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第一篇将李连杰当作企业家的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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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华夏时报》记者李紫兰采访了李连杰。这是第一篇将李连杰视作“企业家”、“领袖”的报道。这篇文章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赋予了“李连杰”新的意义。2009年，李连杰以“社会企业家”的身份加入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英国政府对社会企业的定义为："一个社会企业是一个商业组织，它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目标，而它的利润应主要用于对社会目标的支持性投资或直接投资到社区当中，而不是为了股东和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投资。"
《如何改变世界》的作者戴维·伯恩斯坦这样定义社会企业家："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构建一个理想世界的人。"
今天，“商业人物”向读者推荐这篇长文，以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企业家”群体，同时缅怀发生在2008年5月的那段历史。
作者：李紫兰。本文最早刊于《华夏时报》，“商业人物”已获得作者独家授权。
如果没有这场灾难，采访他的大多还会是娱乐记者，关心他的豪宅、他的片酬、他下一部电影的新角色；如果没有这场灾难，公众很难认真地倾听他曾经不遗余力讲了上万次的“壹基金”的理念；如果没有这场灾难，他的真诚和慈悲或许会被世俗和偏见扭曲成作秀与伪善。
可是当他站在汶川大地震的废墟上时，人们却突然发现：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身上竟能散发出其身躯所无法承载的巨大精神力量；当他在那里微笑时，人们更不会像诘责某位知名企业家那样诘责他内心的高贵。
汶川大地震，一场改变整个中国的灾难，也改变了李连杰。站在废墟上的李连杰第一次让人们感知到他不再是一位电影明星，而是一位具有领袖气质的NGO组织的控制者和指导员。他匆匆告别了过往的名利场，勇敢地活在了当下。
2008年5月19日。这一天是李连杰亲自进入到四川地震灾区的第三天，从5月12日开始他已经开了无数的会来联络各方资源、组织物资抵川、号召网上捐助……
晚上11点多，李连杰和壹基金工作小组还在开会的时候，电台又发布了余震警报，工作组紧急从16层转移。
“我们被轰出酒店，但我觉得很平静。我跟很多人一起，站在马路上、靠在树上聊天，挺好。”李连杰说。这时人群中有几个人认出了他的脸，恳求能和他合个影。他不好意思地拒绝了：“我是来救灾的。”
有个人走过来在他耳边轻声提醒，这几个人是从最重的灾区映秀镇爬出来的。他一听就起身走过去了。那是在映秀打工的几个山东人，堂堂的七尺汉子紧紧地搂住他抱头痛哭。
“我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我也做过灾民，我们抱在一起诉说、回忆。‘爬’这个字是他们自己用的，说是用了两天‘爬’出来的。”
痛苦的回忆、惨烈的画面、撕心裂肺的疼痛、无边无际的绝望，他深刻理解他们内心最敏感的脆弱，因为死亡有好几次也曾距他咫尺。
李连杰喜欢在每部电影结束之后去旅行，那状态像“把录满的磁带洗掉成空白”一样。拍完《霍元甲》，他去了西藏。他太累了，他希望能好好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那部刚刚拍完的电影承载了太多他想表达的东西，关于武术、关于暴力、关于民族大义、关于武学的终极哲学。打点行囊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拍片时从12尺的高台上摔下来的隐痛会在西藏大肆发作。后来有一次接受电视访问时，李连杰回忆了与死神的这一次擦肩：
“到了西藏三天以后开始有反应，那基本上是很危险地接近死亡的过程。我到了海拔4600米，脚麻、腿麻，开始慢慢一路麻上来，呼吸越来越短，觉得不行，有问题出现了。有昏迷经验的人会有这个感觉，我有过很多次，所以我有这种感觉。当你开始不能控制一些器官的时候，你就知道快了，快出事了！”
他描述着当时的情景，“所以，那个时候都会反射说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如果在这一刻结束。这些都是一种体验。在小县城的医院里一袋氧气10块钱，但是在这里，谁送到我面前，100万我也买。金钱和生命的关键是什么？权利是什么？名又是什么？面对死亡的时候经常就会思考这些东西。撒手人间就是如此，可惜，好些事情还没有做。”
