了,然后理理头发。
“我知道自己什么货色,这辈子不会有出息,我要是结婚了,俩人都没好结果,——就是这会儿想想小珍还挺难受。”
我不想听他抒情,问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是真闹鬼了,我看见窗口有影子,还有撬窗户的声音,我叫了一声影子就不见了。
汪辉不敢再睡,越琢磨越害怕,匆忙穿了衣服跑出唐老头家,跑来找我。我的事务所在报上登过不少广告,很多人都知道。
他说,一路跑过来,还是觉得有人跟着。
我把窗户打开一角往外看,除了路灯和路灯的影子,没什么人。
民国上海路灯。
我让他捡起地上的臭袜子先回去,明早我去找他。他不肯,怕有人杀他。我看看表,已经过了三点,就让他睡在事务所。
汪辉也不客气,倒在行军床上就睡,却睡不着,不停哭嚎发酒疯。我拿出剩下的朗姆酒,又找了半瓶威士忌给他,总算让他睡了过去。
我守着他抽了会儿烟,换衣服出去了,把门从外面锁死。
望平街一路走过去,满眼是一块块黑色的旗子,那是各种报馆和印刷所的招牌。每天成千上万的文章和广告就从这里送出来。
我忽然很想念北京粉房琉璃街上的《白日新闻》报馆。
《白日新闻》是金木在北京供职多年的报馆,位于粉房琉璃街中州会馆。这份报纸创刊于1912年,1928年主创团队搬去了成都,后被国民党封禁。
一夜过去没出什么事。
清晨七点多,汪辉醒来,非要回家。他夜里吐了自己一身,要回家换洗。我说你不怕鬼再找你?他摇头说怕,怕也要换衣服,我讲究体面。
我叫黄包车把宿醉的汪辉送走,在事务所里睡到中午。醒来时,有人扒着窗户叫我,是个公租界巡捕房的老贾。
民国时,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有各的巡捕或警察。图为民国时期公共租界的巡捕。
老贾带了四五个人,拉我就走,说老金,你摊上大事了。
几个小时前,汪辉被人杀了。案发时间大约就在早上送他回去没多久。
带我去停尸房的路上,老贾说,早上有收粪工看见你从事务所送这小子出去,给我们报告了。
民国时期上海很早就实行垃圾收集分类,主要是生活垃圾和排泄物,每天早上天刚亮就会有收粪工来收集。倒马桶因此成了当时上海特殊的一景。
汪辉死得很惨,喉管被割开,裤裆里的玩意被剁了一半。最诡异的是,胸腔被掏开了,心口被塞了一团纸。
法医将纸掏出,晾干血迹铺在桌上。
这是张信纸,已经被血浸成红色,上面只写着两行凌乱的钢笔字——
死给他看,死给他看,为了我们,死给他们看。
后面的署名是:玉珍。
我脑袋一阵蒙,想起昨天夜里汪辉说的鬼影。
我问老贾知道不知道唐玉珍的事。
老贾说这事没谁不知道,相关人全查过了,包括那个于美颜和什么互助会,房间里各处都查了,没见其他字纸。
老贾见我发愣,递了我一根烟,说不会是于美颜,她这几天都在巡捕房关着,半小时前才释放。
我让老贾跟法医打招呼,带上那张信纸去了唐老头家。老贾不放心,也跟着去。
木榻,清代民国的日常家具,在一些大宅住户家还常见。
唐老头家大门开着,他盘腿歪在堂屋的木榻上发迷瞪。
走近一看,他正掉眼泪,看见我咧嘴苦笑,说自己没有富贵命,刚纳了个好女婿突然人就没了。
他已经听说了汪辉被杀的消息。
我没理他,把信展开给他看,问是不是唐玉珍的字迹。唐老头瞟了一眼,腾地坐起来,吓得大喊起来——哪来的?哪来的?
