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大浪的大跌荡时刻，不要指望救世主，更不要指望神仙皇帝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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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毕亚军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风调雨顺，繁花似锦，金风玉露相逢，胜却人间无数时，如此；凄风苦雨，老树昏鸦，不知酒醒何处，无处话凄凉时，更如此。
纵观股市楼市各种市，市市波诡云谲，跌荡变幻，纵是千般分析，万般道理，也是无法改变现实：都在为积累已久的问题集中买单。谨以此五个故事，并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送给在这大买单的大跌荡时刻里，怕是队伍还会越来越大的，不知酒醒何处，也会无处话凄凉的有缘人：
大风大浪的大跌荡时刻，不要指望救世主，更不要指望神仙皇帝。英特纳雄耐尔，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只要不断头就好
黄鸿年是东南亚最具影响的金融投资家之一，有着“股市金手指”的美誉。
他的投资哲学是“人弃我取”。
当行情失去理性地上涨，就是他卖掉股票离场的时候。当行情失去理性地大跌，则是他入场大买股票的时机。他说，世事充满辩证法，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涨多了，就多了跌的可能；跌多了，就多了涨的希望。
他还有句名言：怕牛不怕熊，并一直奉行“四不”的原则：不惧、不乱、不悔、不贪。
“不乱” ——外界的情况可能很复杂，市场上也会有各种消息，合作伙伴出于不同的出发点会提出不同意见。这个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主见。
“不悔” ——做了决定就不要瞻前顾后，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后悔药难吃，搞不好还会混淆思路，产生新的障碍。
“不贪” ——做金融投资，需要克服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投资的时候要量力而为，不要贪心。贪婪会产生患得患失的心态，往往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这些策略和纪律的坚持，让黄鸿年总能在环境不好时成功抄底，在行情复苏后赚大钱。97年亚洲金融风暴、伊拉克战争、“9·11”以及2003年“非典”，每次危机他都大买，复苏之后他都大赚。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他也几乎成功躲过并不亏反赚。
一个经典案例是：
2008年9月16日，世界保险业巨头AIG（友邦母公司）可能沦为“下一个雷曼兄弟”的消息满天飞，纽约股市开盘不久，其股价便下跌70%至1.25美元。
正想着为李光耀庆生的黄鸿年，认定美国政府不会让AIG这样的巨无霸倒闭，在“我有种无畏的感觉”中以均价1.80美元买入股票，笑言将其作为献给李光耀85岁的生日礼物。
当日，美国政府便以850亿美元急救AIG，其股价也成功翻番。黄鸿年趁高抛掉股票，获得177%的收益，全部捐给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但最终，他还是在此间遭遇了巨大的投资失利。当年10月，舆论爆出黄鸿年通过花旗银行投资外汇与债券遭受约6.8亿美元损失。虽然他认定这是花旗多次提供“不正确资料”导致的结果，但依然果断平仓接受了亏损。
很多人都担心黄鸿年会因巨大损失难过，但他却很快坦然面对。他回忆，这笔钱原本是用来做慈善的，得知消息那一刻，也曾伤心、痛苦和不敢相信，但一天之内他便接受了事实。
