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研究中，何事最难？歷日也。研究历史，须臾离不开时间标尺。时不明则事不清。顾炎武《日知录》云：“自《春秋》以下记载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史家之常法也。”但凡带有历日叙事性质之铭文，实与“文以系时”编年体史家记事方式同，“时不二指”乃清晰表述历史事件最起码要求。那些认为铜铭历日“月相”非定点的谬说可休矣，尤其王国维先生的“月相四分说”在学术界荼毒太深，必须扬弃。
其次为诂字。诂，《说文》：“训故言也。从言，古声。”段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人，是之谓诂。”简言之，就是认字。认字易乎，易也。认字难乎，亦难也。君不见“司母戊鼎”之“司后”之争乎？或以为司，或以为后，歧说纷纭，至今乃不可定夺。中国国家博物馆受某些专家所惑改名称“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仍为“司母戊鼎”。
次之则为句读也。三字经云，“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此人人习诵，然古今句读有误处仍举不胜枚。知名者莫过于误认“受德”为商纣王名，盖源自《逸周书•克殷解》中尹逸所言被后人错误句读故也，至哲，方指误“德迷先成汤之明”应连读，而不是将“殷末孙受，德”连读。句读之误，古今皆有，尤其今人对古文隔膜更深，极易犯下此类错误。
商卣商尊出自庄白一号窖藏，又称微氏家族铜器窖藏。该窖藏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乡庄白村，1976年由当时村民发现，后经扶风县博物馆发掘清理得到青铜器103件。窖藏铜器种类较多，有编钟、编铃、鬲、簋、盘、方彝、爵、鼎、簠、豆、觥、斝、尊、罍、觚、觯等。其中有铭文的有74件，铭文最多的一件达284字的牆盘最为人瞩目。经过相关学者的研究，认为这批有铭铜器当中有50多件属于微史家族用器，记录了微氏四代人的事迹，其中又以牆盘叙述最详。
虽如此，但此批青铜器铭文中蕴含的历史信息远远未被发掘，就连一些有定论的成果也还值得商榷。西安谢子展女士曾撰文称，“出土40年了，但对这批东西的研究真的很差劲，不说其中关鍵文字未译出，就连东西是商是周都在争论，让鄙人看了不禁扼腕叹息！”哲对此亦深以为然。不过，仔细看了谢女士对商卣商尊的释读，哲认为其亦未得其精旨也，故撰文解诂求教于方家。
庄白一号窖藏出土有三个尊，其中二尊和二卣文字相同，文物考古专家命名为商尊商卣，哲以为非是。以彝从器主的原则，哲认为应该命名为庚姬尊、庚姬卣才对。不过为了行文方便，哲还是从旧以商尊商卣为说。哲将彝铭句读释文如下：
隹（唯）五月辰在丁亥，帝司，赏{上商下贝}庚姬贝卅朋，延丝廿孚。商邑用乍(作)文辟日丁宝尊彝。北（邶）子捋（录）。
句解：
隹（唯）五月辰在丁亥
左传曰，日月之会是为辰。日月之会亦称日月合朔。日月合朔必在阴历月初一的某个瞬间，故知金文中凡“辰在某干支”，概指朔日。铜铭凡言历日，尊天道也。五月，周正五月也。何能知是周月？周尚文，殷尚质。凡殷周铜器，铭长者多为周器，铭短者多为商器。或有人以“邲其三卣”旧说是帝辛时期器铭文亦长而驳，哲以为“邲其三卣”或为武王时期商人器。此三卣若为帝辛器，奈何前于此，后于此者，皆无见有长铭商器乎？商人长铭器观念遽变必在商周鼎革之际，受周人尚文之影响。