相似的经历在李连杰的生命中不止出现过一次。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9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波及印度洋沿岸十几个国家，造成20多万人死亡或失踪。那是一次世界性的灾难，而当时正在马尔代夫度假的李连杰一家是那场灾难的亲历者。
“我是印尼大海啸的幸存者。那一天，我和家人在马尔代夫度假，马尔代夫是由一座座高度不超过一米八的小岛组成的。海啸来临的30秒，海水完全淹没了小岛，我的小女儿已被冲走，我拉着大女儿站在水中，海水淹到了我的耳根，当时，我感到了死亡的绝望……”
当他抱着孩子跑回当地的制高点——酒店的大堂时，看到了比他主演过的所有电影里都更为震撼的画面：撞伤的人横七竖八，冰箱被吹到外面，沙发也倒了，到处都是海水，很多尸体被冲走了，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地抢救受伤的孩子。
“更大的恐惧发生在海啸过后的两个小时。因为不知道是否会死。所有人的脸都显得很紧张，所有的救生衣都给儿童和妇女套上，给不会游泳的人套上。通讯全部断了，水电也没了。当大难来临，金钱、名利，完全没有意义，在那一刻，生命是完全平等的。”李连杰形容当时的状态用了两个词“束手无策，听天由命”，而此时已经有报纸在登：李连杰在海啸中失踪，可能已经死亡。
“老天爷没让我死，第二天传来了好消息，卡塔尔王室派来的直升飞机来接我们，如果水再高一尺，我就死了。拥有的名也好、利也好，别人拿什么形容你都好，了不起也好，根本没有用。2005年1月2日我出发到香港的那个晚上，太太说，你拿100万去捐吧，50万是捐给海啸的，50万想办法去成立你的基金。”他说。
很多媒体喜欢把李连杰由一位“功夫皇帝”变身成“慈善大侠”的原因完全归结为那次海啸之后对他内心的触动。事实却是在印度洋海啸之前的2003年，李连杰就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基金，名字叫做有缘基金（comingtoghter），只不过那时他是有所顾忌地在做，而不是将全部的专注倾泻到了慈善当中。
对李连杰而言，做出“慈善是事业、电影是工作”的人生抉择的动因并不仅仅是缘于那“几次与死神的握手”，而可能是因为领略生命的无常而幡然对生活本质的体验；也可能是某一本书、某一次远离喧嚣人群和镁光灯的禅修，抑或是静夜里孤灯下与高僧的那次对谈，让李连杰突然找到了失落很久的自我。他突然清醒了过来。他突然道出“人生就是一场电影，生命就是一场表演”，他的头脑中对未来要投入的真正的事业似乎渐渐清晰起来。
他开始改变过往的自己，那个让无数中国人激动和骄傲的幻象——
一个武术神童，连续5年拿下全国武术冠军；9岁被周恩来接见，成为国宴座上宾，代表10亿中国人民为尼克松、基辛格等国际政要表演；1980年代的《少林寺》，小和尚觉远的脸上充满了那个时代宣扬的质朴和天真；1990年代的香港，那时他是黄飞鸿、是方世玉、是张三丰，在戏里戏外上演风云变幻、快意恩仇的传奇。
作为影星的李连杰少有遗憾。他有绝顶的功夫和毅力，也有超凡的智慧和机遇。除了他和成龙外，没几个人能够被称为“国际巨星”。
可那是过往的幻象。他要告别曾经的名相，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很多年过去了，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还戴着那串墨绿色的密蜡佛珠。他双手合十，笑吟吟地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他有了新的名相：中国红十字总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发起人。
相同的皮囊，不同的名相。“名相是名名相，即非名相。”如今他似乎走出了“英雄代言人”的桎梏：不再是黄飞鸿、不再是方世玉、不再是霍元甲，他现在的状态更像庞青云，复杂、平静、坚毅、有行动力，正在用一颗善心，演绎着庞青云的野心。
一场爱的传染病
因为“5·12”汶川地震，有人把2008年定义为中国的“慈善元年”，而壹基金无疑是表现最出色的NGO组织之一。这个国内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冠名、仅仅成立了一年多的慈善品牌在救灾中表现出的优势和做法，很可能对中国公益事业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李连杰也由此正式踏入中国的慈善版图，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受到他和他的壹基金。
从壹基金网站公布的募款信息可以看到他们的号召力：截止到2008年6月24日12时，捐款总额8063.15万元，网络及个人4993.10万元，海外个人400万元，企业2670.05万元，累计捐款人次达到73.6万人，有10万多个网页做了链接。这一切都是与李连杰倡导的壹基金的理念“1人＋1元＋每1个月＝1个大家庭的概念，即每人每月捐一元，集合每个人的力量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随时帮助大家庭中需要帮助的人”是相吻合的。
