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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G20领导人峰会第十一次会议在杭州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会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见中外记者,并介绍了本次峰会达成的共识和取得的主要成果:各方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决心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
众所周知,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G20成立,并一直将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作为最主要的议题之一。虽然,结构性矛盾和瓶颈以及增长方式落后等一系列问题拖慢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事实上,如果回顾从G20创立至今的详细历史,你会发现,中国曾经数次针对维护世界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关键性问题,提出过建设性的建议以及预见性的判断,且在该出资的时候也相当大方。可以说,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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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二十国集团以及历届峰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1999 年 G20 部长会议创建至今,中国发挥的领导作用可以用三个词描绘———谨慎的、积累的、合作型的。
8 月 27 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G20 研究中心联合负责人约翰·柯顿( John Kirton )做客第 103 期文汇讲堂「 G20 专场(下)」,深入剖析:从 G7 到 G20历次峰会中中国的角色,并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朱杰进进行了深入对话。
G7/8 与中国:从「 对手」到合伙人
回顾历史,G20 在很大程度上是 G7 历届峰会的后继者。G7 峰会始于 1975 年,是工业化、民主化国家最早的集合体,宗旨是推动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团结一致,倡导公开的民主、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当时的东西方正处于「冷战」,西方处在危机的边缘,由此 G7 应运而生。在之后的 1989 年,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向 G7 发出了类似的「投降书」,西方认为自己赢得了冷战的主动权,从G7 的第 12 届至 14 届会议,饱含强烈的庆祝气氛。
最早,中国被西方视为对手,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998 年,由于俄罗斯的加入,G7 变成了 G8 。在当年的伯明翰 G8 峰会上,成员国提出对中国的感谢。因为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实行了重要的金融政策,不仅稳定了亚洲受影响的国家,而且对整个西方世界来说,中国都是一个稳定、安全甚至是繁荣的重要基石。自此以后,中国不再是一个西方的「对手」,而是一个维护世界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合伙人。
自此,G7 和 G8 国家在每年的例会中都会邀请中国。至 2005 年,又邀请了后来被称为「发展中五国」的巴西、印度、墨西哥、中国和南非的领导人,所以是 G8+5 。 2007 年开始,全球治理机制越来越制度化,当年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峰会上开展了正式对话进程。2008 年日本北海道峰会时,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清楚地意识到,在解决「控制全球气温升高」等重大议题方面,中国发挥着无法忽视的作用,因此必须邀请中国,由此诞生了 G20 领导人峰会。
从亚洲金融危机至全球金融危机,G20 是因危机逼近而不断扩大并形成的机制。当时,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也无法应对,全球化更是加剧了危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而 G20 产生的作用就是「危机应对」。
第一阶段:1999-2009 危机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进一步思考,应该如何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局面?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受到影响时又该如何应对?
创立 G20 的初衷:保持全球金融稳定,让全球化服务于所有人。
一开始,G20 只是一个部长级的会议机制,即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论坛,包括 19 个国家和欧洲联盟。早在 1999 年德国主持会议时,时任加拿大财长的保罗·马丁和美国财长劳伦斯·萨姆斯就提议创立 G20 组织,开始思考应当邀请哪些国家参与。早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正是因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才阻止了危机的蔓延。各国领导人纷纷感谢中国。但中国在 1999 年受邀加入 G8 时提出,如无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参与,那还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正是最有力的证明。
G20 创立之时有两大初衷:第一,保证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第二,促使全球化惠及所有人,尤其是为底层人服务。第一方面做得不错;但第二点做得并不好。例如,今年 6 月英国脱欧公投,选择脱欧的人觉得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美国总统竞选中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脱颖而出,就是底层人民没有获得利益,才产生了孤立主义情绪。
因此,在杭州峰会上,各个大国应当继续维持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稳定性。世界需要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2001年的渥太华会议上出现了「平等化」,9.11 恐怖袭击使得美国需要他国。
在以往的 G20 部长会议上,中国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001 年,美国遭到恐袭,本应在印度召开的 G20 部长会议,也为了照顾美国无心远途而改在邻国加拿大渥太华举办。当时的加拿大财长提出:「假如我们取消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就等于宣布恐怖主义胜利。」因此,该届 G20 部长会议如期举行,不仅讨论了金融问题,也讨论了恐怖主义问题。从渥太华会议开始,所有的代表不论来自哪个国家,也不论代表何种利益,都能共同面对恐怖主义以及它所代表的各种恶势力,G20 会议从来没有展现过如此坚定的决心和意志。