黄鸿年曾经因为捐助台湾慈济圣严法师的教育事业而与其结缘，法师当时告诉他，遇到问题时，“要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最终放下它。”台湾“副总统”萧万长曾告诉黄鸿年，自己在选战压力甚大时，也曾得到圣严法师这样的勉励。
黄鸿年感慨：“没想到，几个月后这句话又被我派上用场。因此，在那个晚上，我没有失眠，也没有失去食欲，而是照常生活。”
坏的事情已经发生，怎么办？黄鸿年的忠告是，“不要干着急，穷担心，要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然后战胜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后来，黄鸿年还曾半严肃，半开玩笑地回忆这段经历：“这么多年，我南征北战，赚‘共产主义’的钱，赚‘帝国主义’的钱，没成想一次就被‘帝国主义’骗回这么多。这也让我更加深信自己常对中国朋友说的一句话，和‘帝国主义’打交道，万万要小心。”
这次损失，让黄鸿年在新加坡富豪榜上的身价一度跌至2.7亿美金，差点被踢出榜单。但不出几年，他又重回10亿美金俱乐部，而事实上他的财富要比这多得多。
因为这样的经历，他总是劝告逆境中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遇到大风大浪，多多少少会断手断脚，只要不断头就好。只要看得开，放得下，鼓足信心，调整策略，总可从头再来。”
不想告别就应永抱乐观
现任海航资本投资总裁的杨光，曾担任全球最大的上市投资基金——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全球股资行政副总裁及多支全球基金管理人。其管理的基金业绩曾连续四年位列理柏（Lipper）世界同行前10%。
他的成功，也是从灾难的洗礼中开始的。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第二天，杨光正带着家人在外度假。欢聚时刻，突然很多电话打给他，说东南亚金融市场可能要爆发大危机，泰铢已贬值近30%。
邓普顿在泰国的投资因此遭遇重创，而且下跌还在继续。
当时，杨光刚参与邓普顿亚洲业务3个月，泰国是他负责的市场之一。“虽然我此前已有预感并采取一些措施，但还是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
度假的喜悦瞬间变成不知所措的焦虑。
“就像坐上失速的列车，已经被撞得遍体鳞伤，还要做两难的抉择：跳车，一定会受重伤；不跳，车可能坠落万丈深渊。不管怎样，你都不可能全身而退了，你已被关进了车厢里。”
但他的恐慌并没有持续太长。
“关键时刻，耳畔响起邓普顿爵士的话：不要惊慌、保持乐观——即使周围的人都在抛售，也不用跟随，因为卖出的最好时机是在股市崩溃之前，而非之后。反之，你该检视自己的投资组合，卖出现有股票的惟一理由，是有更具吸引力的股票，如没有，便继续持有。”
这一指导下，杨光团队接受现实，冷静应对逆境，把对市场的恐慌变为主动把握机会，并且根据市场的改变重新审视和配置了资产。
“我们遭遇了不少损失，但这些措施，让我们在后来赚到更多。”
当时，国际社会普遍看淡回归后的香港与内地经济，人民币、港币贬值的消息铺天盖地。杨光团队认真分析后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无疑，在断崖式下跌中，大幅增持中国蓝筹股，一直买到成为香港股市中仅次于港府的第二大投资者。
后来，这些投资让他们得到丰厚的回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那场风暴，让我们拿到那么多、那么便宜的筹码。我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危机危机，危险背后就是机会。”
如果希望得到确定性大的高回报，一定要从长计议，用时间换空间。如果决定长期持有，应该看重未来趋势，而不是现在的价格。这是杨光的经验。
最重要的是，不想告别就应永抱乐观。
入行不久就遭遇大跌，这被后来的杨光认为是一件幸运的事。“它可以让你尽早体会到风险是怎么回事，让你在风险中强大起来。在风险中依然看到光明的乐观，才是真正的乐观。”