2008年5月13日，地震后不到24小时，李连杰决定开始向企业合作伙伴群发短信，号召企业捐款，并和红十字会进行沟通，商量用何种方式派专业救助人员前往灾区救援；同时，壹基金的15个工作人员开始联合腾讯、淘宝、MSN等十余家网站第一时间发动网上捐款，事后证明网上捐款成为此次壹基金募得善款、筹得物资最重要的渠道。
与那位拎着28万元现金徒步到灾区发放的福建晋江商人采取的方式不用，很多中小企业家选择了借助阿里巴巴的平台与壹基金合作，把灾区最需要的物资运到前线，“李连杰壹基金”这几个字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进，在互联网形成了一种团结起来、迅捷行动的巨大力量。
“这次和企业的合作特别迅速。阿里巴巴网上通知所有的小商家，说我要什么货物，马上就组织起来运到上海，我们就运到前线去了。QQ的现款也马上拨过来了。因为这样一个平台的建立，所以在关键应急时刻马上就显示出它的功能。我一直强调‘一家人’的理念，那些企业家都觉得有道理。但是不痛的时候，大家就不在意。”他慨叹着。
“第一时间发动网上捐款，其实是很冒险的——我凭直觉知道8.0级地震一定是世纪性的大灾难，但是如果政府接下来封锁消息，而我又发动了捐款，我不等于是制造恐慌吗？我会有一系列的麻烦。”
但是李连杰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关口，他愿意相信政府，也愿意承担责任。他清晰了思路，努力把自己的性格嫁接到这个年轻的NGO组织中。他也懂得如何拿捏分寸，厘清壹基金在救灾中扮演的角色。
“这次壹基金和红十字会是捆绑作用。一个NGO组织，最重要的就是在灾害中协助政府做一些盲点工作。政府是引导者和主力军，政府打到哪里你就要看哪里，然后去关注政府照顾不到的盲点。我一直当自己是一个企业，这是我们第一次全线出击。一些局部的小灾难，政府基本上控制了，我们做一些援助物资就可以了。但是这种世纪性大灾难，你一定要去现场，尤其头几天，你一定要去抢。”他说。
得知江油90%以上房屋倒塌，急需大量帐篷后，壹基金决定更改5月19日的行程，前往江油。“灾区里最严重的地方反而是国家最关心和物资、军队、医疗最充足的。所以我们还是那个理论，要找盲点。”
这似乎映射了李连杰的性格。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这样——遇到问题总会想方设法地寻找到最快、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只是中央广播电台一个普通工程师的孩子。他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5个孩子，全靠母亲每月在公交公司上班的31元工资和国家另给的10元救助补贴过活。
凭借出色的武术天赋，他毫无争议地变成了“中国人民的代表”，接连被派到四十多个国家访问，为各国政要表演中国武术。他赢得的除了荣誉，还有实惠：从11岁就开始算工龄，每月有5元工资，从此成为家里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那时候的规定是一直到你16岁学徒工的年龄才开始计正式工资。我才13岁，我等不了三年。那年我跟北京市领导去伊拉克访问。在回来的飞机上，我就找个空，坐到团长旁边说‘家里多么多么困难，家里这样这样……’飞机飞了8个小时，我说了快8个小时。副市长后来都快睡着了，迷迷瞪瞪地说：‘你让你家里写个申请，回来给我。’回家第一件事找姐姐，我不会写啊，姐姐帮我写，姐姐写了，送上去了，市领导马上一批，哗，工资43块！”
访问者：在汶川你真正感受到的是什么？
李连杰：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太惨烈的场面。媒体一般都比较关注很感人的事，但我反而不是那么想。我比较喜欢宏观地去看事情，比如说很多种灾难，你可以想象，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类似这样的灾难是有一些很感人的故事的，我们报道出来了，可能很多根本没有文字记载就发生了。在历史当中，你想象古代中国的每一次水灾、每一次地震、每一次灾难根本不可能有太多文字记载。
在任何一种灾难面前，我相信有很多人性中的感人事情，也有悲哀的事情。我觉得肯定都在发生着。我相信人性在面对灾难的时候，都可以是我们看到的结果——美丽动人。
所以我还是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些问题。大家会记述感人的事情，电视画面里有很多，头两个礼拜，大家完全都沉浸在一个感性的世界里头。大家都富有激情地在做，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那么多激动人心的画面。
访问者：一个NGO组织最需要的特质是什么？
李连杰：其实在灾难当中，我们作为一个NGO组织，最需要的应当是理性。
访问者：壹基金在灾区的义工是怎样招募的？
