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894年6月4日，李鸿章命令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九百名官兵前往牙山，救援朝鲜。
6日，李鸿章让帝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帝国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出兵援朝事宜，以照会形式通知日本外务省。
7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回复，否认朝鲜是帝国属邦，宣称日本也将派兵，保护日本商业利益。
与此同时，日本还以照会形式分别通知帝国总理衙门以及李鸿章。
朝鲜政府听说日本政府也将派军队事宜后开始恐慌，他们一度请求袁世凯，为息事宁人计，暂且不要让帝国军队登陆。而袁世凯显然低估了此事的意义，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朝鲜政府的请求。
6月9日，朝鲜政府只能请日本政府不要出兵。日本对此请求毫不理睬。事实上，大鸟圭介率领的四百名海军陆战队已经在前往朝鲜的路上。
日本此时坚定不移地出兵，而且一定要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因为他们不想再犯壬午、甲申两次冲突中的错误。
6月9日，大鸟到达仁川，立即率领三百多名海军陆战队返回汉城公使馆。随后，从第五师团派出一大队陆军进入汉城。后续的一个混成旅团也陆续前往朝鲜。
日本出兵，让李鸿章始终犹豫不定。
6月9日，李鸿章也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一千余名官兵赶赴牙山。第二天，命令袁世凯不要轻举妄动，对于日本出兵，李鸿章寄希望于各国干预，给予阻止。在他内心深处，一直相信中日之间应该能够通过外交斡旋，避免冲突，更不会发生战争。
中日两国军队压境的时候，朝鲜内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6月11日，东学党一部接受政府安抚，退出全州。两国大兵压境的理由就不存在了。各国对日本军队进驻汉城表示不满。
在外交舆论压力下，大鸟6月12日主动拜访袁世凯，商讨两国共同撤兵的问题，双方的共识是，帝国不再增派军队，日本后续部队也不再登岸，原船返回。中日决裂还看不到迹象。
6月13日，袁世凯回访大鸟，再议撤兵问题，要求日本必须阻止日军继续前来。袁世凯当天给李鸿章发电报，中日对谈已经达成妥协，因此李鸿章命令叶志超留驻牙山，帝国方面也不再增兵。
6月14日，李鸿章电令袁世凯加紧与大鸟进行撤兵谈判，并尽快达成双方共同撤兵日期的书面约定。
02
大鸟确实在与袁世凯谈判双方共同撤兵。但日本政府却不这么想。
6月12日，陆奥命令日使照会帝国政府，否认朝鲜为帝国属邦，宣称日本派兵是根据日朝之间的《济物浦条约》。
13日，陆奥电令大鸟，命令日军进入汉城，暂不撤兵，即便引起一些外交纠纷，也在所不惜。
14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决定向帝国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这个变化将使朝鲜问题复杂化，帝国政府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此类问题。
日本政府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有复杂的背景与心迹。当帝国军队进入朝鲜时，各国外交官普遍认为此次帝国出兵，是根据朝鲜国王的要求，内心深处默认朝鲜是帝国的属邦，当时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日朝签订过《济物浦条约》。
此外，各国舆论普遍相信即便中日两国开战，不论最初一两次战役胜负如何，最后胜利必定是帝国。所以，各国舆论不问日本出兵的名义及其用意，便断定日本政府蓄意侵略朝鲜。
因此，各国舆论那时对于帝国比对日本多表同情，而且各国驻汉城的外交使节纷纷凭借这样的猜测向各国政府报告情况，所以在日本政府看来，如果此时接受同时撤兵的安排，在舆论和道义上过不去。日本已经处于骑虎难下之势。
日本的反政府力量虎视眈眈，政府好不容易决策向朝鲜用兵，现在不明不白就撤回国内，这是日本政府无法接受，甚至可以说是主导此事的陆奥宗光无法接受的。