老贾摁住他,让他冷静。
我说杀人现场留下的,如果确实是唐玉珍写的,就只能是她生前留下的。唐老头点点头,说字迹错不了,就是女儿的字。
老贾让他回忆女儿生前有没有给谁寄信,或者有什么非常要好的朋友。唐老头精神受了刺激,一句话说不出来。
我说算了,他根本不知道女儿的事情,去找于美颜,互助会还有十几个女孩,都认识唐玉珍。
去闸北的路上,老贾说,他其实早认识于美颜。
一年前,老贾上街巡查,一个女孩光着身子从小巷子里冲出来,抱住他的腿,指着巷子里说有人要杀她。
老贾带人抓住一个光屁股男子,然把二人都带回巡捕房。
一问话才知道,于美颜在亭子间做暗娼,男子是嫖客。男子玩得太过火,于美颜以为男子要杀人,才跑了出来。
后来老贾知道,于美颜的男人抽鸦片,逼着于美颜卖身挣钱。于美颜被欺负太惨,有些神经质。
我抽烟,没吭声。老贾说,别问我怎么没管管他男人——这是上海,这种事你管不过来。再说,我只是个巡捕,不是佐罗。
1920年,美国导演福瑞德·里布洛拍摄的默片《佐罗的标志》,在当时上海很受欢迎。图为《佐罗的标志》海报。
到了那栋破楼,却发现于美颜家房门大开,屋里像刚被抢劫,一片杂乱,地上丢了一堆报纸,我捡一张看。
这还没过半天,汪辉被杀的消息已经登了晚报,《沪上新闻》、《新新闻》、《大道消息》……几乎所有报纸,几乎全是头版。
还有些文章重提之前于美颜带人在唐家大闹认婿仪式的事情,指责她是非不分。
我进到里屋,窗帘是打开的,阳光里立着个人影,是于美颜。我走过去,才看清她,神态疲惫,脸上有被人打过的血痕。
她看看我身后的老贾,说来得挺快,都认定了是我杀人对吗。
老贾打断她,说别瞎说,巡捕不是流氓——这是有人来闹事,说你是凶手?
老贾指指被掀翻的桌椅。于美颜点点头。
她抬头朝我看,眼神涣散,低声说,这是什么世道?女人死了男人成名,男人死了就找女人认罪。
她指指我说,你们记者厉害,什么事儿都是你们说了算。
我扶起地上的桌子摆好。于美颜说不用管了,我要搬走,到黄浦江边住滚地龙,也不会再回来。
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赶我们走:不是来抓我的就滚吧。
民国时上海因战争饥荒等而涌入大量难民,聚集在今普陀,闸北,黄浦,虹口,杨浦等地。为了生存,难民们用毛竹和木片等搭建出的简陋窝棚,被称为滚地龙。
三天后的早上,事务所收到一封匿名信,没有寄信人,没有寄信地址。信只有一页:
金木先生:
这是一封感谢信。
第一,感谢你让汪辉喝那么多,我才方便动手。不过,这是你欠我的。如果不是你,那天汪辉就被我摁水里淹死了。
汪辉尸体里的信你们应该找到了,那确实是小珍的绝笔。她还留了更多东西给我。这些东西可以证明,小珍是被人逼死的。
第二,感谢你接下来要做的事,这次你可以救应该救的人。我想你不会拒绝。
信里让我晚上十点在药水弄见面,见了面就告诉我真相。最后提醒我不要带巡捕,否则肯定会死很多人。
药水弄是上海的著名的贫民棚户区之一,又称石灰窑。1907年,英国人在这开了药水厂,后来几十年很多穷人在此做工。
我九点半到了药水弄,提前来到约定见面的废弃棚屋。这里离聚居区不很远,但四周荒凉无人,一头干瘪的猪在小道里乱窜,边跑边拉屎。
十点整,棚屋里突然亮起微弱的灯光,门打开,一个女孩走出来。
她手里举着一盏油灯,黄光映出一双剑眉——就是汪辉跳江那天我遇到的巡逻员。
我跟着她进屋,屋子里竟然很干净,有张破木桌子,和一堆草席。里面还有块空间,一张油腻的粗布帘子隔着,可能是灶台。
女孩腰里别着把匕首。
我说这就是杀汪辉的凶器吗?