同时,此次会议还讨论了恐怖主义资金的来源问题。当时的美国财政官员们自诩本国的金融体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完善的,但却完全不了解恐怖主义资金的来源——伊斯兰金融体系,美国还需寻求 G20 其他成员国的帮助,例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从这一层面看,G20 实现了一种平等化。在恐怖主义面前,各国都需要应对,从国际关系原理上讲,大小国具有「共同脆弱性」,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建立密切联系。
2009 年伦敦峰会上,中国实质性的金融出资推动了全球经济的恢复。
2005 年,中国在河北香河主持召开 G20 部长会议,提出了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议程。二战后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位于美国华盛顿,世界银行行长一直由美国人担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美国也一直保持重要的投票权,这就是美国所展现的霸权主义。中国提出扩大投票权,但遭到了美国的反对。纽约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2008 年 9 月,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突然倒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比此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得更快、更严重,这时的美国才意识到 G20 平台的真正价值。
2008 年 11 月 14-15 日,在华盛顿召开 G20 领导人第一次峰会,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各国领导人正式建立了 G20 领导人峰会机制,中国领导人首次受邀。这次峰会确立了抑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指导思想,中国在物质上、经济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9 年 4 月,在伦敦召开了 G20 领导人第二次峰会,二十国集团真正展现了他们的领导力。公开的公报显示,中国提出了 4 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成为最终的花费者。凯恩斯曾经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成为一个最终的贷款者,但中国在这个时候反而成为了最终的花费者,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
第二阶段:2009-2012预防危机
2009 年 9 月,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匹兹堡主持召开了 G20 第三次峰会。峰会发表了公报,宣布 4 月伦敦峰会采取的政策已经奏效了,并且决定 G20 峰会此后将成为加强其成员国之间国际经济合作的永久性领导人论坛。
2009 年匹兹堡峰会提出减少化石能源补贴,2010 年多伦多峰会控制欧债危机
2009 年美国匹兹堡峰会召开时,各国领导人也作出了相关决定,例如,从 2009 年开始的五年内,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补贴。因为 G20 的全球治理作用,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但美国仍然希望采取持续行动关注其它事务。
2010 年,发生了由希腊主权债务引发、波及意大利等国最后蔓延至整个欧洲的债务危机。同年 6 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了 G20 第四次峰会,通过调控,将危机管控在欧洲范围内。
2010 年首尔峰会进行了 IMF 投票权的实质改革
2010 年 11 月,韩国首尔举办 G20 第五次峰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明确地把发展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达成了「首尔发展共识」。同时,也提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具体改革。理论上来说,中国完全有能力获得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所放弃的投票权,但中国选择与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其他国家分享,这样可以很好地促进团结。毫无疑问,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1年戛纳峰会上,中国注资欧洲援助基金,结束欧洲金融危机
2011 年 11 月,法国戛纳举办 G20 第六次峰会,峰会第一天,希腊总理被解职,第二天,意大利总理被解职。G20 峰会采取了一项重要行动,就是建立了 IMF 旗下的大约 5000 亿欧元的「欧洲援助基金」,用以阻止其他国家的破产和违约。其中,中国和日本注资颇巨,而美国却分文未出。中国还购买了希腊的债劵。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可以说是因为其对欧洲援助基金的贡献所决定,中国再次向世界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第三阶段:2013-2016 全球引航
第三个阶段是全球的转型。2013 年,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在该时期影响至大。在当年圣彼得堡 G20 第八次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而另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非常重视气候环境变化问题。在 2014 年布里斯班举办的 G20 第九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就环境气候问题进行了相关演讲,发布了中美联合倡议的「能源合作原则」。会议还选举了中国担任 2016 年 G20 第十一次峰会的主办国。当时,同样位于亚洲地区的日本,是中国的头号竞争者。但最终确定由中国主办,这离不开中国对 G20 峰会的关注、重视与贡献。
在 2015 年土耳其安塔利亚 G20 第十次峰会上,中国大力支持峰会提出的「 3I 主题」(提炼为关键词「 包容、落实、投资」)。同时习近平主席也应邀介绍 2016 年峰会议程,受到与会的各国领袖一致赞同。该议程的范围非常广泛,甚至还提到世界各国都非常关心的反腐问题。随后的 12 月 1 日,习主席宣布了作为 G20 第十一次峰会主席国的明确主题和议题,其与历次主办国相比,非常详尽,且具有建设性意见。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对 G20 峰会高度重视。
Q&A
增加 G20 领导人会面次数,及时解决重大问题
朱杰进:G7 因为 1970 年代集中爆发的世界危机而诞生,它是怎样完成从危机催生机制向合作机制的转型?在后危机时代,G20 是否还能平等地进行全球治理?