加之过去十年中两国交涉时，从帝国立场或许觉得是日本人欺骗帝国，而从日本人的立场则认为帝国欺骗日本。两国互不信任，也是撤兵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之一。
基于这一系列复杂背景，尽管日本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但他们决心在军事上处于优势，有力量先发制人。
03
在此间不容发的时刻，为了在外交及军事关系上协同一致，日本政府各个部门潜心策划。他们在不愿和平撤出朝鲜的前提下，在又不能迅速开战的时候，要想改变僵局，必须在外交上有所突破。
伊藤博文终于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亲拟一个方案，征询意见：
朝鲜内乱，应由中日两国军队共同尽力迅速镇压；乱民平定后，为改革朝鲜内政起见，由中日两国向朝鲜派出若干名常设委员，调查该国财政概况，淘汰中央及地方管理，设置必要的警备兵，以维护国内安宁；整顿该国财政，尽可能地募集公债，以便用于兴办公益事业。
内阁一致赞同伊藤的建议。但陆奥认为帝国政府不可能同意此提案。陆奥经过彻夜深思，觉得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必须转向的时机了。
陆奥的推演是：日本政府提出朝鲜内政改革案，帝国政府拒绝；日本不能因为帝国政府的拒绝而将此案废弃。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日本政府在帝国政府对改革朝鲜内政案拒绝之后，有没有勇气、胆略、力量，单独承担改革朝鲜内政的决心。
为此，陆奥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在伊藤的提议后增加了两个附加条件：
一、不问与中国政府的商议能否成功，在获得结果以前，我国决不撤回目下在朝鲜的军队。
二、若中国政府不赞同日本提案时，日本政府当独立使朝鲜政府实现上述之改革。
此项动议通过后，由伊藤博文上奏天皇通过，成为日本政府此后处理朝鲜事务的基本原则。
显然日本政府对朝政策至此已经发生惊天逆转，日本已经不在乎与帝国摊牌，甚至不畏惧与帝国发生正面冲突乃至一定规模的战争。
日本政府追认了大本营派遣大规模兵力的方针，并决定日军不只是保护使馆和侨民，而且要以武力为后盾，强行参与东学党骚乱的镇压，强行干预、干涉朝鲜的内政改革。
实事求是地说，日本走到这一步，其实是决策失误，如果此时接受帝国撤军建议，日本政府必然倒台。为了避免此结果，伊藤、陆奥将错就错，兵行险着，就是看帝国的应对。
帝国只有如下可供选择的方案：1、借力发力，接受日本建议，主导朝鲜内政改革；2、接受日本建议，两国一起帮助朝鲜，实行内政改革；3、以朝鲜为帝国藩属为由，不允许日本说三道四。
当然，三种应对都有风险。最好的做法就是让朝鲜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脱离帝国而独立，而且对帝国更友好。
可惜帝国那时没有从藩国撤退的经验，更没有为最后一个藩国预设过另一种未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帮助朝鲜建立常态机制。这就是中日两国不得不诉诸战争的背景。
04
6月16日，陆奥紧急召见汪凤藻，明白表达日本最新立场：两国联手会剿，共商善后，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维护整个东亚和平。
汪凤藻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听完陆奥的解释后，面有难色。但他又不能正面抗议，只是列举各种枝节问题企图避免由他将日方提案告知帝国。汪的唯一论点是：在商议朝鲜善后办法之前，两国军队应先从朝鲜撤出，然后再探究其他事项。
在外交上，日方没有谋求主动，他们被动应付，但又出人意表，后发制人。他们预估帝国不会轻易答应这样的建议。
陆奥与汪凤藻的会晤长达五个小时。在陆奥反复解释后，汪凤藻终于答应将日本的动议尽快告知国内。结束会谈后，汪第一时间将日本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报告李鸿章。
其实陆奥不相信汪凤藻会如实报告，更怀疑汪凤藻是否理解此案的意义，因此在6月17日，陆奥又以公文形式将所谈送交汪凤藻。同时，电令日本驻帝国公使小村寿太郎向帝国总理衙门就这项提案进行交涉，要求帝国政府尽快答复；又电令日本驻天津领事求见李鸿章，请求李鸿章尽力促成帝国政府从速答复此项提案。