她笑了一下,说是用这刀子挖了他的心,我可能下手太狠了,他只能算个帮凶。
“不过也不算冤枉他,谁知道他还骗过多少女孩。我叫胡泠秋,唐玉珍是我好朋友,她自杀前寄了信给我,一本日记和一封绝笔信,信你已经看过了。”
胡泠秋拉开那张布帘子,后面确实是灶台,灶台边竖着两条长凳,一个眼神迷迷糊糊的女孩被绑在那里,嘴里塞着团布,是于美颜。
民国长凳。
胡泠秋说,你去查过互助会,应该认识她,小珍也带我去那儿。不过, 那不是什么互助会,是杀人的地方。
胡泠秋揪出于美颜嘴里的布,跟她说,要是我说得不对,你就自己说。于美颜大张着嘴巴,呆呆看着我俩,不吭声。
胡泠秋继续说。
大约半年前,胡泠秋离家出走,流落街头,遇见了唐玉珍。唐玉珍心善,不但出钱给胡泠秋赁了住处,还跑了半个月给她找了个纺织厂的工作。
进厂工作后,胡泠秋的时间少了,但只要两人见面,唐玉珍就给她买东西,去哪玩都不让胡泠秋出钱。
胡泠秋说,她年纪小,但见过世面,倒像个姐姐。她心里感激,总想着也为唐玉珍做些什么。
后来,唐玉珍消失了一段时间,再出现的时候变了个样,打扮得成熟多。她告诉胡泠秋,自己要结婚了。
但那次之后,又不见了一段时间。胡泠秋写过几次信,都没回音。再后来,就是唐玉珍哭着找来,讲了汪辉的事。
“她跟她爹没什么话说,这事儿那老头也肯定只会怨女儿,她就来找我,我很生气,拉她去找那男人,走到一半她又不愿意了,死活不肯,拿绝交威胁我。”
胡泠秋边说边看于美颜,“我知道,小珍是对汪辉还抱着希望,没死心,所以就才跟自己较劲,去了她那个互助会,后来让我也去了几次。”
“小珍是关心我。我是家里跑出来的,当然是可怜的女人,跟聚会上所有的女人一样,都很可怜。”她指指于美颜,“包括你,咱们都是可怜人。”
但参加了几次聚会后,胡泠秋就让唐玉珍退出。
她觉得那里的气氛不对——十几个女人坐在黑洞洞的房间里,连夜的哭连夜的叹气,名为互助,但谁也帮不了谁,只是哭诉有人听而已。
“坐在那屋里,我感觉像坐在坟地里。”
胡泠秋从大衣兜里掏出个本子翻开,然后递给我,“小珍的日记,看看就知道了,——你只看最后三页。”
民国日记本,样式西化,与今天的几乎无异。
我接过本子,从打开的地方看。于美颜张张嘴,但没说话。
这三页日记下了唐玉珍最后几次参加互助会的事情,或者说,是她参加互助会后的想法。
唐玉珍确实想死,她在互助会上提了这个想法。而且,提到自杀的人不只她一个,几乎每个人都因不同的原因想去死。
有年长的因为被家里人打骂;有年轻的因为恋爱被家人反对;有人是被乡下父母卖到了上海;有人是男人死了无力维持生活;有人是因丈夫纳妾整日争吵;也有难得有和家人关系好的,但却全家失业眼看要饿死;也有人说,其实怕死,但似乎只有死了才有人同情……
以1934年《申报》报道为基准的女性自杀原因一览表。源自:劭晓芙,池子华 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自杀现象解读》
这些遭遇,我在报上都见过。但确实没法想象,她们坐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唐玉珍在日记中说,姐妹们一连三天讨论寻死的话题,自己似乎没那么伤心了,因为“好似寻到了恨意和委屈的出口”以及“惩罚和警醒天下负心人的方式”。
有姐妹展示自己被婆婆打的伤痕,讲自己悄悄在家积攒安眠药,准备哪天婆婆再动手,她便自杀要挟。
在唐玉珍看来,这些谈论是很认真的。她越来越想知道:要是自己死了,汪辉是不是会后悔,父亲该有多伤心。
有天夜里,姐妹们聊到深夜——这是日记最后一页的内容——于美颜拿出了一个小瓶子,说是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砒霜,她自己早就想死了。
一种取自天然矿石的中药,又叫砒石,分红白两种,白砒含氧化砷,红砒尚含少量硫化砷。其提炼制品就是砒霜。
唐玉珍写道——
“我突然理解了美颜姐,她是姐妹中最苦的,却也是最超脱的,她是希望给予我们安慰的。这一切都因为她早已准备了自己的死亡。这是一切也是一种牺牲……”
“……有一天姐妹们都能勇敢赴死,女人们就解脱了。男人伤害我们,社会伤害我们,我们却随时能去杀死自己,何尝不是一份勇敢的复仇……”
“……夜里,我单独去找美颜姐,她分了我半瓶砒霜……姐妹们每人都有了一小瓶砒霜,这是我们的武器。”
日记的最后,写着绝笔信里那句话:死给他看,死给他看,为了我们,死给他们看。
我合上日记,看着神志不清的于美颜。她突然暴躁起来,大声说,都是我买的!所有人的砒霜都是我给的——我们就是都要死,死给你们看!