李连杰：我们到了那里，突然间就有五六十个义工冲了上来，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姓名。愿意上前线搬货的我们就换上衣服上去了，所以我们最多的时候五六十人一起往上走。
这些义工哪里来的都有，有当地的，有别的地区的。我们每一次组织下去，都是经过当地的红十字会。像第一天，有当地红十字会带领大家下去，车上还贴有红十字会的标志，行动起来方便许多；因为很多地方有一些交通管制，太多的车堵在一个地方了。反正很多人一起来行动。我到了5天下来以后，我们的执行主席上去时又带来了很多义工。
访问者：怎样保证物资能顺利到达灾民的手中呢？
李连杰：那时候全国的物资都已经堵到那里。你到县市级的仓库里看，全都是东西，到了乡镇也是。到乡镇一级的时候，其实镇里已经没有多少能力把物资分配到村，因为四川那些村都是这儿几十户，那儿一百户，都在山里，非常分散。
那时候，我们已经成立了临时指挥部，组织了当地的一些旅游公司。他们是搞越野旅游的，所以比较清晰很多条路的具体走法，对当地的地形、哪里还有一些村子都比较清楚。
我们的义工有很多是背着东西去农村交给当地，书记和村长来签名，完了老百姓按手印。就这样我们放进去大概三万件物资，很多是背进去的。有很多没有被报道出来的故事，我觉得他们才是无名的英雄，真的很勇敢。
很多人因为相信李连杰的品质和号召力，因为相信人性的美好，因为相信中国的未来，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川，来到汶川，去做使自己内心获得安宁的事情。当他们的使命完成，他们各自回到出发的地方，回到原来的单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也没什么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做了些什么。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亲历了历史，亲历了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一刻，使自己开始对自己的内心表示感激，远比他们赢得多少关注更重要。
访问者：运输物资的工作一直持续了多久？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吗？
李连杰：壹基金这次的工作也联合了上海很多的志愿者。上海NGO组织货源，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关系，很多的物资都不知道哪一个NGO组织找来的。有七八个NGO组织，有效地送到机场，每天有效地过去。大家只记得说壹基金一次带了50吨的货资过去，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停过，可能有15天的时间，一直都有物资上去。
因为没有名人在，没有大肆的报道。其实每天都有物资去，它是整个的NGO组织之间的配合，一起合作来做。
运输工作持续了20天左右，这是很大的考验。演艺人员做的可能多数是在呼吁，电台啊、电视台啊，或者你去看，慰问一些孤儿啊、老人家、病人这样子，是很典型的事件。但是NGO组织是一个长期的运作的过程，6月5日才停下来第一阶段的物资援助。
6月8日，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还接到我们的团队的电话，说甘肃其实也是严重的地震灾区，但是因为不在焦点新闻里面一直没怎么被关注。大家的焦点一直在四川那边，最出名的几个县。甘肃那边其实紧缺东西。最后我们把600个帐篷及时又调去甘肃，那个时候舆论基本上不大肆报道这些事情了，但我们还是要做。
李连杰意识到壹基金是一个成立了也不过一年时间的年轻团队，他们必须去做更多的工作赢得尊重、信任和帮助。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出现在了6次自然灾害中，雪灾中有他们的身影，水灾中有他们的身影，就连缅甸风暴中也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想为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内心做更多的事情。
一些持有偏见的人以为李连杰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捐助，事实却并非如此。去年他到北京参加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坐在马云身边。那时他对壹基金的很多概念并不清晰，希望听听企业家的意见。
“我们不要钱，我们要的是心。壹基金希望每个专家、各个行业的优秀者能拿出一个小时帮助公益。他们的一小时是没法计算价值的，比如马云，用他的头脑想NGO的事情，就是很大的帮助。”