伊藤、陆奥对李鸿章等帝国大臣的心理把握非常准确。汪凤藻报告李鸿章后，提出建议，应派遣大军赴朝，荡平东学党叛军后，再与日本从容交涉共同撤兵事宜。
从后来的观点看，汪凤藻的建议虽说冒险，但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两军相遇勇者胜。既然日本凭借武力，要求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既然帝国不愿意与日本讨论此问题，那么帝国就应该派遣大军，以实力为后盾，先将东学党叛乱平息。之后，是否愿意和日本联手，是否愿意改革朝鲜内政，权自在我。
然而，李鸿章不这么想。他的第一反应是朝鲜为帝国属国，朝鲜事务权利是帝国的专有权利，内政是否改革是帝国与朝鲜之间的事情，外国尤其是日本无权说三道四。李鸿章显然不明白日本改革朝鲜内政建议的意义，更不知道利害所在。
6月17日，李鸿章给汪凤藻发去更明确指示，坚定拒绝日本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
至于向朝鲜集结大军，李鸿章也做了相反决定。他在18日连电叶志超、袁世凯，婉拒袁世凯、汪凤藻增兵建议，命令叶志超不要将在牙山的清军向汉城移动，不要与日军发生冲突，以便会给日本人提供寻衅的口实。
甲午战后，很多人认为李鸿章此时决策可能有问题，其实从当时情形看，李鸿章这样回应日本挑衅无不妥。
因为李鸿章看出日本的动机并非要给朝鲜一个长期稳定机制，它的目的在于挑战帝国对于朝鲜的宗主权。
另外，此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英俄两国外交官都向李鸿章表示可以出面调停中日冲突。
能够化解危机于冲突爆发之前，这是大军事家的基本谋略，李鸿章的想法没有错。欧美列强不希望发生妨碍东亚贸易自由的战争，不希望改变现状。
英国不希望日本的行动引诱俄国南下，损害英国的利益。而俄国对英国的远东政策心存疑虑，也不愿意日本的鲁莽举动搅动远东，损害自身利益。
根据一般的判断，假如英国真的反对中日两国开展，那么日本是不可能强行开战的。这也是李鸿章不愿意向朝鲜大规模增兵，扩大事态、恶化事态的真实原因。
05
“以夷制夷”是李鸿章外交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是李鸿章外交的一大亮点，也是毕生事业的最大败笔。
本来，利用国际环境，为帝国寻求最大利益，是帝国外交当局本职工作，但李鸿章的许多随机发挥，总带有过于浓厚的谋略色彩，缺少一个现代国家大政治家的坦诚。
实事求是说，陆奥提出的改革朝鲜内政案，确实不是为了朝鲜，更不是为了东北亚的稳定，陆奥的目标就是拖住帝国，寻找与帝国决裂的机会，然后寻求与帝国决战，一举解决两国在东北亚过去二十年的纷争。
成功了，帝国势力退出东北亚，日本也就打通了通过朝鲜半岛进入欧亚大陆的通道；失败了，日本也只是在必然过程中的一次尝试，将来一定还会这样做。
李鸿章如果具有现代政治家的战略和眼光，他一定会引导帝国在过去二十年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同时，注意亚洲各国，尤其是帝国过去的那些小兄弟，更要注意日本这样的与帝国不一样的亚洲国家，注意日本的关切，注意睦邻友好。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李鸿章几乎将全部精力用来与西方列强讨价还价。对于亚洲，除了从“天朝上国”立场处理藩国事务外，很少从亚洲视角，从各个亚洲国家的立场思考问题，寻求互信，寻找共同利益，注意各国关切。
所以我们看到，李鸿章固然很早意识到了日本发展对帝国未来或许构成某种威胁，但他不是与日本人坦诚相待寻找共同点，关注彼此利益及关切，而是当帝国与西方构建现代通商关系后很长时间了，竟然还要思考是否能给日本相同待遇。
当然，李鸿章后来在恭亲王支持下力排众议，与日本签订了与西方诸国大致相仿的通商条约，但在李鸿章内心深处，大约在甲午战前二十年始终没有将日本视为可以信赖的朋友，视为亚洲共同进步的盟友。
在过去二十年，李鸿章确实利用大国关系为帝国谋得利益，因此这一次当朝鲜危机发生，李鸿章深知帝国没有足够力量与日本一战而胜，所以当英美法俄德诸国军舰纷纷向朝鲜济物浦港口集结的时候，李鸿章相信各大国介入一定能够让帝国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继续维护以帝国为主导的东北亚和平。
非独立行为能力者请勿入内。本文纯属一个毫无远见和真才实学的小小房地产行业HR从业者的愚昧见解，仅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