胡泠秋打了于美颜一巴掌,说你个疯子,疯女人,你是个传染病——天花!霍乱!痨病!
民国时期,上海曾多次爆发霍乱疫情。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上海爆发过几次大规模的传染病,主要是霍乱、天花等,引起民众对此恐慌。图为吴淞海港检疫处。
她拿起匕首按在于美颜脖子上,于美颜苦笑:你这样杀我有什么用?谁会知道?谁能看见女人有多可怜?
于美颜看着我说,必须有人牺牲,让人看见。金先生你知道,事情得大你们记者才关心。
胡泠秋收起匕首,拿回笔记本,说小珍的事情你清楚了,第二件事需要你帮忙。
她问我几点了,我看看表说十一点多。
她说,还有七个小时,外滩邮政大楼敲两点的钟,于美颜约了互助会的女孩一起在那里跳楼自杀。
上海邮政总局大厦建于1924年,拥有当时设计装潢最为端庄富丽的堂厅,被称为“远东第一厅”。同时高达13米的钟塔也使其成为民国上海的知名高楼之一。
我问她,为什么找我,应该尽快报警。
她没回答我,继续往下说。
胡泠秋杀了汪辉后,原计划当晚就杀于美颜,却没想到有人去闹事,于美颜临时搬了地方。
除了于美颜家,互助会还有个聚会点,就是这座废弃棚屋。胡泠秋在这里抓到了于美颜,知道了她已经组织了九个女孩和她一起跳楼。
在于美颜身上,搜到了血写的绝命书:为了我们,死给你们看。
于美颜带头,另外九个女孩也都签了名字。
唐玉珍死后,互助会的女孩聚过几次,专门悼念唐玉珍。
聚会时,人人都很绝望。不是因为唐玉珍的死,而是因为唐玉珍的死让男人出尽了风头。
“她们觉得,要牺牲自己,才能引起注意,报纸才会关注。”
于美颜打断她,说这些都是你的想法——我们是绝望,是恨男人,恨自己,但我们自己想死,凭什么你要拦着!
我问于美颜,为什么相信她们都会去?
她摇头,说不知道。玉珍会真的自杀,我也不知道。我们都想死,但没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动手。
她又点点头,说我是一定得死,亲自死。玉珍说的对,想好要死了,就不难受了。
我让胡泠秋给她解了绳子,掏了一只烟给她,帮她点上。
从药水弄到外滩有几十里路。为了防止意外,我先找地方给老贾打了电话,让他提前带巡捕到邮政大楼候着。
我们找到黄包车赶过到外滩时,已经过了五点半。黄包车没照会牌照,到公共租界边上不再进去,我们只能下车往邮政大楼跑。
天越来越白,远远看见邮政大楼蒙在片雾气里。这时,六点的钟声敲响了。
于美颜软软地坐在地上说: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
我和胡泠秋没管她,发疯一样往大楼跑。
跑到大楼底下,看见几个红头阿三从楼里走出来,后面跟着一串女孩。
我数了数,一共八个。
过了一会儿,老贾走了出来,抱着一个昏迷的女孩。
他说,这个闹得最厉害,说已经给恋人寄了殉情的遗书,没有爱情就必须要死。楼没跳成,但还是死了,身上带着毒药,一把全吞了。
我转身找胡泠秋,她已经消失了。
▽
之后的半个月,我每天翻各种报纸,没有看到集体自杀的新闻。
于美颜死了。她在巡捕房关了几天,因不能坐实谋杀罪名,又放了出去。有天夜里,在浦一片林子里上吊死了。
她自杀的新闻登在某张报纸的社会版角落,简短几句话,标题是——
胡泠秋被巡捕房通缉,但一直没有消息。
我找防自杀巡逻队打听过,队长说胡泠秋在巡逻队做兼职,干了两周,救下过三个女子。
于美颜互助会里也有记得胡泠秋的人,她们说,胡泠秋讲话太直接,总是否定大家的想法。有一回她甚至号召大家去学拳术,遭到了集体反对。
后来,老贾查到了一些消息,说半年前有人在火车站发现过一些碎尸块,被丢在运往各地的货厢里。
警方怀疑,这些碎尸可能是胡泠秋失踪多时的丈夫和婆婆。不过已无证可查,只能当传闻。
三个月后,我收到一件包裹,包裹里是我的雨衣。那天在江边,我把它给了胡泠秋。
还有一页短信,信里说——
金木先生:
这也是封感谢信,谢谢你的雨衣。
那天晚上你问我,为什么不找警察要找你。
一是因为我不喜欢警察,杀人犯当然不喜欢警察。二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记者,你看到的和别人不一样。
咱们早就见过面,差不多是二十年前了,在东北。你给我雨衣时,我就认出了你。
