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禁不止的论文造假，是惩罚力度不够吗？
这些年来备受争议的学术造假、抄袭，在近段时间107篇医学论文被撤销的信息公布后，再次以强劲的舆论势头冲击着中国科学界。宣布撤销的是施普林格出版社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起因是同行评议造假，而作者都来自中国，涉及约125家机构和524名医生。
实际上，中国医生的论文因造假被撤销已不是第一次被公布。他们何以就成了医学论文造假的重灾区？频繁突破学术伦理道德底线，只是惩罚力度不够吗？
新京报书评周刊“十问”栏目一直在寻找我们时代的真诚学者，请他们在十组对话中同我们的迷思相遇。第10期对话学者王小凡，他是享誉世界科学界的癌症生物学家，现执教于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研究成果刊登在《细胞》《自然》《科学》等杂志，近年来致力于建言中国医疗卫生评价体系改革。
我们联系到王小凡先生时，他正在芝加哥参加《生物化学杂志》的编委评审会。根据多年来的研究和编辑经验，以及对中国医生群体的长期关注，他并不同意医生冒险造假只是惩罚力度不够，责任也非由出版杂志承担，更值得关注的是以论文和课题、而非服务病人质量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他们的基本工作是服务病人，需要的是追求医务水平和医学知识更新，但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他们为了应对考核和谋求晋升往往铤而走险，突破学术伦理道德的底线。
“说他们冤枉也冤枉，但做了就没有同情你了。”在王小凡先生看来，不是说医生就完全不做研究，比如可以做转化医学和临床医学，但中国医生却罕见地从事着基础医学研究，既影响了中国科学界的声誉，更影响到了服务病人的基本工作。
对话学者：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
Donald and Elizabeth Cooke讲席教授
王小凡
新京报书评周刊“十问”第10期
栏目主持：新京报记者 罗东
对话时间：2017年4月25日
从院校合并谈起
用论文评价医生是合理的吗？
《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杂志封面。
新京报：施普林格出版社宣布撤掉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2012年以来发表的107篇医学论文，起因都是同行评议造假，而作者都来自中国，涉及约125家机构和524名医生。实际上，近些年中国医生的论文因造假被撤销已不是第一次被公布。消息出来后，学术伦理道德和诚信问题成了人们的焦点，但前提问题是，中国医生何以是医学论文造假的重灾区？
王小凡：在美国，大部分医生都是不做科研的，晋升是依据对病人的服务来决定。他们都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同时也有一些能做科研的，但做的是转化医学或临床医学研究，比如跟踪治疗过程观测某个疾病的发展及治疗效果，而临床医学研究，是西药创制上重要的一环，这些临床实验是需要医生来主持的——基础生命科学家不能做，因为不看病，也就不知道病人的反应怎样。
但在目前的中国，医生这一职业却变成了特殊现象。由于人社部的规定，很多三甲和附属医院都是按大学评教授的方式进行管理，在卫计委基本没有影响的情况下，从医院院长的角度讲也是最简单的管理方式。的确，评价医疗服务成果相对复杂，所以都追求简单化，最好是能直接依据论文和课题基金算分。
新京报：从近些年被撤销医学论文的作者工作单位来看，其中确有不少是大学附属医院。
王小凡：或许院校合并是一个起始点，医科大学变成了其它大学的附属，医院也变成了大学的附属医院。原来的许多医务属性都被扔掉了，到了教育系统以后，接受一整套教授晋升的制度，根据论文和基金进行考核。
附属医院的医生被列入到这一考核系列，卫计委慢慢失去了影响。中国的行业评估机制，常常是人社部决定的。而人社部一旦决定，卫计委是不能影响的，跟教育部又有脱节，现在的结果是按教师的管理机制进行管理。
Springer出版集团在2015年撤稿64篇，论文作者均来自中国。
新京报：按评价大学教师的制度来评价医生的工作，使医生丢掉了他们的医务属性，怎样理解你提到的医务属性？
王小凡：评价和考核在非研究型医院工作的医生，都不该以科研作为取向。如果医生确实是对科研有兴趣，在做好病人服务的同时可以做一些转化医学或临床医学研究，但不是基础性的科学研究。
