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给读书人的最大奖赏 | 新京报2016年度好书致敬礼

昨天,2016新京报年度好书终极书单公布,同时举办了新京报2016年度好书致敬礼。


读书是给读书人的最大奖赏 | 新京报2016年度好书致敬礼_第1张图片


从2004年起,新京报年度好书致敬走过了十三年,如今回眸望去,虽然今日的阅读与写作生态已经完全不同,出版业也发生了巨变,但新京报书评周刊始终坚持“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的宗旨,希望在阅读中持守自我,回望传统,尊重多元,并继续在书香中寻找契合时代特质的精神家园。


一起来重温昨日致敬礼上的精彩与故事。



新京报社长戴自更:

这个不确定的时代

还有阅读这样确定而美好的事

读书是给读书人的最大奖赏 | 新京报2016年度好书致敬礼_第2张图片

各位学者,尊敬的各位来宾,出版界的朋友们,媒体同仁和亲爱的同学们,非常感谢你们出席2016《新京报》年度好书致敬礼。

每一年,我们以好书的名义在此相遇,为书,为阅读,也为了那些通过好书传递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在此,请允许我向每一位好书的作者、编者,以及它们的热爱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不久前,新京报刚刚度过13岁生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也是第13次举办年度好书致敬礼。在中国人的传统里,12代表一个轮回,那么第13年,则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开始。回望书评周刊过去的12年,本着“公共立场、独立精神、专业品格、现实情怀”的标准,在专业书评领域里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已经成为大众阅读的引领者,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但需要看到的是,所谓成绩,永远只是一个新的开始。2016年,对于新京报书评周刊来说,也是浴火重生的突围之年。

不久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这是1949年以来我们国家制定的第一个“全民阅读”规划。过去12年里,新京报书评周刊一直在努力推动阅读,希望通过阅读来提高国民素质,构建真善美的价值体系。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今日中国第一个全民阅读规划的生成,也有新京报书评周刊的推进之功。现在,在社会层面,读书的观念已经渐入人心,当务之急是要引领,要倡导,要为大众提供优质阅读的选择。

新京报2016年年度好书的致敬榜单,正是书评周刊在新的起步之际为此付出的努力。比如今年评出的年度个人史写作作品《温家宝地质笔记》,国家领导人与个人史两个看上去距离如此遥远的词语联系在了一起,让我们从中感受到非常清晰的时代发展气息。再比如年度艺术图书《杨先让文集》,把目光投向中国本土真正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在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潮流中,指明了所谓传统的真底蕴,真价值。在这里,我还愿意特别提及年度阅读推广人梁文道先生,他的视频节目《一千零一夜》,把读书这件事和两亿多观众联系在了一起,正是对“全民阅读”这个词语最好的注解。

去年此刻,我曾在这里提到新媒体时代的碎片化,提到书评周刊选书尺度上是不是有些曲高和寡,提到在好书越来越多的时代,如何让阅读为个人提供有力的支撑,这当然不是要打破书评周刊过去12年已经形成的专业传统,而是希望让我们新京报书评周刊,能够更好地融合于我们时代的阅读生活。

过去一年里,新京报书评周刊在纸媒和微信两个平台的发展,以及在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其他综合传播平台的发展,印证了我的判断,以注重文化价值和严肃阅读为主的书评周刊微信公号的粉丝和阅读,每天高居同业排行榜之首,一些文章单篇阅读量超过百万,这很好的证明了严肃阅读的价值,全民阅读已不仅仅是国家的规划和口号,更是每一个爱书的公民发自内心的需求。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好书评周刊公号,为国人的读书生活,提供更专业更贴心的选择。

一百年前的1月9日,蔡元培先生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开启了北大的一个新时代。我想,“抱定宗旨”,也是我们新京报和新京报书评周刊一如既往的立场。

阅读和出版好书,是逆时间而行的修为。最后,让我们再次致敬好书,致敬作者,致敬编辑,致敬设计师,致敬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还有阅读这样确定而美好的事。

谢谢大家。


梁文道:

读书就是给读书人的最大奖赏


读书是给读书人的最大奖赏 | 新京报2016年度好书致敬礼_第3张图片



致敬礼现场,颁发“新京报2016年度致敬阅读推广人”的奖项时,气氛显得热络了起来,几乎所有观众都举起了手机在拍照。——这个奖项,颁奖人是白岩松,领奖人是梁文道。


但即便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明星”,这个奖项,台上的对话,都仍然是属于读书人的。梁文道说:


我从来没有想到,只不过是介绍一些书而已,居然也能得奖。读书该拿奖吗?在我看来,读书就是给读书人的最大奖赏。

从初中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我从来都排在班上倒数三名的范围,但是我喜欢读书,只是不喜欢上学,于是我当时面对很严重的问题,可能上不了大学,但我并不担心上大学,因为我当时见识太浅薄,认为上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时间看书。

