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70后？多大年纪的官员更容易升迁？

“四十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乡镇主要领导干部了？五十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县市区主要领导干部了？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感到有干头、有奔头？没有道理嘛！”

“有的年轻干部‘火箭式’起来，一查都与一些领导干部沾亲带故，瓜田李下还要讲究避嫌呢。”

破格提拔在基层最容易出现问题，年龄段也集中在“青年干部”身上。这既有暗箱操作的原因，也有一些地方在政绩要求下，对破格提拔年轻干部“量化”要求的原因。

文︱南方周末记者钱昊平、实习生姚宇馨

本文摘编自《南方周末》（微信ID：nanfangzhoumo），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2002年，35岁的陆昊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是当时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2013年担任黑龙江省省长，成为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视觉中国/图）

2016年5月中旬，湖北孝感市政府网站贴出了一则干部任前公示，生于1984年的洪永旺被提名为安陆市（县级）市长人选。简历显示，洪永旺在2012年已担任正处级的孝感团市委书记，此后4年又换过4个岗位。

尽管32岁的县长并不少见，但年轻的洪永旺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只是这一次，他的简历没有被发现破绽——没有破格提拔的经历，少了一些争议和质疑。

实际上，自十八大之后，对破格提拔年轻干部已经收紧、从严，这类公开的报道已经越来越少。

“破格”从严的决心来自高层。201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出席并讲话。针对一些年轻干部走得过快的现状，他表示：“早熟的果子长不大，拔苗助长易夭折。”他认为，干部多“墩墩苗”没有什么坏处。此后对年轻干部的选拔标准更加明晰，选拔要求也逐步细致。

新的干部选拔要求，被认为是“干部年轻化”实行三十多年来的一次纠偏和校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推行，公众耳熟能详的“干部年轻化”提法，在新的形势下不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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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抓紧培养年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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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年轻化”的提法，最早始于1980年代初期，当时干部队伍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思路，与当今民众对提拔年轻干部动辄质疑的态度不同，那时“年轻化”受到社会广泛支持。

当时受益于年轻化的政策，一批年轻人崭露头角。

1980年代后，干部年轻化成为一个常态的人才政策，但到1990年代党政领导层年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共中央连续出台专项文件，强调加大对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力度。

1991年，中央下发了《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1992年、1995年、2000年均有专项文件下发。

这些专项文件都对省、市、县党政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提出了明确要求。199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积极大胆地做好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在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干部一般要有3名，政府班子中要有2名，其中，至少要各有1名45岁左右的干部。

1995年的文件进一步提出，省级党政正职中，应该有一定数量50岁左右的干部。

2000年，中共中央首次召开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到会讲话。他从培养可靠的接班人、维护政党的执政地位角度，强调了培养优秀年轻干部的必要性。

胡锦涛在讲话中要求“不拘一格选人才”。从具体安排可以看出，对选配年轻干部的政策进行了放宽、突破：县级以上党政班子调整时要优先补充年轻干部，一时没有合适人选要空出名额、物色人选，本地区找不到适当人选的要通过交流选配。对于职数已满但缺年轻干部的，经批准可以“先进后出”，也即先选配年轻干部，超编的待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到限，或换届时再恢复到原来的职数。

这次座谈会召开后，中组部又一次发出专项通知，要求省级党政班子中，凡50岁以下的干部没有达到5名的，要抓紧配备，50岁左右正职干部的数量要有所增加。

在中央加大选拔年轻干部力度的总体思路下，1980年代到本世纪初，不少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甚至走上领导舞台。

现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宋秀岩，1983年还是兰州铁路局西宁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后来28岁的她直接由副科级干部提拔为副厅级，出任团省委副书记。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赵乐际，2000年担任青海省省长时不过43岁。

2000年选拔年轻干部座谈会召开之后，选配年轻干部力度继续加大。2002年，39岁的孙政才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孙政才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同年，35岁的陆昊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现在担任黑龙江省省长的陆昊，也是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

那一时期，一些出生在“60后”、当时40岁左右的干部纷纷获升副部级，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潘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孙金龙、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等，都是受益者。

强调班子年轻化的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一些四十多岁的地级市市长，直接被提拔为副省级领导。

刚刚退休的原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1997年就直接由河北省邢台市市长升任河北省副省长。广东省原省长黄华华，也是在1992年由梅州市市长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

在任的省部级领导中，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2000年由徐州市市长升任江苏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主席付志芳，2001年由河北省保定市市长升任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十七大召开的2007年，中组部对选拔年轻干部的成就进行了统计，从1982年到2007年，全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下降了8.4岁，6.8岁，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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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不是每个班子都硬性配备年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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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据全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原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的观察，2005年以后，在一些正式文件中，很少再出现“干部年轻化”的字眼了，更多的提法是“选拔年轻干部”。

王通讯的理解是，“化”具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改变的意思，就是年纪大的干部要让位于年轻干部，而“选拔”就没有一定要“化”的意思了。

到了2009年，选拔年轻干部的基调再次调整。这年3月，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座谈会再次召开，主题是如何培养年轻干部。而2000年那次座谈会的主题是促进培养年轻干部，少了一个“促进”，意味深长。