我问过一些国内医院，是否可以不以论文、基金数量作为评价标准。回答是如果用别的评价方式要更复杂的评估体系 。比如来了10个实习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只能留下3个，怎么办？谁有文章、谁有基金就留谁，这样的硬指标最简单，也最易操作，而其它都变成了软指标，特别是看病效果到底怎样、怎样评价其医疗服务。
医学知识更新
“该学的地方，没有要求他们”
新京报：回看这些年，不管是实验数据造假，还是同行评议的信息造假，所有突破学术伦理道德底线的做法都很难得到同情，在人们看来，“你造假就是造假了”。从背后的医生评价制度寻找更普遍的理由，是否是一种“借口”？
王小凡：作为医生谁不想在职业生涯往上走？各行各业都一样，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没有考核的压力和晋升的欲望，我相信许多人是不会跨过这一道学术伦理道德底线的。
大概是在2012年，有位中国教授在美国作为一个学术杂志的主编，给我送来短信说收到一个稿件，研究工作做得非常好，同行评议也很好，但刊发后却收到一封信说写信人才是原作者。事实是原文2008年已刊在很好的杂志上，他们基本上是全盘抄袭，只是换了作者署名。
这件事对中国科学影响非常不好，耸人听闻。卫生部领导打电话到山西医科大要求严肃处理，结果两位作者的导师根本不知道抄袭。然而，这两个人是变异反应科很好的年轻医生，年纪轻轻的，但面临提升和能不能留下来的问题。他们说根本不知道情况，是论文公司说可以付钱帮忙。
毋庸置疑，他们确实不该这样做，但也是不得已。为什么两个很好的医生，非要做基础生命科学研究，而不是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评价指标是论文和课题，而不是病人服务质量，这样的问题不从根源上解决，类似事情可能越来越多。
在近期电视剧《外科风云》中，医生常常为了职称晋升而造假论文。主人公陆晨被塑造成一个曦特立独行的医生，对论文造假深恶痛绝。
新京报：规模较大点的医院，在其介绍栏下往往都会列出所统计的论文和课题情况，展示医学科研水平；向人们传达的是，科研成果使医生保持在医学前沿，发表包括基础医学研究在内的论文，是医疗水平的证明。但科研和医疗水平是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刊发论文是医生更新医学知识的一种主要方式吗？
王小凡：美国的医生，根据不同的specialist（科），比如骨科、放射科、外科，都有隔三年或五年一次的专业强化，通过测试逼迫已经拿了执照的医生一定更新知识。科学发展这么快，新的治疗方式出来了，或者过去的一些治疗方式对病人有害，都要很快地把新知识传播到所有相关医生。这套制度是告诉医生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知识，但目前中国还没有这样做。
比如说，肿瘤治疗现在已发展到很新的阶段了，但一些医生并没跟上现在的形势。我上大学前在工厂呆了8年，有个发小一直做工人，我2012年回工厂又和他建立了联系。他在去年三月给我送来短信说“救救我，我得了肺癌。”我说赶紧把材料转过来，看了后很震惊，他在一月就有问题，为什么到了三月才告诉我，而且他的肿瘤还发展这么快。
这其中有他家人对他病情的瞒，但最重要的是，他已有一个基因突变，已有针对性的靶向药，怎么还要用普通的化疗的药？肿瘤在继续长，化疗对他没有用。我回中国的时候，刚好帮他找了药，吃了后，肿瘤马上就有了反应。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遗憾的是他的病毕竟已经很晚，到五月底就去世了。
我们的医生，不是说不负责，也许真是他们的知识更新不够。该学的地方，没有要求他们，我也给卫计委提建议。深化改革都到了深水区，这些都该一起面对，不该要求的拿掉，该要求的都应有。
论文产业化
明目张胆的“论文制造”
新京报：在刚才讲的故事中，你提到了论文产业公司，从历次被公布的撤稿事件来看，背后往往都有它们在制造论文。据你熟悉的情况，单就医学领域而言，这些论文产业公司现在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状态？
王小凡：这是一支诈骗性的产业链，都公开找上门来诈骗，等于是帮你编造文章。我去年见了基金委领导，他们说查清楚了一大批造假论文的来源，知道是有一个大的产业链，最早是上海的一个博士后发现了市场需求，刚开始只是润色文字，到了后来什么都可以弄。比如你是做食道癌研究的，他就帮你分析食道癌方面的大数据，然后挑一个基因的变化，写成文章，付给他十万块就刊发了。
这类属于白领犯罪，国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监管。从监管和检查上来讲，美国也在不断更新，不断对付出来的新情况。我们国家最近的短信诈骗，死了人后才重视。现在的论文造假问题已非常严重，90%以上都是专业公司在做公开诈骗，但基金委说跟公安部交流，公安说他们不专业也管不了，最后就没有人管。我现在都经常收到这些诈骗email，太明目张胆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很不好。