“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在憧憬中成熟，在希望中毁灭。”杨光借用邓普顿的话说，不要指望最好的市场，而要做最好的自己，才是投资者应该有的修炼。
从破产股民到缔造上市公司
上世纪90年代初，白手起家的吴葵生通过烟草贸易攒下过亿身家，但他觉得烟草贸易不是个光彩的生意，自己虽然有钱，却缺少事业的成功感。
因为生意伙伴的关系，1992年，吴葵生全家移居香港，设立贸易公司，买楼置地。香港生意伙伴看出他不想只做一个土豪，于是建议：可以学投资，既能赚钱，也很体面。
1995-1996年，香港股市、楼市红火，恒生指数稳中有升。吴葵生于是大肆买入，仅1996年，便在股市和楼市各投入超过1亿港币。
投资虽大，但吴葵生对资本市场却知之甚少，风险意识也很淡薄。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市场风声鹤唳，吴葵生以每股8块3重仓押注的一只股票很快跌到每股6块出头。券商提醒他，金融市场可能要出问题，让他赶紧割掉。
吴葵生不太当回事，还反问道：我的股票要是“跌死”了，那香港得“死”多少人？我的钱都是闲置资金，而很多人的钱还是借来的，不怕，继续持有就是。
股价跌到4块多时，又有券商上门，吴葵生依旧不以为然，认为股价总会起来的。直到特区政府“入市”干预前一天，他持有的股票跌到每股3毛2，基本就是不值钱了。
半数身家蒸发殆尽，吴葵生强打精神安慰下属和家人，苦往心里藏。
但不久，他就走到了近乎绝境。
一是他的老本行烟草贸易，因为国家烟草公司改制，遭遇灭顶之灾；二是他投资近1亿在香港购入的写字楼和住宅，也不断下跌，并在1年后跌到不足3000万，而这些不动产他只付了40%，其余都是贷款，他借出去的几千万也回收无望，金融危机让谁都没有还钱的能力。
一向顺风顺水的吴葵生顿时感到末日的悲凉。
当过兵，上过越南战场的经历，最终让他坚强面对，“方法总比困难多，消沉、抱怨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抱着归零的心态，在周遭仍是哀鸿遍野之际，吴葵生开始了东山再起。
1999年底，他在北京和部队战友聚会，得到进入医疗领域的机会，然后艰难地凑到一些钱进入其中发展，然后是卧薪尝胆，只争朝夕，简直命都不要了地奔波操劳。
不到两年，吴葵生的业务就遍布中国，他也再次来到一度令他走到绝境的资本市场，只不过这一次换了身份。2001年12月30日，他旗下的神州医疗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
此后，吴葵生又相继投资、创立了浩源新材、显鸿科技等多家上市公司。
当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萌芽时，有了97年惨痛教训的吴葵生，迅速出手旗下的地产公司，切割了大部分与金融联系紧密的产业，来了个全身而退。
人生总要“衰”一次
已故投资家曹仁超（曹志明）有“香港股神”之称，并曾创下40年4万倍的投资神话。他从5000港币起家炒股炒成富豪，生前回顾过往时，他最津津乐道的也是两次惨败。
曹仁超刚入市场时，初生牛犊不怕虎，不但专炒高风险、高回报的股票，还利用当时买卖股票可以在两周后交割钱款的条件“赊购”大量股票。
最高时，他手里曾拿着一百万市值的股票，但兜里只有一万的现金。
他的运气也特别好，赶上好行情，不但没有大亏过，而且差不多两年就赚到将近50倍。到1971年年中，5000元已变成20多万元。而当时，普通香港人的月薪才不过三四百元。
快速赚钱，让曹仁超觉得自己就是股神，忘记了股市有涨也有跌。
1971年下半年，他开始学人融资炒股。结果，中国加入联合国被市场解读为利空，恒生指数3个月跌了30%以上，大量融资的曹仁超被打回原形，20多万只剩下7000元。
惨败让曹仁超体会到控制风险的重要性。之后，他收兵休战，反复思考学习，看了很多关于股市尤其是技术方面的书，提升自己的市场判断能力。
调整好状态后，曹仁超“重出江湖”，不久就王者归来，到1973年已将市值做到50万左右。
当时，恒生指数也相当疯狂，3个月涨了40%以上。有了教训的曹仁超变得很理性，将股票卖掉换成现金，然后和太太到东南亚度了蜜月。
之后，恒生指数果然如他所料，从1973年3月的高点1774点一路下跌。到1974年7月已跌到478点。