有一年我高中的暑假去香港的写字楼打工,在办公室负责贴信封,贴邮票,传送文件去别的公司或工厂。那是一个办公室工作之中最底层的工作,但我当时干得很愉快,因为那个工作让我有大量时间看书。当时我想,如果有这样一份工作让我继续做下去就好了。

我曾经参加一个新书发布会,主办方请了四个人来跟作者对谈新书,邀请记者过来,在香港书展旁边一个小房间。结果那天来了六个人,就是作者、编辑加上我共四个,还有那个记者,台下就一张椅子。这种场面我们都太习惯了,我们印制1000本诗集之后,有500本送出去,诗人之间彼此交换名片用的,另外500本放在床底下。我见过一些老人去世之后满家的书,儿子都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把他爸爸一辈子写的东西全部丢了垃圾堆。我也见过香港那些老托派革命者,他们晚年因为眼睛不好,用斗大的毛笔字写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他带着当年托派的热情,认为怎么样走下去才是解放人类最佳的光明大道,写写写,写到稿子堆到那么高,一页页堆起来。当时他死了,也是没人要,我们就帮忙去收。

到后来我们出版杂志已经不再用一本一本印出来,干脆看有谁要新出版的诗刊,在自己家里影印出来,自己钉,最新一本诗刊30元,都这么做。我完全以为图书推广阅读就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忽然之间发现读书居然还能够有奖,有记者采访,有闪光灯给你拍照,有电视台给你做节目。

我上世纪80年代写书评,但没想到做读书节目上亿人看,这对我来说是没有概念的。今天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很成功,这叫成功吗?我心目中所谓的读书,读书给我的快乐,是几十年前那个六个人在场的小说发布会,印1000本诗集500本床下500本送人,把老前辈那些所有被淹没的底稿收藏回来放到家里,使得家里像垃圾一样,这是读书人的生活,但它充满乐趣。将来有一天我的节目《一千零一夜》办不下去,没有人想看我的东西,我完全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回到那个状态,因为能阅读就是最大的奖赏,我想不到更好的奖赏。


白岩松

没有精神的安全网做护佑,楼盖得越高越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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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人白岩松老师的发言则延续了自己开阔的视野与内心责任感:


这几年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是扶贫攻坚,这是物质层面;在我看来另一个扶贫攻坚,是精神层面的,就是推广阅读。物质层面的贫困者是这个国家的少数,连1/10都不到;从精神贫困来说,这个国家的贫困者是多数,而且是不是在增长,我还不敢去做出判断,人均4.58本的阅读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认为,物质的扶贫就可以解决一切的话就错了。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又一个惊人的数字出现了,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第一次超过70万亿,但是我的担忧与日俱增,因为如果没有精神的安全网去做护佑的话,楼盖得越高是越危险的。一个人均阅读量4.58本的国家还能支撑这个楼多高?我认为这才是推广阅读的核心意义所在。所以,我认为国家两场扶贫攻坚都该打,前者该完成,物质层面的贫困者相信在几年时间一定会解决,但精神层面的贫困者如何不扩大就已经是非常有功德的事情了。



徐冰:

一生中能有偏爱自己的老师是很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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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让文集》当选“年度致敬艺术类”好书。颁奖嘉宾是国际知名艺术家徐冰先生,也是杨先让先生的学生。徐冰先生在现场深情回忆了自己进入中央美院后,在杨老师关照下的成长岁月:


描述杨先让老师很难。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人,一个对学生好得没边儿的人。我体会最深的,是作为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能有偏爱他的老师,在背后给予他关照,这是很幸福的事。

我很幸运,一直在杨老师的关照和教导下学习艺术。我后来的成长、思想、木刻技法,以及对学生的培养,很多都来自杨老师当时在我身体里埋下的种子。我的艺术之所以受到西方的关注,是因为我的艺术中有西方当代艺术没有的东西,而这来自杨老师这样的先生对我的影响。



阎克文

我几乎就是“韦伯的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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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致敬社科类”好书颁给了《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这本书的译者阎克文多年来专事韦伯著作的译介,他说,自己几乎就是“韦伯的打工仔”。


我的亲友当中甚至有人叫我韦仔——韦伯的打工仔。当然,这个说法很不严肃。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阅读韦伯的《新旧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读完之后觉得有一种史无前例的感觉。我自己最大的益处是,韦伯这个人不是意识形态专家,他不是纯思辨的理论专家,也不是教条专家,他是个问题专家。不管他是学术还是政治问题,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问题,也不管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的问题,他总是把眼珠子盯着那个问题分析、论证、思考,这和很多思想大师不同的地方。他的方法论与许多人不同,有多元因果的手段,启发性特别强大。


赵园:

一本书告慰遭遇厄运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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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


今年致敬的国故类好书,是《陈梦家著作论文集》,2016年是陈梦家先生在文革中罹难50周年。颁奖人赵园老师,是上一年度国故类好书《家人父子》的作者,谈及陈梦家先生,赵园老师也很动情:


去年我在这儿领奖,今年我在这儿颁奖,但我获奖的学术作品和今天所要致敬的这个学术作品无论功力还是贡献都是不能相比的。陈梦家先生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我在同一个单位,是前辈学者,他的厄运始于1957年,1966年遭受了致命的一击,在他辞世50周年之际,这本书的出版非常重要,我相信它一定能够告慰陈梦家先生的在天之灵。



俞国林:

致敬的是那一代逝去的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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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赵园、李碧玉、俞国林



年度致敬国故类好书上台领奖的是《陈梦家学术论文集》的两位编辑,中华书局的俞国林和李碧玉。


我们在致敬陈梦家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致敬陈梦家,陈梦家逝世50周年,我们致敬的是那一代逝去的亡灵,那一代死去的人太多了。15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包括后面我们要继续做,希望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时,陈梦家全集可以出版,陈梦家前面55年的生命成为历史,后面55周年中华书局给他延续。


俞国林在现场朗诵了自己仿照新月诗体所做的一首祭文,寄托“对那一代逝去的亡灵的哀思”:


拨去历史之盘扣,五十年漫长守候,梦或无梦游于华胥之国,嗜或无嗜欲于是非之后。蓦然回首,挥不却翩翩之衣袖,三座门前,曾经淡绿色月光,勾连起诗人生与死间之彷徨,幻作一缕青烟飘赴何方,魂兮魄兮,归來兮,呜呼尚飨。


向继东:

可以只唯真理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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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致敬教育类好书,是舒新城先生的《我和教育》。作为领奖人登台的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策划、不夜灯工作室主编向继东,这本书正是来自他三十年前年在图书馆复印下来的材料,但直到最近,才终于得到机会将其出版。他说:


舒新城先生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所谓不幸的,没有课题费、没有经费,条件非常艰苦;但他又是幸运的,那个年代,他做研究全凭个人的兴趣,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谁要指使他按照他们要的那一套去做,可以只唯真理,我行我素。那时他在国共两党高层都有很多朋友,两边朋友都劝他加入他们的党,但他都拒绝了。他在回忆录中说,他只想做自己,保持了自立独立的人格。


蔡皋:

传统是活的,来自我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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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致敬儿童类好书,获奖者是中国原创绘本《月亮粑粑》和它的作者蔡皋老师。她执如月般的初心、真心和童心画了60年。前来领奖的蔡皋老师说:


坚持儿童绘本要用中国画,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喜欢西洋画,喜欢印象派、表现主义,但后来我越来越喜欢传统。我看到更古老的汉画也色彩斑斓,一个很平的颜色,那种厚重感像是用油画语言重重叠叠才能体现。我刨根究底时一定会问到传统,传统是种活的东西,是来自我血液的东西,它深入到我们的习惯,沉淀于我们深层的审美心理。这是我的自然。


为什么要和我的自然对抗呢?我喜欢中国,感谢养育我的这块土地,我从未脱离传统,我是中国人。但愿所有中国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以最自由的方式,向传统表达自己的敬意或爱意。


丁亮

听到长臂猿的啼声我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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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类好书是好书评选中唯一一个更靠近自然科学的门类,获奖好书为《纳博科夫的蝴蝶》,领奖人丁亮是这本书的译者。在现场,他讲述了自己与纳博科夫的“缘分”,也饱含热情地和大家分享了他对博物的理解与期待。


去年6月底,我带着几个北大附中的高中生去到云南高黎贡山进行博物考察活动,李白有一首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讲的实际是中国现在很濒危的物种长臂猿,它有一种习性叫“朝辞白帝彩云间”,这种长臂猿在清晨时种群之间是会鸣唱的,这种鸣唱很震撼。中国其实是长臂猿起源、演化的中心,但是现在长江流域的长臂猿都被我们捕杀殆尽,只在云南、缅甸交界的地方还有一些种群的残存。我带着这些孩子去找这些长臂猿,到高黎贡山一个保护区,这个保护区只有一家长臂猿,一共五只还生活着,其他全部灭绝了。


当时我们带着孩子去找长臂猿唯一一家生活的地方,我们一路追踪,但当我们真正找到、看到这些长臂猿,那实际是很悲怆的局面,它叫得很洪亮,满山回响,实际在寻找他的同伴,确定社会关系,但已经没有了。当时孩子们包括我都听着热泪盈眶。所以,博物是很值得我们媒体和社会关注和推广的东西。


空缺,出人意料的关键词


空缺,是新京报2016年度好书致敬礼上最出人意料的关键词。


按惯例,会在12个门类中选出一本当年的“年度之书”,然而,身处多元时代,读者的阅读品位日益多元化,出版的数量和规模逐年扩大,要选出一本既有品质和态度,又能反映全年的阅读趋势,且引发广泛讨论,甚至深刻影响人们阅读和生活方式的书籍,在今年显得十分困难,“2016年度之书”空缺。


是的,这绝不是说今年没有足够好的书,而是在透露一种更多元的可能。


本文整理自2016新京报年度好书致敬礼现场内容

整理:书评周刊编辑部

摄影: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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