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街头的流浪儿童，靠吃胶水过活，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下篇）
作者介绍
齐林，自由摄影师。2010因工作被派往肯尼亚常驻。在非洲工作之余，曾在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国家地理，摄影之友等平台上发表摄影作品，曾获国际影艺联盟绶带奖。之后想专注于用影像记录非洲，辞职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前往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求学，后在西班牙参加战地摄影师培训。2016年开启有关非洲的摄影项目，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基金、入选第二十九届埃迪亚当斯工作坊。2017年，结合个人在非洲的经历和摄影技巧，出版摄影类书籍《行摄非洲》。
杜风彦，摄影、武术、旅行爱好者，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会员，中国武术协会会员，八卦掌第六代传人。在2011年放弃高薪职位，决定以骑行的方式穿越亚非大陆。从南宁出发一直骑到南非好望角，历时2年2个月的时间，途经亚非22国，总里程约3.5万公里。2016年和摄影师齐林成立团队“杜齐眼”，专注于非洲纪实影像项目，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想更多了解齐、杜二人的朋友，可以移步至他们的微信公众号“杜齐眼”（ID：ycgker）——用镜头传递一个真实的非洲。
PS：本文是一篇演讲稿，由于全文过长，为阅读效果考虑，小布将整片文章一分为二，这是下篇。
前景提要：“肯尼亚街头流浪儿童”是“杜齐眼”组合在非洲的纪实影像项目之一，追踪了一群生活在肯尼亚内罗毕的流浪儿童，他们没有家也没有亲人在身边，经常吃睡都在垃圾堆，生存得很艰难，大部分人会吸食一种工业胶水来麻痹神经，以抵御饥寒。上篇中讲述了13岁的Briant的故事，这个男孩自己都吃不饱饭却养着几只流浪狗，只在特别冷或者特别饿的情况下才会吸食胶水，遭受过很多身体和精神上的暴力行为，依赖胶水带给他的心灵上的慰藉。上篇在这里
走近肯尼亚街头的胶水儿童，他们过着怎样的人生？（上篇）。
下篇将为大家带来Chris和Peter的故事。
这帮流浪儿童经常睡在垃圾场，夜里靠燃烧垃圾取暖
希望与失望
这群流浪的孩子们中，Chris的英语最好，他会用好几国语言打招呼，英语、法语、荷兰语、日语、中文等，这些都是当年他在上学的时候，学校的志愿者教给他的，后来他父亲在一次火灾中丧生，他母亲的腰也扭伤，无法工作，他无钱上学，就来到了街上。
他说他曾经被很多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救助，在一些学校进进出出很多次。他是孩子们中的明星，因为他曾经上过CBBC（英国广播公司儿童频道）的节目，那时的他，还朝气蓬勃。
Chris对生活抗争得很厉害，所以受伤也最重，他经常会吸得很high，我们根本无法跟他进行正常交流。
吸食胶水的流浪儿童
他肚子上有一个十字疤痕，他说这是他的纹身。这个纹身是他请求一个大孩子用铁片给他划的疤痕，他觉得有了这个十字架，上帝会保佑他。周日的时候，他很想去祈祷，但他进不去教堂，因为门卫嫌他穿得脏，但他仍然特别坚信上帝会保佑他。
得知我从中国来之后，他向我打听一个香港的志愿者，问我认不认识她。因为那个志愿者曾经答应他会把他接走，离开这个地方。
我说中国很大，你知道她的名字吗？他在自己的胳膊上写下一串英文名字，我表示那不是中文，他却特别肯定地认为那个就是中文名字，而且很坚定地认为那个志愿者会回来，他说他接到了信息，志愿者很快就会过来接他走。
为了证实，他借我的手机登陆了他的facebook，给我看那个志愿者的照片，并用我的手机发了信息，“hi，I miss you ，when you will come to pick me?”在他发信息的时候，我看到，他原来的聊天记录中有很多类似的信息，他发这些信息给他认识的所有志愿者。这些志愿者都记得他，而且给了他回复，他们表示也非常想他，说会再找机会过来看他。
睡梦中的流浪儿童
就在上月末，他在街头流浪的时候因为中毒住院，在小诊所手术后肾脏感染，最终不治身亡，Chris的十字架纹身没能保护他，那些志愿者他也最终没能等到。
近些年，我们去非洲的志愿者越来越多。我想告诉大家，有些时候，我们办不到的事情，不要作过多的承诺。对我们来说，可能那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但对他们来讲，却是一个希望。希望我们在作出承诺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失望。
梦想和快乐
这帮孩子虽然生活很艰苦，但生命力却非常顽强，他们每天都非常乐观地活着，心态也非常好。Peter是这帮孩子的大厨，他每天负责做饭，孩子们也最喜欢他做的饭。早晨在垃圾桶捡东西的时候，Peter会停留在垃圾桶旁边，看餐馆电视上播放的欧洲杯，为自己喜欢的足球队加油。偶尔垃圾堆能捡到一个破旧的玩具，他都能快乐地玩上几天。
在市场，Peter会热情地微笑，跟所有的摊主打招呼，有时候会帮忙收拾一下垃圾，整理一下店铺，不要求任何回报。
碰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也会上前帮助，在路上，他会帮人停车，帮人跑腿送东西，在垃圾堆帮人找东西。这些，即使没有回报，他都没有任何怨言。
