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和罗马：不一样的兴衰背后
财经决策第一号：ENNweekly（长按可复制）
文／莲悦
本书以发生在汉高祖刘邦至汉宣帝刘询时期的汉匈百年战争为切入点，着重反思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和重农抑商的国家发展模式对西汉王朝盛衰的深刻影响，并与同时代发展的古罗马进行相应的横向对比，力图还原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汉武帝时代和汉匈战争。
《胡马北风啸汉关：汉匈百年战争》
莲悦 著
2019-9
三联书店
在纪元前后，历史上曾同时代存在着两个伟大的国家——汉和罗马，两个在战争中崛起和强大的国家。
为了争夺西地中海的霸权，罗马与位于北非北海岸的迦太基进行了三次漫长的布匿战争。公元前122年，罗马在迦太基的土地上重建迦太基城。
就在第二年，即公元前121年，汉王朝在河西地区“列四郡、据两关”，打通了西汉王朝与西方世界的连通之路——丝绸之路。两年后的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率部出击位于漠北的匈奴军队，这一战，汉王朝取得决定性胜利，也奠定了未来上百年时间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
然而，汉和罗马，这两个在战争中崛起和强大的国家，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如果说，古罗马人是古希腊人最好的学生，那么在国家发展模式上古罗马与古希腊一脉相承。
希腊文明重视商业和贸易，以海外拓殖来实现领土和文明的扩张。罗马人虽然更钟情于土地，但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并不逊色于希腊人，甚至自己的对手迦太基人。随着领土的扩张，罗马经济把内陆地区大量自给自足经济同地中海地区广泛的商业贸易结合起来，曾经由希腊人、腓尼基人经营的海上交通得到空前发展；罗马的粮食起初来自拉丁地区，后来从西西里和北非运来；罗马的商人享有“大批倒卖者”的盛名，“丝绸之路”通中国，“香料之路”通印度，他们跟随军队在帝国境内自由活动，随身携带大量值钱的、时兴的和紧俏商品……
华夏文明则以小农经济为主，不仅不重视商业发展，更从文化的血脉里否定商人和商业的价值。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他著名的《五蠹》里，就将五种人称作社会的蠹虫，工商业者便是“五蠹”之一。这种思想对后世的统治者影响极大，他们认为，商人并不从事生产，只依靠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从中渔利，当然是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蠹虫。
汉代从事商品贩卖的商贾如果想在市场上合法经营货物，就需要到官府进行登记。政府将这部分人单立户籍，即“市籍”。被列入“市籍”的商贾与从事农业生产的“编户齐民”的社会地位不同。即便在鼓励私营工商手工业发展的西汉初年，汉高祖也明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景帝时有“有市籍不得宦”的记载。武帝时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武帝时甚至征发七种“贱民”出击匈奴，这就是著名的“七科谪”。所谓“七科谪”即：“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可见，有市籍的商贾，或者曾经被编入过市籍，甚至于父母、祖父母有过市籍的人都属于“贱民”之列。
注重商业贸易的罗马和以小农经济为国民经济命脉的汉王朝，在国家实力上究竟有多大的差距呢？
从直观结果上来看，漫长的布匿战争对罗马的国民经济肯定有非常巨大的冲击，但战争的创伤很快就被抚平，新的领土、航线、港口、贸易通道……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滚动让罗马的经济迅速回血。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告诉我们，“自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以后（约在公元前196年），罗马军队恒以海外粮食为给养”。
而汉武帝“军征三十余年”的结果却是整个国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汉武帝不得不在晚年发布《轮台诏》，诏命废止一切劳民伤财的政令，并彻底停止对外征伐。
根据历史学家余英时的估算，在人口维持在5000万上下的东汉顺帝至桓帝时代，汉王朝的赋钱（人头税）和田租（折合成钱）约为100亿钱。在以农为本、以小农经济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汉王朝，赋钱和田租几乎就是政府全部的收入。也就是说，汉王朝在人口最多的时候，汉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就是这100亿钱。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决战漠北后，仅此一战，汉武帝用于赏赐有功将士的黄金就达到50万斤。1斤黄金等于1万钱，50万斤黄金即50亿钱。这个数字无疑超过了当时汉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这还仅仅是一场大的战役后汉武帝用于赏赐有功将士的费用。而从马邑之谋开始，关市之战、漠南之战、霍去病三征河西走廊、决战漠北……每一战每一役，粮草的转运、武器的消耗，甚至将士的基本薪饷等等，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探究，这一切对国民经济是怎样庞大的消耗。
反观罗马，在领土大规模扩张之后，因为战争赔款、战利品和西班牙银矿的丰厚收入，一般认为罗马人（有罗马市民权的自然人）享有免交直接税的特权。西塞罗在《论义务》一书中明确告诉人们，公元前171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胜利引入的巨额财富导致罗马人免交直接税。而在此之前，罗马市民需要根据自己的财产份额缴纳直接税，税率仅仅为千分之一。因为此时的财产主要是土地，所以这项税收又被称作土地税，付不起土地税的穷人则需要缴纳人头税，足见人头税应该远低于土地税。同时，罗马一般对行省征收什一税，而且只对能产生利润的资产与人力征收，女性、儿童和老人被视为不能产生利润的人力，免征。
孟子曾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在汉王朝，特别是在汉武帝治下，仅仅就国家法定的田租、人头税、更赋三大赋税来计算，汉朝百姓所承担的税率接近20%（在本书中有该数据的具体计算），也就是什税二，是罗马向行省征收的一倍以上。
这样，也许我们就能够理解，同样的扩张战争，为什么罗马能够从每一次战争中获益，并最终将欧非亚三大洲的财富统统集中到了罗马。而汉武帝时代开疆拓土的结果，竟然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当然，罗马的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有学者认为，共和时代的战争是奴隶制的保障，这些战争给罗马带来了数以十万计的俘虏。但无论如何，对于同时代发展的西汉王朝而言，罗马至少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当汉武帝以向社会和百姓无限抽血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开疆拓土、征伐四夷的雄心时，罗马却用向海外拓殖、发展商业贸易的方式打造了一个政权维系了千年之久的强大罗马。
封面图片：内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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