当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参加了会议，他指出要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

接着中组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这一次不像1995年、2000年那样提出要“不拘一格”，而是要“认真研究优秀年轻干部成长规律，探索破格提拔制度”。

也就在2009年，中央明确指出了“年轻化”不是“低龄化”。当年11月20日，全国组织部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第七期培训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要坚决纠正干部任职年龄“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从制度上保证老中青梯次配备的干部任职年龄结构，调动各个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中共十八大之后，选配年轻干部再次出现变化。

201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讲话中专门用一个章节阐释了他对选拔年轻干部的考虑。他明确表示，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结构，不是每个班子都硬性配备年轻干部。

习近平在讲话中用疑问的语气表示：“四十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乡镇主要领导干部了？五十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县市区主要领导干部了？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感到有干头、有奔头？没有道理嘛！”

“德才表现好的，群众口碑好的，还是应该用，不能简单以年龄画线。”习近平说。

在年龄不搞“一刀切”的干部任用思路下，2014年12月，中办印发了《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不把换届提名年龄作为干部调整年龄界限。

十八大之后，一些“老将”纷纷出马，印证了这一思路。2014年11月，58岁的浙江省省委政研室主任舒国增，被任命为中财办副主任。

今年2月，59岁的宁波市委书记刘奇升任江西省委副书记；4月，还差8个月就满60岁的河南省常务副省长李克，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5月，59岁的北京市委教工委书记苟仲文升任北京市委副书记。这些干部的年龄在过去会被当成是“船到码头车到站”，却在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思路下获得晋升。

特别是今年4月，已经60岁的辽宁省纪委书记林铎，跨省升任甘肃省省长，更是刷新了近十几年的干部任用惯例。

对于干部的成长，习近平认为“培养不等于照顾”，不能唯台阶论，但必要的台阶也是要的，一步登天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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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格”不能出格，不能“拼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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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思路作出调整之前，破格提拔年轻干部也出现过不少问题。

2011年，河北馆陶县任命了时年29周岁的代县长闫宁。媒体分析简历发现闫宁3年之内4次升迁，质疑其升迁速度过快，后闫宁以健康原因辞去代县长职务。

2012年，网络曝出了生于1991年的“湘潭神女”王茜拟任湘潭发改局副局长，曝光后王茜的任命被撤销。2013年，耒阳市“80后”副市长王卿、湘潭县27岁的副县长徐韬、生于1979年的石门女县委副书记刘琼相继被曝光。后来徐滔、刘琼的职务被免，按正科级职级安排工作。

中组部相关负责人后来也公开解释，这些年来大多数破格提拔的干部是优秀的，但也存在问题，存在“拼爹”现象，将“破格”变“出格”，选拔工作不透明，暗箱操作，影响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度。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破格提拔容易出现问题的层级往往在基层，年龄段也集中在“青年干部”身上，这既有暗箱操作的原因，也有政绩冲动下，一些地方对破格提拔年轻干部进行“量化”要求。

违规破格提拔年轻干部的做法，也引起了习近平的注意，他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上对一些年轻干部议论较多，究竟原因，主要是有的简单考虑班子年龄结构要求，不注意人选内在素质。“有的年轻干部‘火箭式’起来，一查都与一些领导干部沾亲带故，瓜田李下还要讲究避嫌呢。”

尽管选拔年轻干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该项工作的重要性仍不言而喻。习近平也明确表示，对年轻干部中确有真才实学、成熟较早的，也要敢于大胆破格使用，不能缩手缩脚，但破格不能“出格”，不能借“破格提拔”之名行谋私之实。

2014年，中共中央先后出台多个文件，对破格提拔进行了限制性规定，包括试用期未满或提拔任职不满一年的，不得破格提拔；不得在任职年限上连续破格；不得越两级提拔。

2014年7月14日，中央层面首次召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到会讲话，提出了选拔年轻干部的16字方针——拓宽来源、优化结构、改进方式、提高质量。

这次会议为今后一个时期选拔青年干部作出了指引，各地都对下一步选拔培养干部作出了部署。

但一些地方官员认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浙江省湖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干武东在2014年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他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在使用年轻干部时本位主义倾向严重，老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本来没有合适人选时，为了不让外地干部交流过来，往往会降格以求、临时找人。

南方周末记者对2011年以来媒体报道的22名1979年以后出生的副处级以上干部的籍贯，进行统计发现，有18人毕业后都在籍贯省内工作并得到提拔，其中13人是籍贯（地）市内工作被提拔。

在干武东的调查中，30.7%的人反映一些单位存在对年轻干部“使用多、培养少”的问题。

培养年轻干部，“挂职”是一种惯用方式。但干武东发现，有些年轻干部人下去心没去、事没干，纯粹是一个名义“镀镀金”，没有起到“墩苗”的作用。少数年轻干部知道组织上在培养他，下到基层后功夫没有花在工作上，而是热衷于经营人脉、编织关系网。

干武东建议，要从严监督管理年轻干部，让退出渠道畅通起来，不断拓展干部“出”和“下”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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