李连杰所倡导的慈善的模式与很多人理解不同——并不是单一的“点对点”的慈善。“如果只做单一点对点的慈善，一个月内，我一定可以说服身边的朋友拿出一个亿来，然后给个奖状，他就走了。不是，慈善在我心目中是个工业，这种工业要建立的是整个制度和规则。我非常冷静地考虑，整个公益事业要怎么样变成一个企业化的事业，把它的产业结构打通，把它的生产链建立起来，让它合理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循环运作起来。”
于是，李连杰与形形色色的人谈合作，推广壹基金“一”的概念，与电影院线合作，让看电影的人每买一张票就捐出一块钱；与大公司合作，每个员工每个月捐出一元钱，每个产品卖出一个捐出利润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甚至连在拍戏片场的工作人员，他都记得提醒“有手机吗？来支持下壹基金，发送‘1’到‘1069999309’（谐音是‘救救救，善缘久’）”。做慈善不容易，李连杰号称：“把这20年来的人脉，都用在这个壹基金上了。”
尽管“别人笑我太疯癫”，尽管很多娱乐记者恼火他把一部热门电影首映变成了“壹基金宣言”的发布会，尽管有人骂他唐僧也好有人夸他玄奘，他还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每个人都可以迈出‘一’的脚步，百分之一不行，千分之一，千分之一不行，万分之一。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微不足道的‘一’，开始一场爱的传染病。没错，这是一位哈佛的经济学教授给我们的说法：壹基金开始的是一场爱的传染病。”
没有人生来就是领袖，领袖是那些能够通过关键节点的考验并且作出正确选择的人。李连杰站在汶川大地震的废墟上，用他的内心和他的力量告诉很多企业家什么叫做领袖。
今天的李连杰回到了尘世的生活，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他觉得自己作了一个遵从内心的选择，与过去的自我和眼前的众位说声再见，优雅地告别。他要暂别镁光灯。他要继续前行了，向着内心深处最广阔的天地。
那情形像极了一则寓言，有一群人在海边忧伤地向扬帆出海的船只告别，船影越来越小，只剩下桅杆顶端还看得见，最后连桅杆也消失了，人们忧伤地低语：“他走了。”然而就在此刻，在遥远的某一方，另一群人正张望着海平面，他们看到了同样的桅顶，一起欢呼着：“他来了。”
一入江湖岁月催
八年。
1982年到1989年。
19岁到27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几乎意味着大半个青春。那样的年华本是人生最绚烂的季节，可对李连杰而言，那八年却是一段并存于脑海中或压抑、或迷惘、或失落，甚至有些残酷的回忆。
那八年里，他刚刚脱下《少林寺》里小和尚觉远的僧衣，就在训练中摔断腿，彻底告别了专业的武术生涯。他第一次看到一张600万的支票，香港老板拿着它请他拍两部电影，领着一天1块钱片酬的他兴高采烈地汇报给单位领导，却被一瓢凉水泼下来，“没有国家哪有你”，“钱得交给单位”。
挫败感接踵而至，与《南北少林》导演刘家良的冲突差点让他彻底远离电影圈；第一次尝试当导演时，却遭遇《中华英雄》票房的惨败与怪病的困扰。
那八年里，他不再是一个风光无限的演艺界新星。他跌落到人生的谷底。武术练不成了，但他还是摇钱树，单位把他作为外派人员转租给香港银都机构5年，条件是李连杰“每拍一部电影，单位就有5万块钱的收入”。他反抗，但反抗的结果是，“给单位打了5年的工”。
他“完全没有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他开始怨恨起那些控制他的大人们，还有把他紧紧束缚住的单位体制。他跟所有满怀理想又怀才不遇的年轻人一样拼命地挣扎和努力，试图换来这个冰冷的世界的一点点温暖。然而现实却一再让他失意，一度心灰意冷的他，第一次直接对单位说“不”，远赴美国，靠教拳谋生。虽然在美国也拍摄了《龙在天涯》、《龙行天下》两部电影，却依然未能引起关注。那是一段灰色的时光，不满30岁的李连杰开始慢慢体味隐忍和谦逊，由此也开始理解无畏和坚强。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这首诗是电影《东方不败》中属于李连杰的令狐冲在月光朗照的山顶，和着东方不败的箫声吟诵过的。
坐在我对面的李连杰一袭灰衣，风尘仆仆，比《功夫之王》的“悟空”明显消瘦了许多。他比想像中矮一些，却拥有一种无形的气场，这气场特别凶猛，异常强大。他认认真真地思考、作答、皱眉、朗声大笑，虽然眉眼间还是有掩饰不掉的奔波和疲累。他大谈“慈善产业化”、“工业与商业”、“公信力”、“透明度”、“可持续性”，还有挂在嘴边的“博鳌”、“达沃斯”、“站在月球看地球”。
他努力把自己面临的处境看得清楚明白，同时展示出无所畏惧。他知道在中国做慈善需要勇气和豪情，所以他一点一点地用专业的审计、规范的制度来扭转人们对慈善机构一贯的不信任。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而他则显现出大将风范。
拍《投名状》的时候，“壹基金”正在草创。那部电影和这个基金几乎是同步成长的。与“慈善大侠”的角色不同，李连杰在那部电影里饰演庞青云，一个被兄弟杀掉的背叛者。电影拍摄期间，他每周末返回上海宣传“壹基金”。“其实我一点不分裂，早就通了，所谓白天杀人晚上帮人，这话不过是我嘲笑自己的一种方式。”他说。