约翰·柯顿:G20 有很多地方可以借鉴 G7。虽然 G20 也诞生于危机中,但在后危机时代仍继续需要,这和 G7 是相同的。另一方面,G20 在治理中还存在一些弱点,从2011 年开始,G20 不再每年举行两次峰会而仅举行一次,另一次还是 G7 峰会,这显然是放松警惕了。因此,G20 在预防危机方面不如危机应对方面从容。所以,在杭州峰会上,我们期待像气候、全球范围内的税收问题等重大话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讨论。若按照现在每年一次峰会的频率,那么,当年提出的问题还需等到第二年才能应对。因此,领导人之间会面次数的增加和深度的提高,包括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参与都非常重要。同时,我们还需进一步加快全球治理的进程,单纯依赖 G7 显然不够。
G7 或许可以改进,广邀世界各个组织参与
朱杰进:G7 和 G20 在当今全球治理中有各自的角色。从俄罗斯与 G7 共处历史来看,如果 G7 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强调共同的价值观,那么,在多数情况下反而容易产生分歧。怎样让 G7 有一些改变,使其与 G20 之间保持一种支持性的而非领导的角色?
约翰·柯顿:双方可以多邀请一些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参加,通过国际组织来体现合作和支持作用。例如,可以邀请联合国秘书长或者世界上各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参加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的领导人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曾被邀请过。
G20成员国的选择标准:和世界有重要关联
朱杰进:关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1980 年代提出,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是一个全方位的外交。中国在G20 中倡导的是一种多元多极的世界秩序,即如何在国情、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差异的基础上,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1999 年,G8 倡议召开 G20 时,选择20 国成员的标准是什么?
约翰·柯顿:世界上对于全球治理的需求非常之大,所以每个国家单独行动并不奏效,这就需要各个国家的联合。 G8 、G20 还有金砖国家在世界上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恐怖主义,比如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此外,金融市场的危机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 G20 建立之初,其实最先想建立的是 G33 ,因为很多国家都想加入。1999 年,我们选择了世界上比较重要的但也许是相对较小的国家,比如印尼。因为当时印尼的经济危机也在影响整个亚洲。因此,对于成员国的选择标准就是要和世界有重要联系,足以影响世界金融环境的系统性稳定。1999 年 4 月,在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会议上,G8 最终选择了 20 个国家。当时各国都有自己的选择,但基本上,每一份清单里都会有中国的名字。不管怎样,最后是保罗·马丁和劳伦斯·萨姆斯挑选了 G20 的成员国,并获得了一致认可。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什么样的国家对国际社会有系统性影响,标准各异,但有一条不变,即国家规模相对较大,且和他国有关联性,而不是简单的以地理位置论。此外,与他国的联系,特别是金融方面的连续性,包括信息和其他方面的流动性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G20可以向金砖国家学习,提高效率
朱杰进:G20 如何在代表性与有效性兼顾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全球治理的新安排,现在也存在较大的问题。不同国家的经济阶段、经济复苏情况和经济政策不一样,如何提高 G20 的有效性?
约翰·柯顿:如何发挥 G20 的作用? 首先,我认为还是要一年进行两次会议。目前,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基本上也是一年进行两次会面。而在整个联合国框架内,不仅 G20 成员国的领导人之间要会面,还要跟其它非 G20 成员国的领导人会面。其次,要像杭州峰会一样,踏踏实实地拿出一些方案。目前中国具有很强的全球意识,因此,在杭州峰会上,推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解决气候变化等议题的落实方案,是一次可以让 G20 重上轨道、恢复活力的机会。实际上,G20 的议题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参与合作总是需要的。在整个 G20 进一步机制化的过程中,还可以像金砖国家学习,金砖国家在机制化方面已有所作为。
落实 G20 共识,可建立全球网络推动问责
朱杰进:在 2008 年至 2009 年应对金融危机时,G20 是最有效的机制。此后,有效性成为 G20 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此次峰会计划发布一个杭州问责评估报告配合杭州行动计划。怎样推动践行杭州峰会达成的共识?
约翰·柯顿:2009 年,匹兹堡峰会的承诺是减少化石能源补贴,但关键还是需落实,例如可持续发展这些议题也需依靠具体的落实。土耳其峰会上,曾对有关承诺的落实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做法,也许我们可以在杭州提出第五个方面。此外,有些部长会议也是重要的落实平台。但是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制定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或建立一个全球的网络来推动问责。一些非政府层面的人士可以做些工作,或者让第三方进行一些独立、透明的问责和衡量,促使领导人把他们的诺言转化为行动。
小编:C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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