四祀邲其卣有“王曰：尊文珷帝乙，宜在邵大庭。”帝乙为文王岳父，周原甲骨卜辞表明，文王时就有祭祀帝丁、帝乙的传统。且武王、成王时常见有在成周洛邑殷祭的文献铜铭记载。因季历、文王先后与殷人联姻，文王既是文丁外孙，又为帝乙女婿，他与殷先王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当然可以祭祀殷先王。周人受天命指的是受殷上帝先王之命革纣，就是《召诰》所说的“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这实际上反映了周人革命的特殊性质。
故哲以为，“邲其三卣”铭中“王”指的是武王，二祀、四祀、六祀分别指武王二年、四年、六年。若此说成立，则武王在位年当有五年（以克商年为元祀算），与哲研究成果合。
商周文化虽一直互为影响，然遽变却在鼎革之际显然。刘勰《文心雕龙》铭箴篇说“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此乃武王克商前自勉之诫。克商后，在柬（管）地即付与右史利金，有利簋铭存世。嵩山祭天后，则有天亡簋(毛公聃季簋)记功。周武王元年则有周公“师旦鼎”长铭记事。可见周人尚文之用移植鼎铭是水到渠成之事，以长铭文刻鼎彝以通神灵盖自武王始，而武王母弟周公、聃季（毛叔郑）等皆能深味其旨。聃季（毛叔郑）为司空后，更是将此作为周人的先进制度而发扬。
班簋铭中，叔郑之子毛懿公告诫毛班云：东夷人“唯民亡造才（在）彝，昧天令，故亡。”造，走之告也，通教。廣雅：造、詣也。毛懿公认为是东夷人“无教在彝”，致使子孙不明天命天道，导致了亡国。这也间接表明周之前的商人并没有铭刻长文在彝器的习俗。可见毛氏先祖早就意识到鼎彝铭刻记功记事传训记诫之大功用，以通神灵，以传训子孙。
通观本铭，虽是商人作器，定其为武王时期盖无暇也，何况铭后又有“邶子录”族徽以佐证矣。武王灭商后，封殷纣王之子武庚为诸侯，统治原殷都（安阳）和附近地区（原殷畿分为三个部分：邶，河南安阳汤阴县；鄘，河南卫辉；卫，河南淇县）。武王对武庚并不放心，派弟管叔监卫，弟蔡叔监鄘，弟霍叔监邶，史称为三监。邶子录即武庚之表字也，与微子启称名同。
以《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定武王克商于西元前1050年2月10日，及查对张培瑜《史历朔日表》，则西元前1049年4月28日，即周武王元年（克商后次年）周正五月朔日丁亥正是该铜铭历日。
帝司
谢子展女士认为“帝是指帝辛，也就是商纣王。”此说非也。此帝乃周武王也，盖商人当时习称时王为帝，故以铭称。出土铜铭应公鼎铭：“应公作尊彝，醰{簟鼎}珷帝日丁，子子孙孙永宝。”应公作为武王之穆，称祖先神武王为珷帝，且揭示了武王日名为日丁这一史实，表明周人（至少是周初）也有称先王为帝，且亦有用日名的习俗。间接可佐证本铭之帝为周武王无疑，“日丁”盖指武王日名耳。
司，祀也。帝司，盖指周武王大祀。今文《武成》、古文《武成》、《逸周书世俘》皆言武王克商后的四月归于丰，在周庙中举办过大祀礼。据哲考证正是在西元前1050年周正四月丁未日，距本铭历日恰一周年矣。以商周时人观念看，此为周武王登大位后二祀矣，如必其二祀鼎所记。以后世史学家的观点看，则是周武王克商后元年事。故西周时“年、祀”纪年的概念稍有差别。《今本竹书纪年》是以周文王去世后次年为周武王元年，则直称武王在位十七年。而《逸周书》明堂篇则有武王在位六年的说法，盖以武王克商年始算。
赏{上商下贝}庚姬贝卅朋