李连杰的幽默是北京式的。他不敷衍，也不妥协。他拒绝回答那些不想回答的问题，真正有兴趣的话题则滔滔不绝。他的率直得到了一些掌声，也有一些人会表示出不满。
访问者：最想成就的那种人是什么人？
李连杰：其实从小的目标都是大人给我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只是说，帮妈妈分担点负担，做个好孩子，做个争气的孩子，让妈妈觉得骄傲。
上世纪70年代，学校老师告诉你，你要成冠军，你是要培养的，你代表着西城区，你代表着北京市800万人民的众望和希望。11岁的时候，你代表10亿中国人民去到美国访问，到很多地方访问。我那时候走遍了40多个国家，五大洲都走遍了，你代表着中国人去做很多的事情。真正的我是什么？其实不知道，到成长了以后，才再思考我是什么。40岁之前，我是以自我为中心，40岁之后，我开始消灭自我。
李连杰相信，有所成就的人无疑都具备巨大的野心和完全属于自己的强大个性；他也相信财富是一个累积与消散的过程，但决不是终点。财富可以让人从容，李连杰从来不否认“整个1980年代，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阶段，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奋斗的过程”。而如今，也正是财富把他多年的狼狈和财务不安全感彻底消灭了，还给他自由，还给他平静，让他接近一种纯净的、无焦虑的状态。
“40岁以前，我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为了我的家人和自己拼命赚钱；但40岁以后，我发现即便是不工作，下辈子吃喝的钱也够了。这时，我就开始关注大我。”李连杰在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
李连杰的个性其实和演艺圈有差距。做“壹基金”以前，他除了必要的电影宣传之外，很少在媒体上出现。
他说从1997年皈依佛门后，开始真正用力去思考人生。“其实，那时候我想退休了，我不想拍电影了。我发现，物质不能带来快乐，我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什么才是幸福快乐的指数？我看到身边有许多人，拥有上百亿、上千亿元的金钱，却依然有痛苦。堵车的时候，大家都焦躁；要奥运了，扫大街的人、监狱里的人、有钱人、没钱的人，大家都欢呼。那么，痛苦、快乐、幸福到底是靠什么去建立的呢？所以我开始学佛教，在每部戏的间隔都去学习。后来我基本上了解了一个道理：你要幸福快乐，必须知道痛苦，知道了痛苦如何产生，才能去消灭它。”
访问者：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李连杰：我信奉佛教。
访问者：你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李连杰：最重要的是你必须了解生命的价值，了解生命、爱、朋友和家人。
访问者：电影带给你的除了财富、声望和人生经历外，还带给了你什么？
李连杰：电影现在对于我只是一份工作，它提供一个平台给我，让人们愿意听我说什么。
访问者：“壹基金”的这一年，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连杰：没有什么变化，我在拍《霍元甲》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只是大家听不懂。我要讲的都在里面了。以后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或者业余爱好啦。接接戏拍一拍，我的精力和心愿都是在做“壹基金”了。
导演徐克是他生命中的第三个贵人，他们也是一辈子的兄弟。在他的生命里总是不乏这些贵人的出现，比如之前的武术教练吴彬，还有《少林寺》的导演张鑫炎。偶然，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黄飞鸿》是他的翻身之作，不但令传统“黄飞鸿”题材的电影重生，也使李连杰达到了明星生涯的顶峰。
徐克形容李连杰：“你根本就是弄了一个现代的外壳，整个里面都是古装的，活在历史古装里面的思维方法。”
比起黄飞鸿，李连杰认为李时珍更符合他心目中英雄的形象：“我演过很多英雄，方世玉、黄飞鸿、洪熙官、张三丰……但是在我心目中，英雄的定义很难。黄飞鸿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有思想的武术家，我更尊重的人是李时珍，追寻自己的理念，不断去尝试各种草药，可能某一种有毒就会死，但他并没有因为尝出一种新药品就创公司赚钱，而是不停地为减少他人的痛苦而尝试。”
他喜欢用这样一首布袋和尚的诗形容如今看待是非成败的态度：“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无常
经历过印尼大海啸后，李连杰常常会在离家出门前跟太太利智打招呼：“我这次出去，不一定会回来啊。”他禅修中的很重要的一门课程就是学习面对“无常”，假想活在死亡的边缘，将每天当做最后一天去对待，“这样便会更珍惜活着的感觉，天天也很快乐”。