躲过股灾的曹仁超又开始找回投资天才的感觉，认为478点应该是底了，于是投下50万买入后来被李嘉诚收购的和记企业。
结果，市场再次给他狠狠一耳光。在他入市之后，恒生指数依然跌跌不休，到1974年12月最低跌到150点时，他的50万只剩下10万。
巨大的亏损让乐观的曹仁超也一度无法接受。
最惨的那个晚上，他在晕晕乎乎中来到天星码头，呆坐在那里，看着城市灯火与船来船往，苦苦思索接下来要如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又如何才能重新回到昨日的辉煌。
想到要涨5倍才能从10万回到50万，这是多么的遥遥无期，内心就更是绝望。不知不觉中竟已是黎明破晓，曹仁超这才回过神，自己居然整个晚上没回家。
等他头脑空白地匆忙回到家打开房门时，母亲和妻子已是泪眼朦胧。她们都知道曹仁超股票大亏，正在担心他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寻短见去了。
几夜不眠后，曹仁操打起精神，靠那剩下的10万块重新再来，直到成为名闻全港的大师级投资人。
谈及那两次股灾，曹仁超总说这是好事。人生总要“衰”一次，愈年轻遭灾愈好。年轻输得惨，买到教训，还有时间把失去的加倍找回来。
灾难都是带着礼物来的
如果评选全世界最应该感谢股灾的人，杜纪川和孙大卫一定名列前茅。
德国达城工业大学电机工程专业毕业后，杜纪川前往美国寻梦，从地产销售开始打拼，因为喜欢打篮球遇见了一生挚友，也是后来的创业搭档孙大卫。
当时，孙大卫在一家科技公司做硬件工程师，他常和杜纪川提起，公司做一块电脑主机板成本200美元，售价却高达2000美元，而且根本不愁卖，赚钱效应实在惊人。
杜纪川于是建议：“不如我们自己干，你来设计主板，我来负责销售。”
1982年，二人同时辞职，在车库创办了服务器内存公司Camintonn。因为赶上了美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常常产品没出来，货款就已到手。
两年后，一家计算机公司希望收购Camintonn。两人觉得赚得差不多了，于是卖掉公司，把各自分到的100多万美金交给股票经纪人去做投资，开始了安逸的生活。
安逸的日子过得很快，却没能持续。
1987年10月17日，道指一天之内狂泻22.6%，很多股票从上百块跌到几块，美国股票总市值蒸发50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8。
很多投资者因此倾家荡产，杜纪川和孙大卫的钱也全部赔光，还欠下了一笔外债。
一天之内，从百万富翁变成负债累累。杜纪川陷入悲伤，回到家中还要强颜欢笑。夜深人静，已经45岁的他，既无处话凄凉，又要操心未来怎么继续。
孙大卫也好不到哪里去。
两周后，两人心情稍微平复，相约出来喝咖啡。相互安慰、鼓励后，他们决定从头再来。
从洛杉矶开车北上旧金山寻求创业帮助的途中，两人停车在海边悬崖，看着渐渐落入海平面的夕阳，对着大海与落日大喊：总有一天我们还会赚回来！
旧金山的朋友并没有给他们什么帮助，但两人依然决心再创业，并靠翻箱倒柜才从家中找出的2000美元成立了新公司：金士顿科技。
再次创业的攀爬中，他们逐步走出了破产阴影，找回过去的成功感，也在金钱和享受生活之外，看到人生原来还可以有更多的意义，继而立志将金士顿办成一家真正的公司。
如今，金士顿已连续20多年一家独大地捍卫着“全球最大独立内存厂商”的地位，坐拥全球内存市场超过60%的份额。杜纪川和孙大卫也成为全球排名靠前的华人富豪，最新的数据是：2017年，以53亿美元资产居全球华人富豪榜第48位。
两次接受华商韬略专访时，杜纪川都强调金士顿的诞生日，是1987年10月17日这一天：这个让他们一天之间失去所有财富，陷入人生空前黑暗的日子。
他说，灾难都是带着礼物来的，没有那次股灾，就没有今天的金士顿。
因此，他们认为自己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就是1987年10月17日。
因为，那一天让他们的财富和成功统统归零，也把他们推到了新的人生跑道上，逼出了他们潜在的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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