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建设比愤怒更富价值
免费午餐在湖南新晃县大坪坡村小启动的第一天，彭晓雨带着自己的弟弟来了，并给他喂饭。（王立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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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孩子中午吃什么呢？她说，喝凉水，或者干脆去睡觉。
我很震惊，改革开放都三十多年了，中国乡村还有孩子们吃不上午餐？我答应她，要去她支教的学校去看看。我没想到我推开了生活的另外一扇暗门，生命从此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
经过走访，我们迅速找到了深层次原因——城镇化抽走了中国各地很多乡村家庭，乡村生源不足，导致教育机构撤点并校，乡村学童被集中上学，路途遥远而中午不能回家。另一方面，学校继续认为孩子吃饭是家庭的事情，也不打算为孩子提供午餐。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能力，也没有资金给孩子们解决午餐。
我更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仅在贵州山区，几乎是所有中国乡村6100万留守儿童的普遍困境。
但，我真的很想去帮助这些孩子，其中更多的是留守儿童。我想到了我的女儿，如果她运气不好，没有出生在北京家里，而是在这个村庄，她一样饥饿无助。我也想起我自己，从湖南乡村一步步走出，只要一步没有走好，我就沉了下去，没有翻身的机会，和这些孩子的父母没有区别。
我决心要为孩子们做一点点事情。我们即使再弱小，但也可以帮助一个学校，一百个孩子。
在微博上，我贴出孩子的照片和我的想法，却意外看到汹涌的响应和支持。500名调查记者愿意参与，一家深圳企业捐了两万元帮助贵州一学校买来锅碗瓢盆，给孩子们做午餐。两万块钱只够吃半个月，半个月之后怎么办？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想尽快动起来，一天都不想等下去。
我知道只要动起来，后面会发生很多事情。
2011年4月2日，贵州省黔西县沙坝小学吃上了热腾腾的午餐，很多人在微博上看到孩子们吃饭的喜悦而热泪盈眶，捐款泉涌，当晚我们收到16万多元，其中还包括马伊琍的一笔捐款。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当我们去帮助孩子时，全世界都会帮助我们。
原以为，我帮助留守孩子展示这个困境就大功告成了，但我很快发现我已经回不去媒体了。新的挑战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团队可以帮助我们去给孩子做饭。我只好自己顶上去了，我们联合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建立了一个专项基金，取得了合法公募权，我们给基金取名“免费午餐”。
没有做公益的经验和技能，如同秀才带兵，但一名调查记者的多年积累和训练，帮助我们迅速抓住核心问题，揪住牛鼻子——我们不可能蹲在学校自己做饭，所以我们和愿意参与的学校签订协议：学校做饭，我们负责拨款和监督，一竿子插到了学校，避免中间环节。
要持续做好，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午餐不能出现食品安全事故。二、捐款不能被贪污。我们把问题贴到了微博，网友们帮助我们找到了四个方法：师生同食，校长必须和学生一同吃饭；就地取材，大部分食材必须从周边村舍购买；账目公开，要求学校开设微博，每天公布开销，公开透明，接受所有人监督；村校联合，团结了乡村的村委会、家长等精英力量去监督。
因为公益组织经费受限，我们无法像商业组织一样可以用高薪招募人才，只好尽量多借助不领薪水的志愿者。我们的热情和梦想也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志愿者，但新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融合这些来去自由、平等却不尽相同的人？
我们的办法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与文明，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我知道哪些行为是必然要失败的，比如一言堂、暗箱操作、贪污腐败等，所以我们努力去避免这些，做到多中心、放权、自由生发；公开、透明和接受监督，我们没有既得利益，也不想谋取私利，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彻底公开透明，展示行动全程，这样制度性切除贪腐可能性，更可以及时纠错——网友们会找到我们任何一个问题，质疑或者批评；信奉法治，建立流程标准化，通过制度提升稳定性，降低对人的依赖。
2 从免费午餐到联合公益 我们确实很幸运，2011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国家每年财政拿出160亿元，率先在22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680个县实施乡村学龄儿童营养改善计划，这笔钱还不包括乡村学校食堂的建筑费用。我粗略算了一下，时至今日，国家为儿童营养改善投入近2000亿元。李克强总理多次表示要对中国乡村学校倾注更多资源。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格外强调，“要让中国的贫困孩子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国家发力，我们欢欣鼓舞，因为帮助未成年孩子免于饥饿，保障他们的生命健康权，这应该是政府履行的职责。只是，在政府没有采取行动之前，公民发现问题，先顶上去，先动起来。