铭文中{上商下贝}合文被谢子展女士直接隶读为商，认为“商就是帝辛的儿子武庚，武可能是他谥号，就象商纣王，死后谥号是纣。帝辛给儿子钱，不能算赐，所以用了个司字，司，就是作主，帝辛作主给庚姬贝。姬贝是什么？黄帝起于姬水，是姬姓祖宗，所以姬贝就是黄帝创立的贝币，沿用到商代。”这个说法有些民科了。
商文字虽说是承袭夏代文字，但其文字显然承袭的是夏代的俗文，而非雅文。以夏代文“莱山铭”观之，商汤灭夏后的三百年间，战乱不曾歇息，商王廷无心或无力文化传承，夏文化应该是有间歇中断的。至于武丁以后，商王廷卜龟求贞盛行，甲刻文字乃渐行。然甲刻文字是民家卜家承袭的文字，与夏代雅文有所差别。幸运的是夏人传下来的造字法不曾泯灭，故商代甲刻文字能自我发展。贞人以形声造字是主流，如铭中{上商下贝}合文，显然是以商为声符，贝为形符，会意为“赏”字。
庚姬者，乃大有来头。单以文字表征看，此应是武庚妃。武庚乃商纣王之子，初封当在商王畿内之庚（鄘）地。武王克商后，以庚父之丘封弟康叔封以侯殷遗民，而转封武庚于邶。故武庚原本封国在庚，以子为氏称，以庚为族称，武王克商后虽转封于邶，但称谓仍沿袭旧称。类似康叔封转封于卫，微子启转封于宋。
以先秦女性以夫家国名加娘家姓命名方式看，哲以为庚姬或为周武王之次女。世人周知，武王长女大姬嫁于陈胡公。以武王五十四岁去世，嫡长子成王方十三岁推断，姬诵前有两个及笄的姐姐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又本铭后有“作文辟日丁宝尊彝”，显然此铭是武庚为武王之女庚姬特制尊卣，表达了愿意臣服于周的忠心。存世同名器中有庚姬鬲，铭文：“庚姬乍弔（叔）娊尊鬲。其永寶用。”可推庚姬排行为仲，次其者尚有妹子叔娊。
存世铜铭中另有庚嬴鼎、庚嬴卣。哲反复对两器的历日作过推演，最终得出庚嬴鼎作于成王二十二祀，庚嬴卣作于周成王继位次年周正十月既望乙丑（西元前1043年11月01日）。（详见哲所撰“庚赢鼎历日揭示了周成王纪元的一个重大史实”一文）故哲推测，周武王克商后与武庚有过联姻行为，将次女嫁给了武庚，而为成王诵娶了武庚之女，庚嬴或为康王之母。
朋是西周贝币单位。王国维《说珏朋》云：“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二系一朋。”金文常记用贝作为赏赐，最高数额为百朋，只出现四次。周公东征方鼎中，周公旦赐聃季（毛叔郑）就有百朋之多。荆子鼎中，成王赐予荆子丽仅二朋，就被楚人视作荣耀而铭鼎。可作比较，武王赐次女庚姬三十朋，自也不少。
延丝廿孚
这个延字谢子展女士释读的很是正确，哲从之。旧说中，有学者将“延丝”释读为“徙兹”，这不对。甲骨金文中，“丝兹”二字虽属同源，但写法略有区别。《説文解字》：“絲，蠶所吐也。从二糸。”许慎释兹：艸木多益。此说显然不对。古有弇兹氏搓丝为绳，结丝成缕，寻丝头是常有之事，故造“丝”字上或下面有线头为“兹”字，引申义为此。本铭显然是丝字。孚字，谢子展女士释读为寽，认为是古代重量单位。哲以为不妥，铭文从爪从子。爪者，象人覆手之形。覆手也。子者，象小兒。謂覆手提起小兒也，会意。故孚者，提也。延，长也。此言庚姬受赐廿十提长丝。
商邑{上商下口}用乍（作）文辟日丁宝尊彝
谢子展女士认为“商就是商庚，这个商和前面的商写法不一样，书法讲究同一篇文章如遇相同字，则用二种不同写法以避免重复，这里是不是还有其它用意不清楚。”此说更是信口开河了。铭文{上商下口}显然又是个合文。同时期周代金文中常见“成周”，其中周的写法与此类似，亦是{上周下口}之合文。口，围也，邑也。此盖为成周邑、商邑之类的指称。