许多时候我们都不太明白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更不懂得该如何去生活，距离我们最近的这次汶川地震却以它特有的残酷提醒我们，活着，仅仅是活着，简简单单、平平淡淡，才构成了生活的底色。
岁月短暂，人生无常。在无穷无尽的无常当中，充满无边无垠的不确定。前方也许全是绝望，但它也可能是希望。李连杰宁愿相信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最值得珍惜的是无常；他宁愿相信无常是教人往前看，积极地看。
灾难过后，英模报告会、应景的小品和电视剧以及连篇累牍的宣传作品开始渗透到公众的记忆中。李连杰知道这并非我们要从灾难中汲取的教训，更不是我们需要获得的经验。对于未来，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毅力、忍耐和时间。
访问者：“壹基金”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共面对了6次自然灾害，有什么好的应对经验？
李连杰：我一直觉得NGO组织主要就是配合政府，这是我一直讲的。所以，当去年发大水的时候，我们一直追踪哪个省是没有准备的。发现安徽呀、湖北啊、湖南啊经常会发大水，所以他们对防洪都有一套措施，若不到灾难很深的话，是有一定应急方案的。而去年我们查到的是，山东没有预防，所以去年我们第二次救援是直接支援山东。
雪灾时我们也发现根本就不是需要粮食，全部交通都堵塞，你根本不知道送谁，谁都不知道面对那么大一个困难该如何做。所以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络15家电台和60多个演艺界的义工，通过电台呼吁大家在车上要保暖呀，要注意不要冻着，要保持精神状况啊，家里人等着你回家过年啊，多数是温暖和鼓励，还呼吁附近的人能不能送送开水啊，点心啊，送送干粮什么的。
公信力、透明度、专业度、可持续化是考量一个NGO组织最为关键的四个要素。创立“壹基金”之初，李连杰曾经花了200万元找了一家美国公司做了两年的中国市场捐助调查（后来因被李连杰打动，那家美国公司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发现中国缺乏强公信力的民间组织，没有非常透明的体系，更没有一个清晰长远的目标，中国人捐款不方便。他因此决定“壹基金”在模式设定方面要针对这四个问题而来。
访问者：你怎么保证“壹基金”的财务透明？
李连杰：“壹基金”一直标榜的就是公信力、专业度、透明度。我们的一些做法有别于国家为主导的NGO组织。“壹基金”善款都落在红十字会的专用账户，我1分钱都碰不到。我也很担心这些钱会被吃喝用掉，所以我希望这个过程完全透明公开，每一分钱的流向都有清晰的显示。我最操心的是怎么防止官僚体制产生的贪污腐败，防止救助物资在发放渠道和救助环节中被人侵吞。所以云南地震,到灾区去的时候我不要看红十字的收据，我要看每个老百姓的签名和手印。
我们的账务全部按照国际惯例公开，一年里发表5次经过德勤财务审计所的财务报告(4个季度和年度报告)，在网络上公开发表，所有人都能够看到。我们让德勤做全球审计，做到透明，而用手机等募捐方式做到便捷。全球一家人是我们明确的定位，最终来形成一个有强大公信力的民间组织。
访问者：你们的钱款发放有什么程序保障？
李连杰：去年的普洱地震，我们第一时间就调钱过去。我们是这样一个程序，第二天我们的管理委员会就通知红十字会，支援云南普洱地震。电话直接拨到云南，当地直接买粮食调上去，以最快的时间变成粮食到达农民手上。因为粮食比较快，地震的72小时内需要大量的粮食。在那时真正需要物资多过钱。
第二个，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吧。你知道钱一经手就容易出现一些遗憾的事情。那粮食你最多偷我两袋大米，对吧？我33吨大米在那儿，你最多弄两袋大米回家，最多是这样。
访问者：现在你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李连杰：地震完了以后我一直在说我不应当说的话。在很多访问里我都在提，这样大的灾难，热爱生命的中国人民都给了很大的支持，几百亿都压在专款专用上，全压在四川了，只能专用，而且这个东西非常敏感，百姓也敏感，大家也敏感。
我一直在说，今年再有雪灾怎么办？大家的子弹都不多了，都已经付出太多了。这种担忧一直在我心里。我为什么急于去台湾学习灾后重建，还有明年的计划今年下半年就马上启动，同时准备在台湾创立“壹基金”？就是希望年底前能够筹上来钱。我们发现所有的账户捐款都是给四川，似乎不说四川就基本上筹不到钱。
比如前不久的这次水灾我们呼吁，受灾人群3800万，死亡160人，大量的农作物被淹、粮食短缺。我们做完两天后发现没有人跟进，我们只能再做，再加50万。你发现一场大的灾难过后各单位已经没有力量了。
访问者：你在汶川地震前就宣布，决定息影一年专心做“壹基金”的推广，这一年有什么更加具体的计划吗？
