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生亲历的八十年代计生运动 | 郭连生

一位医生亲历的八十年代计生运动 | 郭连生_第1张图片


妇产科主任姓张

人们给她起外号叫张大炮

她是医院施院长的老婆

文 | 郭连生(原北京医学院1965级)


正值废除一胎化、全国人民欢呼之时,我却不由自主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运动时的情况。作为医生,当年所见所闻与今日景象同样让人深思,五味杂陈。以前毛主席针对马寅初的人口政策建议提出:人多力量大。全国妇女敞开肚皮生。我仿佛记得我们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生孩子多还授予英雄母亲称号。那时我年纪很小,说不清楚。

我有大儿子是1977年。那时,提倡一对夫妻一对孩。1979年妻子怀二儿子时就提倡生一个孩子了。不过第二个孩子也可以生,但要消灭黑小三(第三个孩子)。


刚进入1980年,第二个孩子也要计划掉。春节前运动松一点,过春节后第一个政治任务就是计划生育。

我所在的县医院是龙头单位,计划生育运动还没开始,各科室就开始给妇产科腾床,好接纳各公社计划生育小分队抓来的二胎孕妇。

不仅仅是农村,就连我们科护士小李及妇科护士小郑也刚好赶上了,运动来到时她们妊娠刚好八个多月。如果在运动到来前就引产,说不定早产儿还能活下来。如果过两天运动来了,她们会被强行把孩子计划掉。

最后,她们决定孤注一掷,听天由命。她们两人用催产素引产。早产儿刚生下来挺好,会哭会闹。可就是一吃就吐。她们又不敢在医院大张旗鼓地治疗,结果两个孩子最后都死了。

接着,计划生育运动暴风骤雨似地来了。各公社计划生育小分队强行逮住大肚子妇女送到医院,她们一进来,妇产科医生就给她们宫腔内注射雷夫诺尔、天花粉。两三天后大肚子们就分娩了。大部分分娩出的胎儿是死胎。个别的出生后还会哭,就在产床下边放个水桶,娩出就塞入水桶里了。

由于妇产科住不下,这些住院的大肚子就被分配到其他各个科室的病房。各科室的房间都住满了等待计划的妊妇。妇产科医生给妊妇宫腔内注射了雷夫努尔就不管了,由所住科室负责给妊妇输液和对症治疗。两三天后,妊妇分娩出死胎时,再由妇产科医生接生。

我所在的内科也住满了妊妇。在平常,内科病人都是很听话的,服从治疗。可是自从这些妊妇住进来,就不一样了。她们有冤没处发,找错了对象,个个象吃了枪炮药似的对待我们内科大夫,就好像是我们把她们抓来的一样,经常挑我们的刺。

她们不断地说这儿痛、那儿痒,怎么样用药都不好。上面又不叫我们开那么多药,因为计划生育没有那么多经费。我们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


一天,我管的房间里,大肚子们又发难了。我只好问她们:你们怎么被抓来了?怎么当时不跑哇?

她们说:当时没来的及跑。

我说:你们来到医院也可以跑。

她们说:不敢跑,跑了怕她们的家人挨收拾。

我说:你们现在就跑吧。你们跑,我绝不拦你们,尽管放心跑就是了。

她们说:给打针了(子宫内),怎么跑?跑了就不给接生了。

我说:你们就这点本事啊!连跑都不敢跑,只知道作难我。我是个破内科医生,只会看病,又不管计划生育,你们为难我干什么?又不是我叫你们来这儿的,是你们公社送到这儿来的。你们就是到这儿跑了,也不关我什么事。

我发了一阵火,走了。那群大肚子大眼瞪小眼,只好到医生办公室和我说好话。就这样她们都老实了。事情就是这样,碰到刺头的人和事,你只要硬起来,他就会软下去。要不就会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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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辽宁沈阳,计生宣传牌。图/Yann Layma(法)

医院妇产科主任姓张,由于脾气大,人们给她起外号叫张大炮,她是医院施院长的老婆。

张大炮对计划生育强制性引产非常看不惯。计划生育运动来了,施院长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给各科室布置任务时,妇产科作为具体执行科室,当然是首当其冲。


但张大炮看不惯,拒不执行任务,施院长只好叫她休病假,由副主任主持工作。按照常人理解,张大炮主任你就好好休息呗。可她又憋不住,在门诊楼前无所事地转来转去。有熟人见了她,问:张主任,你在这儿干什么?

休班,不上班了!张回答。

为什么?别人问。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干了一辈子医生,接了一辈子娃娃,一个个都活蹦乱跳的。现在,我把本来应该活蹦乱跳的娃娃弄死,这不是害性命么?——我不干,这不,我休班了。张大炮在门诊楼前见熟人就这么述说着。

“把她拉回来!简直是乱弹琴。”施院长在办公室对下边的人说。

“张主任,你家里来人了。”办公室人员就这么应付着施院长的家事。办公室人员也拿院长夫人没办法,只好编瞎话骗她回家。

我们县计划生育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现在说起来还心有余悸。

事情发生在山东博平附近某村。在计划生育运动中,计划生育小分队在各村的线人(天下事无奇不有,就有这么一些人为了各种各样的欲望和目的,愿意充当内线,向上级告密,提供被监视人的动向)提供的线索指引下,逮住第二胎妊娠妇女就往医院送。

一般送人由大队干部陪着。哪知这次送的妇女中,有一个妇女在途中突然肚子疼,接着就分娩出一个男婴。他们村的书记慌了,因为公社干部在计划生育动员会上下了死命令:这次运动是政治任务,一个二胎都不能生,生了也不能活。哪个大队有二胎,干部就地免职,违反政策的人要逮起来。对于计划生育闹事户的办法是:你要上吊给你绳,你要喝药给你瓶。别怕出事,出了事国家给你们担着。

既然路上生了孩子,那个村支书不知怎么失去理智,一时心血来潮就把刚生的男婴掐死了。那妇女的公爹知道后伤心至极,直奔书记家,刚好见书记的小孙子在他家大门口玩耍,抡起铁锹一下击中小孩的头部、当即毙命。你叫我没孙子、我叫你断子绝孙!

这事很快汇报到县里,怎么办?后来听说在县领导的授意下,把那个村支书免了职,又把他们两家从一个生产队调开就算完事了。县里也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都在地方官的运作下销声匿迹了。

现在也是这样,民不告、官不究,打伤了人也可以私了,还写入了法律!我们这儿也有打死人私了的事。这是依法治国吗?天下悖论太多、不合理的事也太多。见的多了,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注:作者系“文革”前北京医学院招收的最后一批大学生。该校后来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再后与北大合并。摘自作者正在创作的回忆录《沙里淘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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