乍，作也。辟，制也，开也。许慎《说文》释：法也。此为引申义。文辟就是以文字规制。日丁，日名也。商人用日名的初衷是为尊者讳，原没有后世学者研究出来的那么复杂。后被商人用作先王庙号，也引进祭统。近世王国维考证后认为：“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哲以为此乃日名之用，是商人因祭祀先公先王对象日益渐多而俭省的归类统祭，而非日名原始。
考察商之先公先王之日名，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从上甲微开始，历报乙、报丙、报丁；再从主壬到主癸，很明显是表示商先公的顺序。商汤灭夏以后，夫人的身份得以提高，成为了王后，所以王后（太子妃）也加入了日名排序，如主癸妻妣甲，太子太乙（成汤）；天乙妻妣丙，太子大丁（未继位）；大丁妻妣戊，太子大甲。显然，商人日名是由人为排序的。
从纵向来说，商先公的日名是按照继承者的顺序排下来的。而商汤称王之后，商先王的父母子日名也是按顺序排下来的。至武丁时代多妇的情形下，则子日名接母日名之下。如武丁妃妇妌日名为妣戊，大子日名祖巳。武丁妃妇好日名为妣幸，大子日名祖庚（哲注：妇好或无子，以妇妌子祖庚为继子。亦或是妇好生子祖庚时，妇妌还在世。为王后始定日名则反而排在子后。）武丁另一妃日名为妣葵，大子日名祖甲。
从横向看，同母所生子，大子承绪母之日名后，弟等则承绪大子日名后。多子多妇后，则商人的日名在后人看起来就显得毫无规律可循，故汉人认为“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后世学者则又有庙号说、祭名说、死日说、卜选说、次序说、庙主分类说等等不同论断。哲以为靠谱点的就是次序说，天干本表次序也。
商人以日干制名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十天干循环往复，重名者是必然的。于是商人补救为在商先公先王前加修饰定语以区分。然日名并不限定于商王室专用，其他臣民也行日名，故商人在鼎彝中往往加刻族徽以别。
老子说，名可名，非恒名。是很有哲理的说法，故而周人摒弃日名而以谥号称先王先公，或以氏名以区分同姓各宗。将武王日名规制为“日丁”，大概是武王克商后归顺了周的商人（如微子启及其家族、武庚家族等商王室后裔）的一厢情愿，以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顺序排定来的，遵循的是商先公日名的命名规则。
北（邶）子捋(录)
哲最佩服的就是谢子展女士不从大流，将此铭族徽直接释读为“北录”，她认为商人的族徽就是表字，商代的表字不完全是字，半字半图，所以称表。这个说法很是新颖，给哲很大启发。事实上，这个族徽发现已经很久了，前辈先贤都进行过解读。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一书中,首释此图形文字为“析子孙”,被后辈学者沿用至今。近代王国维说:“余谓此乃一字,像大人抱子置诸几间之形。”郭沫若则首次提出“析子孙”是一个族徽。
自王国维和郭沫若二位巨擘提出上述定论，于后学者大体在二先生论断圈圈内打转。于省吾先生也认为“析子孙”是作为氏族子于床上,不外乎抚育幼稚之义是显而易见。此前丁山、郭沫若先生曾释此图形文字为“冀”。白川静先生说:“余意此即与子相同。”秦建明、张懋镕先生释“析子孙”为“子”,认为是商代子姓族徽。周永珍先生收集有“子孙”铭记的商周青铜器200余件,提出“析子孙”是一种吉祥语,即“子孙宝”的符号形式。也有学者认定是个“举”字。