你可以先回忆回忆。若我不死,或许还会再来信。
依然没有署名,也没有地址。
不过,信后盖了个拇指大小的印章,内容是:龍泉壁上鳴。
我知道这句诗,出自秋瑾一首绝命诗,完整句子是: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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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多说几句。
1920-1930年代,自杀是上海一大社会问题,其中自杀者女性居多。直接原因多是家庭关系和情感。
三五成群的集体自杀在当时也确有发生,比如在情绪相互感染下共同立下誓言。
人面临真诚强烈的情绪表达——比如哭泣、抱怨或崩溃——会受到无意识的感染,若彼此倾诉、沟通,则会产生共情,相互理解和认同。
情绪感染和主动共情交织,会改变人的看法和行动。
绝望的女孩们一起坐在黑洞洞的屋子里,互助会提供了倾诉机制,但未能进一步管理群体情绪,因而失控,就像形成了一个黑洞。于美颜自己比谁陷得都深。
「死给他们看」——或许正是不断感染和自我强化的结论。
这是弱者在绝望里的消极反抗,为了赢得某种“道德资本”,获取同情或关注,其实是把自己当做了筹码和武器。
为何会有这种逻辑?因为女性在生存、教育和情感等方面都处于弱势。
这种弱势,不是天生和命定的,而是当时社会处于“父权”文化掌控下,道德规范、评价体系都是男性视角决定的。
比如爱情,女人因为失去爱情就自杀,那是因为她被“爱情最大”的神话所裹挟——这神话就是一种霸权思维。
相比自杀者,胡泠秋主动复仇,是积极的反抗者。然而,她也是被逼上了极端境地的悲剧人物。
当时的社会,有人自杀,很多人会问:谁导致了他自杀?谁要为此负责?
人们期待的标准答案是,最终归责于“某个具体的人”。大众的道德谴责可以都指向“那个人”,自杀者也因此获得大众同情。
换个角度看,正是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形成了自杀的“权力博弈”和暴力复仇。
或许,提问的方法可以调整一下,把“谁(Who)导致了她自杀?”换成“为什么(Why)她会选择自杀?”
“谁”,总是急着要结论。“为什么”,可以提供更多角度,让讨论更多元。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于美颜死后的新闻标题是怎么写的——这件事是我在故事里看到的最大悲剧,其中包含了太多“为什么”。
其实,这不仅是女性问题,而是所有人的“独立人格”问题。太多太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在做独立选择,其实并没有。
因为,价值标准不在你这里,评判标准也不在你这里,甚至情绪氛围都不在你这里,而你又无形中放弃了自己的标准。
那你只是“它”的附庸,只能“它”说了算。
无论何种性别,没有“独立人格”,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清醒的选择。
这是自从太爷爷那个年代就在讲的道理。我只是重复一遍。
或许,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变得“复杂”点儿。
让问题复杂点,才会了解更多原因,才可能让自己慢慢“独立”出来。
▽预告▽
你一定看出来了,胡泠秋的故事没有结束。
关于这个女孩,我已经在金木的笔记和日记里查到更多信息。他们确实早就见过面,1912年在东北抚顺。
胡泠秋给金木寄还雨衣之后几个月,加入了一个当时活跃在上海南京的隐秘组织。
据金木后来的日记说,他们再没见过面。
不过,自杀案之后的一年里,两人确实通了几封信,信件往来中,金木回忆了1912年的那个案子,下周讲。
下周六(8月10日)晚22点半,《北洋夜行记》不见不散。
世界从未如此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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