相处久了，我们也开始变的熟悉，孩子们看出来我并不富裕，所以他们从来不跟我要钱，甚至连拍摄时提供的早餐和午餐，也开始为我考虑。因为孩子们经常没饭吃，而且吃的不卫生，所以我们每天请他们吃饭，前提是他们不能吸胶水，第一天，来了18个孩子，第二天，我付了35个孩子的餐费，虽然每个人餐费也就三五元，但我也感受到了压力。
后来我只能表示提供我所拍摄的这帮孩子的午餐，他们有12个人，列了个名单给我，我每天会多留出三五个名额，但仍然不够。孩子们多的时候，Peter和其他孩子就把自己的食物分享给那些没饭的孩子，保证所有孩子都能吃到。
十天后，他们好像也看到我的窘迫。有天，几个孩子们争吵了很长时间，最终Peter走到我跟前对跟我说，他们不需要吃那么好的食物，只要吃饱就行，早餐和午餐我不用再给他们买50先令的，30先令或者20先令就可以了，甚至，10先令来一杯茶也可以。
垃圾场是他们玩乐的“好地方”
我刚开始拍摄他们的时候，贫民窟的不少人把他们描述得非常可怕，第一次拍摄，我朋友派了当地的小青年保护我。接触后我发现，这帮孩子们完全不是他们想象地那样，并没有任何威胁性，反倒是这些小青年还会阻碍我的拍摄，当天我就表示不要让他们再跟着我。
后来有次我和朋友遇到那帮小青年，发现他们几个正在打架，几个人都脸红脖子粗，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询问后才知道，原来那次保护我之后，朋友偷偷给了他们200先令，结果他们分赃不均，引起了纠纷。
我跟这帮孩子们成了朋友后，有些大孩子觉得我拍了他们保护的孩子，来跟我要钱，Peter和其他孩子们站了出来，说我是他们的朋友，他们自愿免费让我拍，那些大孩子也没有办法。
后来有次拍摄我被小混混威胁，这帮孩子很怕他们，Peter劝我离开，并告诉我，“这两天最好不要过来，出来地时候也要小心一些，因为那些混混说要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不过，请你放心，如果他们真的动手的话，我会保护你的！”
Peter和孩子们会在垃圾堆找到一些纸和笔，没事的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在纸上画画、写字，他们会画一些让他们高兴的事，讲一些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都表示非常希望能回学校读书。
我在拍摄的时候曾经问过这帮孩子们的梦想，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Briant想做机械工，Chris是想当公交车司机。Peter告诉我，他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能救助街头的流浪儿童。
对我来讲，这帮孩子是我见到的最有情义、侠义和道义的一帮人。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很多曾经的流浪儿童得到了救助，他们现在有了新的生活，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这些街头的儿童，他们会重新回到垃圾堆，劝说这些流浪儿童，让他们放弃胶水，并希望他们得到救助。
虽然有很多的NGO在以流浪儿童的名义为自己谋利，但还是有很多的NGO在做着慈善工作，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改变流浪儿童。另外我们认识的很多从贫民窟出来的青年人，如贫民窟拳王mike、贫民窟导演ondivow、贫民窟乐队wakuu music，以及肯尼亚的很多义工，他们已经在行动，而且进行了很多年，致力于救助这些流浪儿童。
希望几年后，我们再次前往贫民窟，不再看到叼着胶水瓶的流浪儿童。
从肯尼亚回来后，我经常会想起他们，也关注着他们的情况，我们走后，他们的基地因为修路被铲掉了，Peter被关进了收容所，Briant后来失踪，就在上个月末，活泼可爱的Chris也在医院去世。
也许，下次再去Kibera（基贝拉，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个贫民窟），不少孩子，已经见不到了。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当你在为自己是否能有一个大房子而苦恼的时候，很多人还在为自己的下一顿饭担忧，对他们来讲，生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从去年年初开始行走非洲，从早期的尼罗河肖像，到贫民窟故事，再到现在的苏丹中国工地及撒哈拉淘金故事，我们希望通过自己长时间地行走来记录非洲的变化。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首先我们都有过非洲生活的经历，我们喜欢非洲，非洲就像我们的第二故乡，留下了各种回忆，对于非洲，我们有着丰富的经验。
其次，我们喜欢做这样的事，我们都想做些与众不同的事。现在的非洲国内关注很少，欧美对非洲有很长时间的研究，但大部分都是基于他们的利益和西方的观点。至今，中国这么多人，来非洲做研究的人很少。
我们知道，做这件事也非常困难，很少有人能深入到贫民窟行走，很少能有人忍受沙漠中十多天的奔波。但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也许没有人会去做这件事，对于这段时间的历史，那就是一段空白，既然我们有能力去做，那我们就去做吧！通过我们的记录，也许能给非洲留下一点资料，也许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细微的变化。
谢谢大家！
波布非洲 | ID：hshafrica
一个非洲故事 一次体验式旅行 一款匠心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