有很多人问我们，国家动起来以后，民间组织还能做什么？我以为我们会重新回到新闻界，但我们看到一些遗憾：国家第一阶段的投入还只是在连片贫困地区，不能覆盖全国有需求的乡村。这些投入还只是对学龄学生的补贴，缺乏相关配套资金，不能支持一些贫困县为孩子提供正餐。
一些贫困县的孩子只能得到牛奶和饼干，而不是热饭菜，更麻烦的是一些孩子因为这些外来食品而被送去医院。我们不能也无法撤退，我们必须像钉子一样钉在乡村，展示透明、联合而标准化的热饭菜模型，交给国家参考。
对愿意放弃牛奶饼干的学校，我们愿意提供配套支持——免费午餐基金承担厨师、教师和学前班孩子的餐费。再者帮助学校建立微博公开、手机记账等制度，帮助学校获取外界信任和支持。
2014年，我们开始组织全国志愿者代表选举免费午餐的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实现民主自治，法治运营，我开始脱离免费午餐，因为还有其他一样重要的事情需要我。
免费午餐的行动让我窥见了变革的秘密。抱怨批评和谴责，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移动互联网帮助信息自由流通，人财物第一次可以大规模彼此连接，我们开始具备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能力去创造新的价值。做记者，我们可以通过调查找寻真相，了解问题所在，并积极谋求解决方案。那么做公益，则是我们直接践行我们的解决方案，锻造一个有效模型，去推动改变。
在免费午餐数百所学校，我们发现乡村孩子一个又一个的困境。
因为家庭贫困，父母不在身边，一些孩子生病缺乏及时的救治。“小病拖，中病捱，大病才往医院抬，抬进不久就抬出来”。2012年7月，我们发起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为孩子们找到救命钱，让每一个乡村儿童都能有尊严的病有所医。
此后，我们发起暖流计划、“微博打拐”“会飞的盒子”等项目。后来，我们联合女主播、女警察、女律师、女大学生、女老师等群体发起“儿童防侵”项目，帮助孩子免于性侵害。
中国目前有80万事实孤儿，2016年初，我们发起“拾穗行动”，引导一个家庭对接一个单亲无依的事实孤儿。
5年，我们累积筹款超过2.5亿元，在全国二十多省份直接服务一百多万名乡村儿童。我们逐渐形成一个乡村儿童的公益矩阵，尝试联合更多资源全面服务乡村儿童。
3 再升级：帮助孩子父母自我造血 因为公益，我们这几年拿到了中国公益界几乎所有大奖，但我心里有了一个新的疑惑——
看上去我们帮助了留守儿童，但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孩子的父母不在家里，一个家庭不能团聚，孩子没有爱与陪伴，这是留守儿童所有困境的根源。
有收入，父母才能回到乡村。道理大家都懂，但怎么才能帮助乡村提升收入呢？一个县委书记一脸愁容，说他们的县都穷了几千年了，能够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帮助农民在大山里增加收入真的太难了。
碰撞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放大格局来看，中国的一些城市带因为粗放发展，牺牲了环境与生态，但城市的危险，正是一些贫困县的历史机遇。因为它们地处边远、交通不畅和人口外流，意外保护了乡村存有洁净空气、水、食材与美丽风景，它们正是城市的稀缺资源。
2014年11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我联合两百多位教授和校友发起了“e农计划”，尝试用公益混搭商业的方法来帮助乡村，帮农产出村，让爸爸回家。我们尝试公益先行，将一部分捐款人的捐款集中注入一些贫困县，为城乡搭建某种亲密关系；其次，我们召集捐款人带着自己孩子进入这些贫困县，去探望受助孩子，查验捐款使用全流程，引导流量；最后，通过e农电商平台让市民持续购买农副产品，形成消费，增长农户家庭收入。
云南漾濞县的核桃，云南镇康县的红糖，湖北鹤峰县的富硒茶叶，湖南新化的紫米等，经由e农春天电商平台流入城市，我们共销售两千余万元。销售持续攀升，更重要的是，购买就是做公益，消费也能帮孩子的理念在城市形成。
2016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他建议“十三五”期间，将国家目前实施的“营养午餐计划”升级为“免费午餐计划”，根据区域特点，制定适合不同区域口味但大体统一、营养丰富的标准午餐。同时，他呼吁加快“免费午餐”的立法和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对“免费午餐计划”实施情况的有效监督和管理。
同一天，北京一个座谈会，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全国人大代表站起来，突然鞠躬对我致谢，让我吃惊。她是四川大凉山的一名女老师，她说，你帮助了那么多孩子，我代表孩子要感谢你。我告诉她，真相其实不是这样的，真实其实是孩子帮助了我，是那些身处困境的乡村孩子让我发现了另一个自己，发现了爱和柔软的力量，也让我和伙伴们能有一个机会去行动，去推动变革，帮助我们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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