李连杰：这是去年年底就决定的事，息影一年，只做“壹基金”。当时这支团队刚成立8个月，积累的事情太多了。我要把团队带起来，带一年。推动一个平台很重要，而且我最近一直在新加坡。新加坡“壹基金”刚建立，重要的就是要培养人才。我们传统的结构是一批好心人，比如说妇女联合会、儿童保护组织或者其他福利组织，他们非常善良，但是并不了解商业社会这种目标、计划、规则、透明管理怎么样做，这个显然不够。
学校里面有这些专业人才，但是这些专业人才根本不够，一出来马上被大公司给吸收掉了，根本来不及去兼顾另外一面，所以教育非常重要。我在新加坡最主要是以亚洲为主，为未来5年、10年、15年培养管理人才。融资、管理团队、负责项目都要落地，我们学习怎么样有序地把一个NGO组织管理成一个有力的拳头，怎样做到专业清晰的定位，不要一口吃一个大胖子。
慈善事业太复杂了，打开网站，你要是没有智慧光有善心的话，你每天都哭死了，有那么多人换心脏，那么多肝要换，那么多肾要换，悲惨故事都多了去了，这时候就需要专门的慈善机构做专门的事。
访问者：“壹基金”和你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怎么解决？
李连杰：困难很多，因为我们国家关于NGO组织的法律、制度都不是很健全，跟国际上接轨还比较难，所以有很多困难。
但是我一直告诉我的团队说：没有困难要我们干吗？如果慈善、NGO与改革开放是同步的话，就不需要我们了，就已经很成熟了。正因为慈善真真正正比经济改革晚了30年，所以才要我们做，而且永远不要埋怨，因为埋怨是没有结果的。你发现很多NGO专家都在埋怨，但埋怨几十年也没有结果，那埋怨什么呢？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
你知道NGO是志愿者组织，非谋利的。既然是自愿的，还埋怨干吗，遇到困难就慢慢解决，总有一天会解决。我也相信，五六年、十年，中国的这些制度随着经济改革力度的加大，也会走到一个正轨上，和国际接轨。
我可以说，我们就是早期的深圳、珠海，整个国家这么大，你要改革，会有很多困难，因为太大了，一下子都开放，就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也很顾忌。我知道最高管理层都知道应该改，但怎么改其实和经济改革一样，使用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方法，试了，犯错，再改，直到找出一个方向。14个沿海城市逐个开放，你就在找出一个方向，中国和全球接轨，你就得一步一步来，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一下子放开，我也觉得风险很大。
尽管很多访问者都愿意相信，李连杰可以为这个国家提供更多的价值，但是李连杰却知道他个人的价值在浩瀚当中永远是微不足道的。
“宇宙是无限的，地球在宇宙里很小，对人类，5000年是很长的时间，对地球，5000年只是一瞬，就在这小小的地球上，有着67亿人的生命，而每个人只是67亿分之一，又能改变什么呢？”他说。
也许他什么都改变不了，除了他自己的内心；也许他可以改变很多，至少使人们有更多、更真切的帮助他人的意愿。
“中国2002年的捐助额是20亿。2006年是100亿。2008年是300亿，只占了我们GDP的0.075%。而美国是捐助几千亿美金，占GDP的2.75%。‘壹基金’不同于其它NGO的模式是：小的NGO愁钱从哪儿来，没钱；大的NGO愁钱花不出去，钱多但不知道怎么投；而‘壹基金’会将钱的进口和出口都做得很漂亮，以此吸收更多的钱进入进口，形成良性循环。”
李连杰相信，“每人每月一元”，这是长久的承诺与基础。“我们在慢慢形成中国公益事业的慈善模式。这将是一场公业，常年的长期捐助是稳定的，同时也形成全球一家的邻里责任感。这样我们对灾难中人们的爱才不是一时的、潮流的、发泄的、时过境迁的。我们的爱才会如同家人一样，是一辈子的守望。”他说，“我相信，无论科技多么发达，都无法计算我们每个人的心有多大，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都是从心开始的。我们能做的哪怕只有‘1’，和‘0’相比，已经是本质的改变。所以，我们就从‘1’开始。这也是‘壹基金’的理念。”
没有人生来就是领袖，领袖是那些能够通过关键节点的考验并且作出正确选择的人。李连杰站在汶川大地震的废墟上，用他的内心和他的力量告诉很多企业家什么叫做领袖。
在那些财富远超过他的人当中，在那些已经证明了比他更善于经营的人当中，他所赖以骄傲的是他的内心，以及对未来作出的坚定承诺。尽管不在他熟悉的电影的帝国，但是他拥有心灵里一片最广阔最强大的疆域。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送了他一本书，书的扉页上写着一句话：“君心本绝尘，明镜自高悬。”它出自《五灯会元》中的一首禅诗：“心本绝尘何用洗，身中无病岂求医。欲知是佛非身处，明镜高悬未照时。”我们觉得用它来形容当下的李连杰，再贴切不过。
*图片购自视觉中国@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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