哲以为，谢子展女士的释读方向是对的。只是她认为此族徽表象为采果子，进而推定表字为录的说法尚存不足。哲以为，此族徽是“邶子捋（录）”的合文。末一字象形为大人高举双手，哲以为是捋字。许慎《说文》释录为“刻木彔彔也”，挺难理解的。哲以为，捋果为录。选树上成熟果子摘取，则录有选意。说文：“庚位西方，象秋实万物庚庚有实也。”故武庚取捋（录）为表字。
商周文化是互为影响的，先周时代，周人盖无表字的说法，如周大王之子太伯、仲虞，是以名加排行为称。即如武王，后人也视“仲发”为其字称。又如“仲旄父”为聃季次子，因功派氏为毛，盖也是以名变氏称之例。
清华简《系年》载：“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录子耿。”哲以前曾撰文认为，录子耿非纣王子武庚，乃武庚之子也。武庚反叛被杀后，成王又立武庚之大子耿继殷祀，至成王十六年左右，成王“查厥反”，又派召伯平叛之，事见《大保簋》铭。命微子启于宋代殷后，盖为成王二十年定鼎洛邑之后事。武庚之后裔则以王父字录为氏，转封于六，后世称录伯。这种以音转为氏的做法，可参见周文王嫡子聃季之次子中旄父的得氏。
一个有趣的记载是，穆王时期的录伯冬簋铭中，周王甚至称录伯冬的先祖有大龚（功）于周室。不知是指商人将商纣王的天命移交给周，还是确实录伯冬的某位先祖为周室立过大功。以本铭并结合史实来看，文武周王与商王室确实有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文王母太妊、妻子太姒皆来自商王族，周武王和商纣王实为甥舅关系。
若本文考证得实，则表明武王克商后，这种姻亲关系还有更进一步的加强。周武王仲女嫁给了武庚，而成王的妻子则娶自武庚家族。故而周武王克商后竟然对微子启（这个商王室的叛徒，此为毛的评价）食言，而立武庚为殷后。武庚反叛被杀后，依然立武庚子王子耿为殷后，直到王子耿又叛，始立微子启于宋。这期间必定是间杂了复杂的姻亲关系。对于商人来说，去一独夫民贼商纣王，而换成商王室的外甥武王为帝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至于成王、康王，更是武庚族的女婿和外甥，也并非外族。
先周时代女性地位崇高是近现代人不可想象的。古代中国氏族里的男性，因一己之德业，可列土受氏，遂而尊母宗，后因禹传子，遂而尊妻宗。子因母贤，母因子贵。周室三母，赫赫有名。武丁三妇，卜辞也显见。商人的日名制是以母宗而分族的，以十日天干作别，子女之宗属随母而有日名。
哲以为，姓之分盖非上古即有，上古包括商代只有氏族（宗）的观念，至于周始引入姓的说法。后世认为商人子姓，实非也。商人实子氏，与东夷各氏族同属嬴姓。班昭《古今人表》就称文王是周氏，是周人自归姓于姬。
商人不分姓氏，实际是氏宗制度，周人区分姓氏，实际是分氏制度。在周人眼中，商人的分氏，只是分宗。而周人分封派氏，是氏宗一并分。“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也。”商人的子氏多宗联盟是个单一氏称的政治联盟，而周人用分氏不分姓的制度作为姬姓族扩张的手段。相较之下，周人的分封制度更优秀。
北子捋(录)。北，邶也，是武庚封国。子，本商王族氏称，后演化为商族中男人的美称。如微子、箕子、孔子、孟子等，类似周人美称男子为某父。捋(录)，为武庚表字也。本铭邶子捋(录)的族徽命名显示了归顺后的商人有向周文化靠拢的趋势。
毛家小子天哲草于浙江金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谨以此文献祭文武周王、太祖泽东及历代毛氏族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