新京报：杂志和出版商在评审来稿的过程中并未识别出制造的或造假的论文，是否意味着他们也承担责任？
王小凡：出版商有一定的责任，但也很难真正起很大的作用。确实，许多国外出版商都知道中国有这么多医生需要发文章，具有巨大的需求。要它把关，真的很难。我也做编辑，雇了人查数据有没有问题，所有接收的文章都要经过数据审查，在出版前防止问题，不要发了后撤稿，这是有名望的杂志的情况。
过去办杂志很难，图书馆订才能赚钱，现在有了互联网，是开放索取，作者花钱杂志就提供一个平台，但做不到足够的审查。大的出版公司只要某个新杂志能赚钱就收购。他们或许知道有猫腻，但确实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地查。
《科学政策与同行评议：中美科学制度与政策比较研究》
作者：龚旭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
新京报：按常理说，同行评审是杂志初审通过后，将论文送审到同行，由熟悉所涉领域的科学家或学者作出专业评议。作者并不参与这一过程，但又是怎样实现造假的？
王小凡：这些低层次的杂志，在向同行送审的时候，许多同行都不理。按理说，同行评审工作没有报酬，是科学家的一个责任，自己的文章也让别人审，但这些杂志的同行评审送出去后往往就没有回音，评审工作没法进行。所以他们就要求作者提供可以帮助审核的人，作者或中介公司于是就钻了空造假。
我们杂志与作者通讯一般都是edu或org结尾的正式邮箱，基本不和hotmail或gmail等结尾的个人商业型邮箱联系，因为靠不住，不知对方身份的真假。不同商业邮箱打交道，就不容易出这种事。这些声望不太好的杂志让作者提供同行评审的名单和邮箱，但这些评审人邮箱，可能都是中介公司或作者随意注册而编造出来的。
造假惩罚
“说他们冤枉也冤枉，
但做了就没有同情你了”
新京报：学术造假是医生个人的选择，但站在背后的，却是以论文为导向的医生评价制度，也影响了更根本的“服务病人”这一职责。从你所致力的研究和编辑经验来看，如果他们没有了晋升的需求是否就一定会遵守学术规则？
王小凡：把对绝大部分医生评估的论文需求拿掉，也要整治中间提供造假的公司。这种需求都是有风险的，如果你在学校当教授论文造了假。出了事，查清了，在整个领域名望扫地，但也不太可能把人的行为监测到100%程度，个别人做了会被抓住。
我在杂志做编辑，也处理过好几个人，当然都是美国人。有人举报后，我们都要查，确认后撤稿，把决定送到工作单位，作者造假的代价蛮大。但在中国医生，一点不惩罚也是不行，但是他的需求那么大，解决得了吗？我也挺同情他们。当然了，他们如果突破了底线，大家也不同情。
“论文产业化”广涉各个学科。
新京报：但我们现在看到，大众呼声最高的是造假代价太低，惩罚力度不够。你或许也有听闻，学术造假、抄袭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存在，甚至有时可能更严重。这样的呼声确有其现实依据，学术造假激起了人们对社会诚信水平的担忧，而一些占据科研院所重要位置的科研管理者并未因此受惩罚，也引起了他们的愤慨。
王小凡：光靠罚是不行的，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他们追求在职业生涯往上走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怎么走上去？如果都是用论文来评价，所创造的环境就逼得所有医生写论文。我以前也说，罚是要有，对造假作者停职或停止基金申请三年五年七年都有，但光从这头堵不住。
当然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诚信程度还未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比如说即便制定了政策要求，医生需要定期培训更新知识，有的人也可能搞个代考，但我们毕竟要逐渐往前走。我承认，完全杜绝学术造假不可能，美国也有。但我们是集中到一个专业群体在造假，我相信做基础科学研究的有学术不端的，但比例会很小，可是大家是把所有发文章的都看成科学家。
如果把我们制度政策造成这一现象的根子刨掉，大部分医生不需要为了发论文整天折腾自己，甚至是跨了道德底线，而是回归初心，忠实于病人服务并以此作为晋升标准。说他们冤枉也冤枉，但越过了底线就没有人同情你了。
本文系独家原创；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编辑：阿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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